当我向伦敦朋友四处打探凌叔华女士居所时，原是不抱太大希望的。尤其是听伦敦大学资深讲师马森先生说，他前两年从中国学生处好不容易问来电话，但试了几次终没人接，现电话也不知搁哪儿了……如果能找到她，恐怕已八十好几了呢。
听着这话，心中难免升起一丝忧虑，但想到当年“五四”前后，曾叱咤中国新文学运动文坛的几位杰出女悍将，如今恐就只她一人时，就更急切地赶紧找了。
事隔几星期，总算等到回音，却是同行一位朋友打来。他说，费了好大劲才弄到，问我还有兴趣否?
迫不及待记下电话立刻拨，铃声响了不下二十几响，正担心马森先生的经验重演，那头终于传来一妇人声音，几句英语交谈，确定这妇人便是曾红遍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凌叔华时，心里好生喜悦。
虽然当时她因身体微恙，没答应我立刻见她，但我感觉出她是欢迎我的。
联络上后，本以为几小时的访问即可拟出访问大纲，没想到，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经一次次的造访，我愈发舍不得轻易下笔，因凌叔华的一生直可说是一部能反映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听着她细数童年从学贯中西的绝代怪才辜鸿铭学英诗，从齐白石、郝漱玉学画；燕京大学期间，如何在碾报》副刊、《现代评论》、《新月》刊物上展现才华；与北大教授陈源(笔名陈西滢，著有《西滢闲话》婚后赴日研读日本近代文艺的快活时光；战后侨居英伦出版英文《古歌集》(又名《古韵》)，倍受瞩目；为生活故，赴南洋大学教书四年；数度应邀将自己的国画作品及收藏在法、英、美等博物馆展出，佳评如潮……及至1970年陈先生过世，寡居伦敦迄今。
虽然十年前曾罹患乳癌，去年又不慎跌断腰骨而行动不便，再加八十三岁高龄却乏亲人照应的事实(独生女小莹远居爱丁堡)，任谁也容易落得自消自灭的境地，但凭着强韧的生命力、畅旺的人生目标，及英国福利制度下的社会工作者的热心关爱，凌女士为着她许多未竟之大志，坚强地生活着。
直到笔者动笔写此访问稿时，算算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竟跑了八趟，其实倒不全为访问，最主要可能还是被她娓娓道来的中国近代文艺史、趣闻所浓浓吸引吧!而且我心里明白，即使完稿后，我依旧会再去拜访她的。
第一次访问她，在公寓门口揿铃足足有十分钟之久，正愁不知如何进退，远远来了一位自称是福利工作者的英国青年，笑对我说，老太太听力不灵，得尽可能制造噪音才成，说罢，用劲在门上猛击几响，半分钟左右，门终于开了。
她头发全白，佝着背、拄着拐杖，面带微笑地领我进入客厅。待她一步步蹒跚地挪向横于客厅中的沙发坐定开口讲话，那口齿之清晰，思绪之明晰，却毫无一丝老态，叫人佩服得很。
以下就是综合八次拜望的访谈节录。
问：凌女土，您自从陈先生逝世后，就深居简出，能不能请您谈谈这十几年来生活的安排情形及您身体状况?
答：自从十年前得病，照过钴六十后，人也衰老，头发也白，吃不惯外国东西，一闻见牛奶、乳酪就要吐，现靠朋友到处打听着有没有中国厨子愿意到我家替我做。唉，生活是件大事，整日张罗三餐，使本来就把做菜视为苦事的我，现更觉得狼狈。去年初又摔坏了腰，现没有人陪就不敢出去，没有拐杖，就不敢走……中国有句俗话说，绑住老爷经得打，现在我可真被生活绑住了。我母亲以前常以广东话“一脚踢”怨叹女人如何被生活折磨着，想想我如今情景，也颇有几分无奈。
齐白石、康有为、俞曲园是家中常客；英文是辜鸿铭打的基础……
问：您为什么不搬去与女儿同住?
答：她与她的英国丈夫住在爱丁堡，外国女婿总比不得中国人有奉养老者的观念，而且女儿也忙，我不想添他们麻烦。
问：您行动不便，日常琐事都是由社会福利工作者帮忙吗?
答：这一点倒是住在英国的老人的好处，他们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地区护士早晚各来一次，去年圣诞节，一位护士还送我上飞机到爱丁堡……生活倒是可以对付得过去，只是年纪大了，难免受人欺，前阵子搬家，用了四名中国学生，结果好像抄家一样，一些管用的日用品全给小贼带走了。最近，我才发现，本来摆在书房一角的明清瓷器，还经苏士比拍卖行估过价，颇具价值，现也不见了，我也没功夫报警，而且找律师更是麻烦的事……
问：回顾您这一生，哪一段时间的记忆最常泛起于脑海?
答：应该说是十岁以前的童年吧，由于我的父亲是典型旧式文人，于光绪年间，曾与康有为同榜中进士，并点翰林，因此家中往来人士多属一时俊彦之士，像辜鸿铭、齐白石、王竹林、陈衡恪等。他们来家中厨子都准备很多点心，我因嘴馋，所以总围在边上等吃，无形中倒也耳濡目染学了些东西。像画家齐白石、陈半丁都义务教我画画，他们还自动送我两大樟木箱的画稿，可惜没带出来，“文革”时都给扔了。有一次康有为、俞曲园到我家，我因知道康有为写字出名，央他写一幅字给我，他问要多大呀；我说，你能写多大就写多大，等拿去裱才知实在太大了。想想当时真够淘气!
问：您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对绝世怪才辜鸿铭有极生动的描述，你觉得您的英文之所以基础打得稳，辜先生是否可居首功?
答：辜先生因为原配日本太太早死，姨太太嫌他穷困，不愿做东西给他吃，所以他常到我家摆龙门，直到深夜才归。一天，他叫我到他家，找书教我背，我没有书，他顺手拿出几本诗集来，第一天教我背几首，大概家塾先生曾训练过我背书，不一会就会背了，辜先生很高兴，叫我把书拿回家再背几首。可惜他家天天有客来访，来的客又常不肯走，我只好耐心坐在厅里等。如今想起，如果当时辜鸿铭不是辜鸿铭，说不定收获更多也未可知呢。
问：以您父亲旧式观念，对女孩念书是持什么样态度?
答：由于我母亲连生四个女儿，我们姐妹就立志要强，好让母亲别受欺负，父亲对我念书抱着顺其自然态度，但对我学画，却颇赞成的。也许是因外曾祖父是粤中画画大家，他总盼望子女中有人能传先人衣钵，而我又是家中惟一欢喜画画的小孩，因此，从小就延聘名家王竹林、郝漱玉教画。
问：您在小说《一件喜事》中所安排的人物，是不是现实生活的影射?譬如，凤儿是不是就是你自己?
答：风儿多半是，不过故事中五娘即是四娘。由于我妹妹淑浩在美国是医生，我们不想让洋人知道中国旧式家庭妻妾制度的真相，所以我们把母亲“行”给改了。我的父亲先后娶了四位夫人，我母亲是三夫人。
问：小说《一件喜事》及《酒后》，为您带来不少国际声名，请您说说详细情况好吗?
答：《酒后》发表后，刚巧日本一家很有名的杂志《改造》派主笔小火田薰良来到北京，预备收集几篇中国新文学代表作，翻译成日文，出一份中国专号。由于小火田薰良在美国研究李白诗全集时，认识北大教授杨振声，因此，透过杨教授将我的《酒后》拿去。《改造》是日本第一份具有学术价值的刊物，小火田薰良之举
亦可算是中日新文学的第一次合作，所以格外叫人注意。后来，鲁迅在他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对我的《酒后》也评了些话，人们就更注意了。在中国，好像只有鲁迅提过才有价值，才算数，其实《酒后》的成名，主要还是因受日本重视的结果。《一件喜事》最先是登载于中国《学衡》，后经日本东京帝大一名外文系俄文专修科学生先译成日文，再译成俄文，寄到莫斯科发表，等到莫斯科方面晓得作者是中国人，将文章复本寄给我，我才知道这篇小说竟远传至俄国呢。
泰戈尔来我家喝杏仁茶，徐志摩、胡适之等都到了，独郁达夫缺席……
问：有人曾将您比作“中国的曼殊菲尔”，您同意吗?
答：我是因为《写信》以自叙体形式表现，与擅长从心理学角度写小说的曼殊菲尔的一篇《小姐的女佣》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就说我仿曼殊菲尔。其实《写信》的取材完全是亲身经验，因为家中当差、仆人多，经常要我替他们写信，是这样触发我的灵感的。记得《写信》刚发表当天，徐志摩一早来恭贺我，赞我是中国的曼殊菲尔，我当时心里极不服气，就愤愤地说：“你白说我了，我根本不认识她!”觋想起来，觉得很好笑!最近日本一位中央大学容姓同学，拿我的作品与曼殊菲尔比较，作成论文，取得硕士学位，后将文章寄给了我，我也不想再争辩了，也许文人写东西，写来写去总是难免会雷同的吧!
问：您的文章，陈西滢先生都参加意见吗?
答：很少，陈先生是不太夸奖别人的，但却善于批评(一笑)。你若想要他说句好听的，比打他一顿还糟糕，所以我写东西都不让他看，免得他泼冷水，写不下去：其实，这就是他的个性，平常不爱开口讲话，以前与他出门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还以为他很骄傲呢!
问：据一些书上说，陈先生曾一度与鲁迅打笔战，挺出风头的!
答：是呀，当时为了鲁迅帮女学生赶新上任的女师大校长，将她的行李扔到校门口，陈先生看不过去，就在《现代评论》上还击鲁迅，后来因女师大常闹风潮，当年的“老虎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这一来鲁迅那一帮人更认为陈西滢有亲章之嫌，就更在《语丝》上对陈展开攻击。其实，陈先生与章士钊只不过同是留英的，并无其他关系，至于与女师大校长连面都没见过，但因女师大校长与陈先生都是无锡人，鲁迅就以为有啥关系，唉，真冤枉得很……。后来还是志摩在“晨副”上，以调人身分提议结束鲁陈论争，才渐渐止息的。
问：陈先生除《西滢闲话》一书外，还有何遗作?
答：后来他很少写东西，倒是抗战时，他在重庆为《中央日报》猛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论很受人注意。陈先生善于用犀利的字句批评时势，所以他很过瘾，但可把我害惨了。因为当时我回北平替母亲办丧事，我三番两次嘱他以笔名发表，他就是不听，结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时间，日本北平特务、宪兵等，不时来探问我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写信给陈先生叫他来北平……反正惹了不少麻烦!
问：书上说，您初认识陈先生是在一个欢迎泰戈尔访华的茶话会上?
答：对的，记得在欢迎茶会后第二天，泰戈尔及北平一群文人都到我家，本来我只想从东安市场买些洋点心，但母亲说不能给中国人丢脸，特地叫当差到外面订了一笼笼藤萝饼、玫瑰花饼、萝卜丝饼，还请工人现磨新鲜杏仁，大概二三十人罢，每人都喝两大碗，真是快活呀l记得当时年轻气盛，我还目无尊长地问泰戈尔说：“今天是画会，敢问您会画吗?”燕京大学先生在旁听到忙拉我一下，示意我不可乱说话，没想到泰戈尔竟真的坐下来，在我准备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些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画完了，还直谢我。之后，我还安排了一位大夫客串弹几首琵琶名曲，像《高山流水》、《寒鸦戏水》、《灞下吟》等，泰戈尔很开心。……记得当时徐志摩、丁西林、胡适之、林徽音等都在场，唯有郁达夫不见踪影。
问：为什么?
答：我们起先也不知道，后来才清楚原来是郁达夫没有棉袍，不能出门。我们当时立刻起哄要徐志摩赶紧为郁达夫买棉袍去，徐当时还故作生气不肯去，事实上，第二天一早他又去估衣铺买了。
问：我知道徐、郁两人是中学好友，但不知他们交情如此之深呢。
答：当时因为郁达夫的学生到他家后，总把棉袍穿走，没有棉袍就不能出门上课，一件棉袍若里与面不是丝棉也多是绸子的，买起来并不便宜，偏偏郁达夫又格外的穷，徐看不过去，就一次次地替他买，也亏徐家里有钱。后来大家知道了，故意开徐的玩笑，而他像是为善不欲人知似的，还经常不承认呢!
问：听说徐志摩与您的交情不错?
答：徐志摩当时是经常到我家找我，如果我不在，母亲沏杯茶后，他就会很老实地直坐在厅中等候。他对我的写作非常关注，经常给予意见与鼓励，像我的小说集《花之寺》，就是他出的主意，蛮具诗意的。
问：您应该也认识陆小曼哕?书上说，徐志摩与小曼婚后，两人并不顶快活?
答：我与小曼很熟，他俩在北京相恋时，我很同情他们。后来婚后生活常起冲突，主要是因为小曼的烟瘾老是无法戒掉，一戒就要生病，徐的收入也不够小曼开销。后来徐与旧识林徽音常来往。而小曼的生活就愈发艰苦了。
不过，我对小曼倒是做对一件事，我曾劝她有闲功夫不要天天去跳舞，并介绍她与陈半丁老师学画。1959年我回大陆，徐志摩的表弟告诉我：“小曼现已改邪归正，整天画画，曾开画展一次，现在已是上海艺专的教授了。”想当年短短一年的学画，日后竟转变她的一生。
问：“五四”前后的一些女作家，您比较熟的有哪些?
答：丁玲在未写文章之前，我就认识她了。她人倒谨慎，不像她文章中的莎菲女士，十足大家闺秀模样，这大概与她父亲是科举出身，母亲从小教她念旧文学很有关。
苏雪林是典型文人，上世纪70年代我到台湾，曾劝她多研究唐诗宋词，不要化太大功夫研究屈原，可惜了功夫，但她的脾气，好像是忠于屈原就绝不更改似的，现在不知她在台南境况如何了?冰心我与她曾在燕京大学同学二年，后来她赴美求学，就少有联系。还有黄英、庐隐等写得并不多，到后来就很少听讲了，至于林徽音，以外国语法写小说，倒是别出心裁，可惜因为人长得漂亮又能说话，被男朋友们给宠得很难再进步。
朱湘来珞珈山看过我后，就在武汉渡船上投江自杀了……
问：那么，男作家呢?有哪些有趣味的故事没有?
答：像王世杰、叶公超、沈从文、萧乾、石昭瀛、胡适之、梁实秋等都相识，而且时有往来。我认识叶公超是在新月诗社里。记得有一天陈西滢突然打电话要我与陆小曼到新月诗社吃饭，当时陈先生是北大外文系主任，由于陈先生是向来不请人吃饭的，所以我与小曼好奇的前往，才知道是欢迎刚从英国返国的叶公超，叶见是两名女子，初初有些讶异，但他这人又好说话，不隔一会儿就滔滔说起来了。后来听陈先生说，叶是他所聘的北大教授，他是惟一不经人情关说，自己毛遂自荐的，言下之意，挺欣赏他的个性。
问：还有呢?
答：经常为《大公报》文艺版撰文的沈从文，他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经我介绍的。他写了一篇乡下人进城丢了东西的小说，我觉得内容及笔法像极了法国作家莫泊桑，就拿给当时在《晨报》副刊当编辑的徐志摩看，徐兴致很高，竟然提议将莫泊桑的该篇作品找出来，细细地核对，后来因沈的文笔相当好，还是刊登了。沈写文章十分用心，往往完稿一篇修改好几次，后来他的《边城》被拍成电影《翠翠》，十分成功。
问：萧乾在您刚来英国时极照顾你，以前的交情如何?
答：说起萧乾令我想起一件有趣事儿，大概是民国十五年左右，我刚从大学毕业，萧乾突然介绍张秀亚来看我，当时我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后来才知道萧乾因已结婚，而秀亚才十七八岁，写的信内容又文情并茂，萧怕太太吃醋，就把她介绍给我，我成了过桥的老大姐似的。像沈从文也是一样，他因写了长得细高条，像枝梨花般的高青子后，就不敢再与青子见面，因怕妻子张兆和吃醋，只好替我吹嘘一番把她往我这儿送，真是好气也好笑。
问：为什么都找你呢?
答：可能因为我住在北平，而且是惟一在《现代评论》、《新月》社发表文章的女性，当时谢冰心尚未回国，我自然就成了中心人物了。
问：其他像鲁迅、郭沫若、巴金又如何呢?
答：鲁迅有肺病常咳嗽，有时还吐血，脾气大得很，是很难对付的人。他的太太许广平在天津女师时小我一班，那个时候我们俩的作文常被贴在壁报上，两人常去看壁报就谈上话，后来熟了，许虽离开天津还与我通信。说起与许的这段交情，我也可向鲁迅骄傲一下，我还较他早认识许广平呢!至于郭沫若只见过两三面，不怎么认识，他人好像很骄傲，总坐在那儿冷冰冰的不睬你，我们知道他很有名气，不敢招惹他。巴金人很聪明，但不太敢与他这种人谈话，因为怕出丑，他批评人有时相当尖刻。
问：当时的文人，有几个死于非命，像徐志摩、郁达夫、闻一多，及朱湘，是个人命运乖舛，还是时代的悲剧?
答：是啊!像徐志摩死于坠机……郁达夫太单纯了，太低估日本皇军了，他以为他日文好，常与日本人打交道，就不会遭日人的报复，结果在对日战争结束前夕，硬是被日本人一枪打死，可真惨呀。还有诗人朱湘短短的一生过的是穷愁潦倒的日子，那年，他从南京逃到汉口，写信到珞珈山给我，说要来看我，过几天我见到他，形容憔悴，他嗫嚅其词地表示已走投无路，但当时打仗期间，谁也不敢留客，所以我就没留他；可是，第二天我看报纸，才知他竟从汉口到武昌的渡船上投江自杀了，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其实沈从文也曾自杀过，还有萧乾在“文革”时也有自杀三次的记录，惨得很l
我在遍地死尸、难民的川西，开始与维吉尼亚·伍尔芙通信……
问：我们换点轻松的话题吧!为什么有一阵子你被误为大众情人?
答：是这样的，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准备北伐，由于政治局势不安，中国新文学的活动重心由北平南移上海，文人作家多前往广州参加革命，可是一个月要出刊两次的《现代评论》还是由留在北平的我充当非正式的主编。当时文章不论在登之前或邮寄中，都会受到北洋军阀的检查，为了免去这关，这些在南方的文人在寄文章给我时，都夹了许多抄来的情书，以便蒙混过关，像唐有壬等都是这样的，无形中，我好像成了爱神的偶像似的!
问：据秦贤次先生替您编的年表中，提到您自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时，曾获颁“金钥匙”，能否解释这有何特别意义?
答：燕大当时对学生要求，不仅注意课堂学问的汲取，更注意课外活动是否灵光，我因为受到英文戏剧老师的鼓励，在校期间，曾编过两出英文短剧《月里嫦娥》、《天河配》，以西乐的方式呈现出，从布景、对话、舞蹈、音乐全由我一个策划，好在当时我家工人多，请他们帮忙做布景，不必花钱；表演的服装，找梅兰芳借，居然他也一口答应，只是他的衣服宽大无比，又不能改，我们后来也不知怎么穿上的。总而言之，这二出戏在协和医院小戏园演出两天，简直大爆满，共卖出一千多张票，后来剧本还被刊登在北平的《科学及文学期刊》(Journal of Science and Literature)，真出尽风头。卖票所得二千多元全给基督教女青年会秘书拿去赈灾了。大概是我在这方面的成绩及课业的表现都不错，所以得金钥匙，其实应该还有一项条件，现记不得是什么了!
问：据我所知，您大学的第一年，并不是念文学，对不对?
答：是的，我原念的是动物学，因为我想当哥德。(很开心地笑了!)哥德是念动物的，所以我就处处学他，而且我妹妹学医，而动物学中有门解剖学，说不定可与她配合。但后来一位英文老师读了我的作文后，坚持认为我在文学上会有发展，并借给我意大利宗教家阿西西(Francis Assisi，也是动物、自然界的爱好者)的几本书，还保证我读完后会改变主意，后来果然转系。当时周作人老师对我也真帮忙，完全是那种望子成龙态度，他为让我顺利转成，特别让我把日文列为副科，当时燕大外文系除有两种语言为正副修外，尚需有两种副修，而当时燕大尚无日文科，周作人破天荒赠我三四尺高的日文书恶补，好在幼时住过日本，有底子，考试时，还算轻松过关。
问：您转系一事，我觉得应是正确的，至少这对您在抗战时以英文撰写《古歌集》有很大帮助，能不能谈谈您当初是什么动机，会开始用英文写作?
答：我这本《古歌集》主要内容是抗战时与英国名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通信，一直到1941年，伍尔芙不幸去世，我们的联系就中断了。打完仗，我到伦敦，才在英国桂冠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Sackville West)的帮助下，找到了伍尔芙的丈夫，再从伍尔芙的旧居找出了我的手稿。到1953年《古歌集》由英国何盖斯出版社(Hogarth Press Ltd.)出版，没多久，就被译成法、德、俄、瑞典语出版，非常的受到注意!
问：可是，您怎么会想到与伍尔英通信，后来又怎么找到萨克威尔·威斯特的?
答：我曾在战时读了伍尔芙的一篇文章叫做《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A Room of One"s Own)，心里感触得很，因为当时住在四川西边最偏僻的地方，每天出门就面对的是死尸、难民，乌烟瘴气的，自杀也没有勇气，我就写信问伍尔芙，如果她在我的处境下，有何办法?结果她回信说：“战争是最了不起的事，只有不停的工作才能面对它。”于是我接受她的建议，开始用英文写自己的生平，写好一篇就寄一篇给她……这样来来往往，后来我才知道伍尔芙从未收过任何一名学生，我可以算是惟一的一个了。
为了生活，奔走于南洋、北美、英伦之间，中断了写作……
问：桂冠女诗人萨克威尔·威斯特又怎么认识的?
答：对了，我是偶然读报，见英国《卫报》有一篇写“中国药草花园”的文章，作者是以写《大地》获英皇颁
桂冠诗人的女作家萨克威尔·威斯特。我就写信去表示有兴趣参观，她竟客气地请我到她的城堡里喝茶，闲谈中，才知她与伍尔芙是最要好的朋友，她知道我与伍尔芙通信的事后，代我出面找伍尔芙的丈夫，这样才找到我的手稿。后来萨克威尔·威斯特也鼓励我写一篇有关中国北京的花园，曾登在《乡村生活》(Country Life)杂志上。
问：真像听故事一样，《古歌集》这样成功，为什么没考虑再继续创作下去?
答：是啊，当时我的“文学代理人”(Literate A-gent)曾劝我再写一本，因为他认为我很有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后来为了生活，到南洋教书去了。如果当时世故些，坚持一点，说不定真有希望。许多朋友对我到南洋教书，直觉得是杀鸡焉用牛刀，替我抱不平。
问：是啊，英国《泰晤士文学专刊》(Time LiterarySupplement)在1954年还特别撰文介绍《古歌集》，他们这文学专刊通常不肯轻易为文称道人的，足见《古歌集》是具世界级水准的。不知您手边有没有，可借我拜读?
答：好的，可是也不知搁那儿，如果我找着再借你!
问：你提到，为生活故，到南洋教书，是怎么回事?
答：陈先生当时既要主持“中英文化协会”的工作，也担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任常驻代表。由于国民政府退居台湾，薪资无法随着国外生活水准调整，反而削减许多，我整天枯坐愁城，也不是办法，于是逼得想得开，也开画展，也教起书来。我在南洋大学教白话文学四年，期间写了不少散文，像《重游日本记》就是当时的作品。记得1970年回台时，陈方迈先生及其他故宫的朋友们，特别买了许多本送人，他们对文中我对“禅”的解析，特别感到赞许。后来，因为孙女乏人照顾，陈先生频频电报催促，就匆忙结束教学工作，返回英伦。我的南洋学生后来写信给我，抱怨新去的老师徐訏，老是选些爱情小说作教材，学生们嫌啰嗦；后来徐訏教了一年就教不下去了。现回想起来，当时到南洋换换空气也是对的。后来我又短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书，希望藉机能写出第二本《古歌集》来，结果又为家庭的缘故，被陈先生三番两次的催，只好又作罢。很冤枉，一旦中断，要想再接下去就不容易了，所以我常说，我为生活、家族牺牲，实在不公平，唉……
问：您刚提到开画展，许多书上都提到您的画是不求形式、不拘体格但妙趣横生的文人画，在巴黎塞禄斯基博物馆展出后，轰动整个巴黎艺术界，能不能谈谈当时的盛况?
答：塞禄斯基博物馆为了纪念第一位将东方画介绍到法国的汉学家格鲁齐逝世十年，请我将历年珍藏的元明清文人画及我的近作三十多件在他们馆内展出。当时蒙常玉、潘玉良的鼓励，我才鼓起勇气答应展出，结果非常成功，巴黎《世界报》、《前锋论坛报》的艺评都非常恭维我，接着法国电视台也来访问我，后来听说中国画被列入学校的课程。另外，还有一件很过瘾的事，但很少人知道，当我的画在塞禄斯基展出的同一天，日本朝日、读卖新闻也送了近百件日本文人画在小罗浮宫展出，但次日《前锋论坛》的评论中，仅提到日本插花很美，至于日本画则毫无一句赞词。妙的是，画展开幕的第三天，日本驻巴黎领事特别请我赴官邸吃饭，并在门口亲迎，真是典型日本人，不会因为比不上你而生闷气，反而端出笑脸，表示佩服之意。
问：您除了法国画展，在英国、美国也都开过，是吗?
答：当时，在英国庞德街画廊(Bond StreetGallery)展出的作品多半是反映《古歌集》故事的插画。由于萧乾在回国前，曾经将他在伦敦的左、右两派英国朋友介绍给我，大概是萧乾这人很有魅力，还是他做人很成功，日后这些朋友真是对我关照有加。开画展时，替我当接待的是桃乐丝·伍德曼，她是当时英国左派政坛第一号人物金斯利·马丁(Kinsley Martin)的女朋友，势利的英国人还以为我与他们有什么了不得的关系，无形中抬高我的声势不少，展期中，居然还有两名犹太妇人前来要求我替她们引介认识桃乐丝·伍德曼呢。所以英国画展萧乾是帮大忙了。
问：美国波斯顿博物馆也展出过您的作品?
答：波斯顿画展完全是意外，一九五几年，我到波斯顿博物馆参观，馆长富田知道我与日本画家乔本观雪熟，特别对我另眼相待，恰好当时在哈佛的赵元任、洪煨莲、杨联陞在旁怂恿，于是临时起意，短短两三个月内准备妥当。我特别央求当时法国艺术学院院长(Andre Moroise)为我写序，当时他提出的交换条件是我得送他一张画，结果我画一幅西湖水墨画，他非常欣喜，就替我写了很受用的序。在波斯顿画展时，他的序的确很对美国人起了些作用，因为说实话，美国人当时连什么叫“文人画”都没概念，但他们也知道张书旗的花鸟也不能代表中国画。我记得第一天就卖掉十七张，这实在不是件简单事，你晓得梁实秋有一篇文章描写开画展像追悼会般的悲哀。可惜当时女儿要结婚，我不能等到画展开完，又匆匆返英。
问：你现在还画吗?您觉得您的字好，还是画好?
答：最近很少动笔，画家需要清静，也要有那个心情才成。我的字与画都差不多(一笑)，我不像齐白石硬说他诗最好，字其次，金石第三，画最后，我倒看不出他诗有多好!
问：您觉得画画要天分，还是靠后天勤练也成?
答：是要讲点天分的，画画倒不像弹钢琴需要天天练，像齐白石之所以出名，一部分也是被生活逼的，为了收入就拼命画，像他年轻时练过一段时间，中年后就不需要了。我几时有画会，就早晚一心一意的画，通常构思较花时间，下笔倒快。
(说到这，她忽然不寻常地沉默许久，然后很有顾虑地提醒我下笔要谨慎，力求中庸，她说，中国人向有憎人富贵、厌人穷的心理，你懂吗?我赶紧点头表示理解。)
问：您对未来有什么计划?
答：我心里还是想着很多事情要做，但此时此刻就好比盲人骑瞎马般，很多主意都无法进行。比方我收藏多年的东、西汉石拓画，很想将它们拿到美国公开展出，让洋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不要叫人老把小瘪三的旧式形象与中国人结合在一起。还想再到美国一些著名的博物馆看画，或再到南洋走走。
问：可不可能再访台湾?
答：这一阵子也常想，因台北有些老朋友，1970年为陈先生追悼会回去时，叶公超还特地设宴红宝石，谭祥做了味道鲜美的各式春卷……北方馆子一条龙的饺子……都令人难忘!老待在英国抱残守缺也不是办法，说不定，我会再去看看!
(凌女士的记忆是惊人的，尤其是她所谈的童年往事，但似乎对眼前的事情，倒反有些迷糊了，当她托我把她的散文集转交林海音女士，题字时才问过我今年是一九八几，但下笔时仍写成一九八六。)
原载1987年5月6日、7日台湾《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