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写意性表现手法是两汉雕塑艺术的显著特征，这种表现形式分别从形体的夸张变形处理、技法上线条的灵活运用及雕与绘的混合表现处理手法和广泛的题材三个方面来讲，写意性处理手法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深入研究汉代雕塑的写意性处理手法对于研究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塑造城市形象和文化品牌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汉代雕塑；写意性；城市公共艺术
大气磅礴的汉代留下了门类众多的文化遗存，汉代雕塑以其雄浑大气、质朴简练的写意性艺术风格在众多的文化遗存门类中独树一帜。鲁迅先生曾对汉代雕刻做过“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高度评价。汉代的写意风格是雕塑中最具特色、最明朗的艺术表现形式，创作者用质朴简练的线条艺术和高度概括而又夸张的造型处理手法刻绘塑造对象，与秦俑的写实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巧若拙的形象和简约的表现手法表现了一种淳朴的精神观念，是一种象之外形，意之内在的意象表现。汉代写意风格雕塑从功能和形式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地下陪葬俑，以徐州楚王陵出土的汉代陶俑为代表；另一类是纪念碑类石刻；还有一类是汉画像石，三者均为墓葬艺术。
1 汉代雕塑的写意性表现
1.1 形体处理上夸张变形，注重气韵生动的整体美的表现
汉代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使得汉代雕塑作品大多不受拘束，呈现形态夸张、千姿百态的态势，写意性表现手法的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特点也使得夸张变形成为一种处理手法上的必然。在造型上多把对象归纳为简单的、不规则的几何形体，这种高度概括的艺术处理手法在形体上具有完整性的特点，这使得作品不仅更加具有原始的野味，给人以稚拙、朴野之感，而且在作品气韵的传达上也更加生动整体，从而达到更加传神的艺术效果。如徐州驮篮山楚王墓出土的《陶女舞俑》，由18件乐舞俑徐成的“乐舞团”，4人抚琴，4人敲钟磬，2人吹箫，8名舞者。乐俑的动作真实，形象生动，其造型虽简约却极具神韵，舞俑两人一组，穿绕襟深衣，双臂甩袖向上，长长的衣袖自然垂落，双腿微微前屈，夸张的“S”形躯体轮廓流畅，曲线优美，展现了因头、颈、腰扭转而形成的动态之美，细腰长颈，轻盈飘逸的舞姿，展现了柔婉的舞蹈风格。可见，汉代的创作者们对于“谨毛失貌”、“形具而神生”的古典美学法则，已经有了充分体验，并具备了生动的表达能力。这种高度概括的处理手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事物整体形象的概括；二是对整体的形态特征的概括；三是对局部形体进行归纳总结。
1.2 表现技法上如鱼得水般的线条的运用及“雕与绘”的混合表现处理手法
对线条的高超的艺术处理是中国画中的显著特点，而汉画像石却将绘画艺术与雕刻艺术结合起来，将线条运用的如鱼得水，用平面阴线雕和浅浮雕两种雕刻技法将立体的物象化作飞动的线条，着重从对刻绘对象的感觉出发，运用模糊、简洁、夸张等手法自由而大胆的表现，线刻细腻真切，有阴柔之丽，浅浮雕浑雄苍健，有阳刚之美。徐州地区汉画像石的用线一般较古拙，显得粗犷、稚拙，线条运用自由，具有较强的概括力和表现力，能很好地表现所绘物象的性格特征和运动感。所表现出来的线条或粗犷浑厚，或坚挺苍劲，有着中国书画的表现特征，特别具有 金石味的“内在美”。此外，雕与绘的处理手法还体现在对体积较大的原石的形态处理上，如《卧马》和《跃马》，在表现马的四肢时，只是用线条简单的刻画出关节结构，并不对体积做处理，保存了体积的完整性，达到浑厚的效果。汉代雕塑中，尤其是浮雕中，多采用阴阳线的雕刻手法来突显形体，这与西方用过形体的压缩所形成的层次感不同，由于汉代浮雕的用线凸形的特性，所以浮雕起位都比较低，没有大的体积起伏感，更接近绘画中的痕迹感的处理。
1.3 题材选择广泛，既有充满了想象力的人神共处的场景，也有反映民间百姓社会生活的场景
艺术工匠用超现实手法传达意境，如甘肃武威出土的青铜雕塑“马踏飞燕”，作者将昂首甩尾的马的右足踏在一只飞燕身上，飞燕展翅回首，寓意奔马速度已超过了飞燕，赋予作品深刻的意境。这种写意的浪漫处理手法，在汉画像石中也非常多见，出现了大量的神话传说人物，如女娲、伏羲、西王母、人首兽身等形象，这一方面说明了汉代时期的升仙思想，另一方面又说明艺术家们在创作时的主观情感的抒发和对作品意境营造的重视。
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用多样的题材来表现民间生活，赞颂民间生活中人们的积极乐观、自在率真，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的生活状态。例如，汉画像石中对宴饮、牛耕、车马出行、庖厨等生活场景的刻绘，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抓住瞬间打动内心的真实的感触，达到自由无拘、物我两忘的创作状态。
2 写意性表现手法与徐州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创作中的契合
公共艺术作为存在于公共环境空间中的艺术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其内容也在不断地扩展，由传统意义上的雕塑、壁画等纯艺术形式发展至将公共空间中各种公共设施也包括在内，甚至表现为独特的设计空间，在城市形象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任何一个树立两汉文化品牌形象的细节都不能错过，公共艺术作为公共空间环境中与公众产生直接关系的艺术形式更是需要进行有效的设计。汉代雕塑的写意性表现手法刻绘的对象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其造型艺术与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创作语言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通过以上对汉代写意性表现手法的分析来看，徐州现代公共艺术的创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学习汉代雕塑对作品整体性的把握。这种整体性的把握可以通过团块的造型来体现，因为团块的整体中包含着浑厚之感。如汉代霍去病墓前的石刻，就多选用团块状的石材，增添了古拙浑厚之感。另外，整体的外轮廓还可以模仿自然界中的事物，如山、石，云等造型，给人自然朴素之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豹，现今其大型仿制石雕，雄距在徐州“汉桥”两侧，作品用圆雕的技法雕刻出大的形体结构和空间，体现出雄大张扬的气势和憨态可掬的表情。第二，造型手法上学习汉代雕塑的夸张变形，力求做到求神似不求形似，遵循老子“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美学理念。第三，技法上学习并继承汉代雕塑对线条如鱼得水般的运用和“雕与绘”的混合表现处理手法。利用线的变化勾勒对象的形神特点，配合浅浮雕、圆雕等技法表现汉代粗犷而苍劲，自信又进取的时代精神。第四，题材上学习汉代丰富的表现内容，上至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下至贴近百姓民间生活的场景以及对古外今来的历史故事得描绘。除此之外，在色彩及材质的运用上也要充分考虑汉代时代特征，《庄子天道》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是对汉代审美最贴切的定位。
3 汉代文化语境下的徐州公共艺术设计的思考
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国力强盛，文化上追求博大阳刚，整个民族都呈现出强烈的自信感，大气磅礴的精神气质是那个时代的烙印。这种精神即是徐州这个两汉文化发源地需要传承的地缘文化和场所精神，今天的徐州城市公共艺术承载着对汉代文脉沿承和提升城市精神气质以及城市形象品味的重任。设计文化的优化发展需要对文化进行系列化解读，这是设计者优先要考虑的。汉文化中雕塑审美系列化在城市空间中应得到表现，因此某些对两汉遗存的简单的“形”的挪用和复制或者是对一些汉文化元素的堆砌是不可取的，只会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趋同。当下，设计师的职责应该是充分分析两汉雕塑的造型手法和构成法则，通过打散重构、抽象具化、变异错位等设计手法，构建一个不止“形”似，更要“神”似的公共艺术体系。有效的公共艺术体系不仅可以塑造城市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精神指向鲜明，往往是对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颂扬，对当地市民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积极地导向作用，形成精神上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季欣.中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及发展态势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10（5）.
[2]丁斌.汉代雕塑的写意风格[J].民族艺术，2001（4）.
[3]汉代雕塑雄浑写意风格研究[D].江蘇：南京大学，2013.
[4]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