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通一生经历传奇,跨越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从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最后到抗战前后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新中国初期的领导人。将近73岁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泽东曾高度赞扬陈叔通过去不事权贵,坚辞蒋、汪任职的高风亮节,称其是“出淤泥而不染”。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陈叔通的秉直相谏,毛泽东称其是“共产党的一名诤友”。
商务印书馆曾经的大管家
1876年8月7日,陈叔通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名敬第,字叔通,号云渭(一作糜),行三,辛亥革命以后以字行世。他自幼禀承家学,特别是在古文诗词上独具慧根,因此在早年立志功名。1902年,年仅26岁的陈叔通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接着朝考,点了翰林,并授翰林院编修,陈叔通的这段经历在江南一时传为佳话。
然而,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陈叔通忧国忧民,开始向往维新运动,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备加推崇。辛亥革命前,他是宪友会会员,主张君主立宪政体,但他同情革命,和革命党人颇有往来,特别是与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有深交。那是在1903年,陶成章曾两次潜入京师,到陈叔通的居住地,密谋为徐锡麟捐资买爵,以便乘机起义。
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在法政大学期间,他开始接触到兴中会的革命思想,但此时的他仍希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维新事业能够得到成功。1906年夏,他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在清政府的资政院供职,任资政院民选议员。在资政院的时候,陈叔通看到大小官吏的尔虞我诈、没有振作图强的迹象,开始对维新思想产生怀疑,逐步倾向于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时年36岁的陈叔通对辛亥革命的胜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了热烈的拥护。这期间,他由浙江省推选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还担任了《北京日报》的经理,为国事奔走各方。袁世凯托人以每月600元高薪,笼络、收买国会议员,陈叔通严词拒绝。但袁世凯很快攫取了革命果实,陈叔通极为愤慨,他积极地投入到由梁启超、蔡锷等发动的讨袁斗争中,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职务。这时,他的老友张元济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15年8月,他应张元济之邀,南下上海,建立了反袁的秘密联络点。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起初西南各省的军政要人大多持迟疑或者观望的态度,护国军进展不甚顺利。当时督办江苏军务的冯国璋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瑗是陈叔通的同科翰林,彼此之间交情很深。陈叔通与黄群商量后,由黄群赴南京劝冯国璋内应,并且通过胡嗣瑗得到冯国璋通电讨袁的底本。因而各省要人先后响应起义,护国运动也在各地蓬勃兴起。袁世凯死后,陈叔通对国家寄以希望,认为从此可以走向新生。
但是,现实却是各省军阀的连年混战、争权夺利,陈叔通陷于“莽莽神州长夜似,问天无语奈愁何”的失望和苦闷之中。这期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陈叔通以刚届不惑之年,慨叹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而两鬓渐斑,对政治生涯深感厌倦,甚至产生“积悔”的心思。于是,他怀着做好出版、教育事业的心情,致力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任职达十年之久。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的一家出版机构,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在国内各重要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地设有分馆,组成了庞大的推销网,在社会上和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在这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却危机丛生:在外部市场上,产生了劲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无疑受到它的强劲挑战。这当然需要认真对付,然而这还是次要的。关键在商务印书馆的内部出现了很多问题。
商务印书馆自1902年成立印刷所、编译所、发行所三所后,全局由总经理夏瑞芳协调,三所相对独立,但盈亏总计。夏瑞芳主持发行所及全馆财政,印刷所由他之妻舅鲍氏兄弟主持,编译所由张元济主持。鲍氏兄弟极尊重夏瑞芳;而夏瑞芳极尊重张元济,所以夏瑞芳调度三所的实质是:使印刷所尽可能满足编译所要求,使发行所尽快回笼资金,支持印刷、编译两所。1914年,夏瑞芳遇刺殁后,印锡璋任总经理,高凤池任副总经理并兼发行所长。1914年之后,董事会推选张元济任总经理,他不就,后由高凤池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位,张元济则任副总经理。两人性格迥异,时有龃龉;加之他与张元济的经营理念迥然不同,后来意见渐积渐多,导致两者矛盾重重,很难相处。以上问题致使商务印书馆内部的三所也互不相顾,各自为政,全馆极为涣散,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这样,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张元济希望自己的老友陈叔通进馆后能为商务印书馆的行政改革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很多亟待解决的、事关全局性的制度建设问题。
陈叔通进馆以后,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他感到商务印书馆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时商务印书馆所辖的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政出多门,缺乏联系和协调。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顾,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冲突,也严重影响了整体事业的发展。有鉴于此,陈叔通认为必须设立一个总机构,把三所的行政、人事、财务都集中起来,以作全局思考、通盘筹划,只有这样,商务印书馆的业务才能有条不紊,不致互相掣肘,在与中华书局商战中受挫。起初,他建议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指挥调度三所的总管理处,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全馆行政事务。此项意见原则上被高层接受,但实际无法产生一个能调度三所的人。既然一、二把手不能融洽一致,常意见相左,谁又能调度呢!
陈叔通从这个实际出发,退而求次,建议成立会议制的总务处,而不是总管理处。总务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一个协调制度的名称。它由总经理、经理(副总经理)、印刷所长、实职编译所负责人、实职发行所负责人5人组成,定期叙谈,是为常会。所与所需要协商,是为特别会议。涉及具体小部门,总务处长以记录身份参加会议,可列席陈述、发言,但无表决权。会议采取协商一致原则:意见一致,便执行;不一致,下次再协商,协商一致后再进行活动。这使三所之间联系改善,不致掣肘。此外,全馆财务、文书等事务,集中属总务处。总之,它是总务处会议的事务部门,但它不能指挥三所。张元济欣然采纳,并请他拟定组织大纲和各种规章制度。
在陈叔通的辛勤组织和工作下,商务印书馆在原来的三所之上又设立了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总务处,作为馆内的最高行政决策机构。1916年,总务处正式成立,陈叔通担任总务处处长,负责主持汇总的各项工作。从此,商务印书馆有了统一调度、协调三所的最高决策机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陈叔通在任期内,总务处定期组织召开有总经理、经理、三所所长参加的总务会议,制订业务计划,协调各项工作,商定馆务大事。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业务,在此基础上他也逐渐建立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规程(全馆文书档案的建立即始于此时),形成了一个科学的集中分层管理体制。
统一的合议制管理机构,使商务印书馆摆脱了旧式的管理,开始向现代新式管理转变迈出坚实的一步,也使各所、各科室之间密切了工作联系,保证了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促进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事业的发展。陈叔通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1920年,张元济欲辞去经理一职。但是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没有张元济,后果将十分严重。为了协调张元济和高凤池的矛盾,解决这个棘手问题,陈叔通提出仿照永安公司的做法,在总理和经理“二理”上另设监事会,张、高均辞职,转任监事会的监理,从而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矛盾,保证了商务印书馆的内部团结。
至1926年,张元济辞去监理职务,陈叔通也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金融业巨头叶揆初的邀请,离开了商务印书馆。陈叔通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十年里,正是由于他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这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经济萧条,社会不景气,商务印书馆陷入困境后,全馆又推举陈叔通为董事。全国解放后,陈叔通虽身居高位,但仍关心着商务印书馆的事业和发展,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积极协助商务印书馆实现了公私合营。
集成300余幅名家画梅
1927年6月,陈叔通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金融业巨头叶揆初的邀请,在兴业银行驻上海的董事局内担任了银行的常务董事。由于他工作认真、处事谨慎、洁己奉公,从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个人谋私利,业绩上也极有建树。他也从不和别人合伙投资或担任其他工商企业的董事、监察人等,因而一生未卷入任何工商经济纠葛,当时他在社会上很有信誉,是一位卓有声誉的金融家。
陈叔通自从1915年进入商务印书馆从事工商业及后来他从事金融事业,便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出仕做官之邀请均予拒绝。但与此同时,他又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国家的安危,记挂着人民的疾苦,忧时伤怀,时思救国匡时之道。
在军阀混战、遍地干戈的年代,报国不易,这就使他陷入一种矛盾的状态:既不愿随波逐流,又找不到正确的道路,他只好在书斋门楣上挂着一道匾,题曰:“有所不为斋”。
这期间,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为了让社会上著名人士出来为他们装饰门面,蒋介石本人也曾不止一次亲自点名、派人来“邀请”陈叔通到南京担任“要职”,但都遭到他的谢绝,无不空手而返。一次,吴鼎昌奉蒋介石之命来游说,但当他见陈叔通书斋门楣上的“有所不为斋”匾后,只得摇摇头悻悻而去。他也多次向友人表示“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不愿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流合污。
陈叔通因家学渊源,工于古文诗辞,擅长旧体诗。此期间,平时他在居所寄情诗画,遣兴花草,好金石文物、古器美石,曾得汉器二尊,故又名其斋曰“汉双婴斋”。祖籍杭州的他自幼对梅花情有独钟,而杭州的孤山多梅,名闻天下。他的先辈曾致力于收藏书画,大多在战火中被毁,只有一幅明代唐寅的墨梅保存下来,传给了他,后来成为“百梅之首”。此后,他把收藏书画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和兴趣爱好,广为收集梅花画,定下的目标是“期于足百而止”。
时局动荡,经济拮据,给他的搜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但他悉心收集,沉浸其中,常常好像着了魔一样的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成功的欢乐和失败的烦恼时时交织心头。有时,他看到了好画,想买而又缺钱,他总是想方设法与卖方周旋,或者辗转告贷,或者分期付款,或者用心爱之物交换,一定要把画买到手。
从开始到集成百家,前后共花了三十多年,这样,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以画梅著称的每一流派,各种风格,无论幅、轴、卷、册,陈叔通都收而藏之,选其精华,除其重复,终于集成了300余幅名家画梅。后来,他又收藏到高澹游的《百梅书屋图》,便自号“百梅书屋主人”,遂以“百梅书屋”为斋,借以表达自己的节操。陈叔通也曾付梓印成《百梅集》,今天坊间早已绝版。年代最早的,有元末王冕的墨梅;较近的,也是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作品。如明人陈献章所画的梅花长卷,长三丈有余,题曰“孤山烟雨”,绢为地,呈绛色,繁花细蕊,纷葩烂漫;明人刘世儒的作品长约两丈,题曰“寒云侵晓月,清露落水华”,水墨淋漓,挥洒成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陈叔通的“隐居”生活被打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认识到自己再也不能“有所不为”。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和各种支前活动。此时,他以迟暮之年,遭受河山破碎之痛,心境悲苦万分的程度可想而知。他在诗中写道:“弥天兵氛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与张元济、项揆一等一批友人积极支援抗战,募捐劳军,不辞艰辛,积极支持和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陈叔通从1915年弃政从商以来,二十四年中五次迁居,住屋愈迁愈小。1939年,他更是迁居乡下吉羊村,但他相信物极必反,所以他要挣扎着活下去,热切地盼望着胜利的到来。他抱着沉痛心情,磨砺意志,以保持晚节自勉。当时敌伪一再派人邀他出来担任伪职,他杜门谢客,坚决拒绝。
参与领导新中国走向复苏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之一。新中国的成立使陈叔通重新焕发了青春。
在解放初期,陈叔通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他不顾古稀高龄,不辞旅途辛劳,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他在全国政协担负了繁重的工作任务,不是接待外宾,就是参加有关文件的起草与讨论工作,常常代表常务委员会向政协全体会议作工作报告。他还经常外出视察调查,参加座谈,作报告,鼓励大家要坚决跟党走,为祖国作出贡献。
陈叔通认为,他过去对人民事业贡献很少,现在一定要补上去。他向党的领导人表示,“你们要我做什么,我一定认真去做”。正因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了这种认识,他对党交代的工作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他说:我同党一心一德,决不会负虚名而不负实责。他自认为对社会主义理论、对党的方针政策,是解放后才开始接触学习的,因而非常注意认真研读党的文件。年纪大了,不能记笔记,主要靠想、听、问来领会文件精神。他因年高耳背,在小型会议上,常依次坐到发言者身边,仔细倾听。
抗美援朝时,他坚决支持党作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号召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认购爱国公债,积极支持各界人民赴朝慰问,以支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斗争。由于年事已高,未能亲赴前线,他引为憾事。
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他怎么也坐不住,也想亲身投入进去。对此事,毛泽东极为关心,担心陈叔通年岁已高,身体是否能允许。为此,毛泽东专门给陈叔通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这令陈叔通感动不已,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陈叔通到一些地方视察土改情况,有时还住下来,体验生活,深入了解土改情况。他还积极支持思想改造运动,并在运动中重新改造和确立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党提出每一个政策方针,陈叔通总是认真学习,认真贯彻。例如党提出“火葬”,一般人认为老年人不易同意,但他却是坚决拥护,认为这是移风易俗的好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特意将自己珍藏的“百梅图”和其他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1955年,陈叔通曾帮助科学家钱学森回国,使新中国迎来了被美国当局看来“能抵挡五个师”的世界级科学家。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当美国当局得知身为美国火箭先驱人物之一的钱学森将要回国时,联邦调查局以“携带机密资料”、“非法入境”等无理指控,在美国的海关拘捕了他。幸亏美国的友人拿赎金保释他出来,但却24小时受监控。钱学森当时为摆脱特务监视,在小香烟纸上亲笔给自己的同乡兼与长辈有深谊的陈叔通老人写了一封信。由其夫人蒋英借上洗手间之机寄给在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然后又转寄住在上海的钱学森之父——钱均夫,再由他寄给北京的陈叔通,请求我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一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这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当他拆开看时,发现署名竟是“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后,才知道原来是钱学森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并表达了自己愿意回国的强烈愿望。陈叔通觉得意义重大,当天就向周恩来汇报,并把信呈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授意王炳南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无理扣留钱学森与美方进行交涉。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不得不与中方达成了允许平民回国的协议,这也是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二十年!而且,钱学森归国不仅开创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新局面,还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海外学子归国潮。
钱学森对陈叔通援救他回国及其给予的关心深表感谢。钱学森回国后,曾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幅郑板桥真迹《梅竹画》馈送给一向爱好梅花立轴的陈叔通,以示敬重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