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姑姑（一）

感谢外，只告之一切再议，便再无谈及此事。我想要换别人可能会三天两头找组织，请求帮忙。她不但不找，倒是认为如此反而落得心安。我想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体现，从中也可看到作为共产党员的姑姑品德的可贵之处吧。万幸地震没再光顾北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有趣，地震产物居然让姑姑用得很惬意。学生拿来画稿，用图钉钉在支架床的上沿，为其指教；自己的画稿和年画等印刷品，也都往上放，越积越多，她挺高兴地说：“这倒不错，好多东西又多了个家。”说来也怪，看似杂乱无章，但要找何物时，姑姑总会信手拈来。我小时候姑姑常说：“放任何东西都要有准地儿，做到心中有数，不然找时就麻烦了。”为此我和爱人搞卫生时从不大动，收拾完毕依然物归原处。生怕移了位置姑姑找不到，会着急，我也从小就养成了放任何东西都有规律的好习惯。

拜访前辈

我曾陪姑姑去过中山公园。到后她并不急于写生，而是先仔细观察各处的花，然后再动笔。她对那里情有独钟。高兴时，常给我讲许多发生在那里的往事：十五岁时，她由二姐夫吴镜汀先生介绍进入了中国画学研究会。每周都到此学画，会址即在“来今雨轩”附近。在那里学画的三年，她大开了眼界，看到许多历代的名画珍品，这对她日后的绘画实为受益匪浅。也是在那里，姑姑有幸结识了颇有名望的前辈孙踊昭老师。

孙先生出身书香門第，自幼熟读文史，精通琴棋。民国期间曾在京城女子师范大学等数所高等学府任教。孙先生见姑姑聪慧好学，格外赏识。她指导学生写大字，并要坚持每天多写，用以锻炼腕力，才能在勾画时得心应手。学生照此苦练，果然收到奇效，绘画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姑姑入会三年间，年年得到研究会颁发的奖品，周肇祥会长见到她临摹的一幅仕女画，大加赞赏，兴奋地提笔于画上题字——闺秀中近百年无此笔墨。

写至此又让我回忆起一段往事，20世纪60年代初中升高中，不像如今那么从容，我们班近五十名同学，只有六名考上了高中，而且作文还考了两遍（第一次考完后，没几天让重考，后来才知道原因是作文题，那个环节出问题了），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特别兴奋，总算没白费劲，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尤其是升学后，班主任王平老师在课堂上，宣布我担任语文课代表时，心里真是美滋滋的（各课的课代表，分别是由该课升学考试的最高分，自然产生的）。我那段时间上课不像上初中时那样认真听讲，有时甚至还会想昨晚的棋，中盘和收关时的两步缓手，不然会赢得更多，下晚自习赶紧跑回宿舍，抓紧时间熄灯前（校方规定学生宿舍楼晚9点半熄灯）杀一盘……有个周日返校前姑姑叫住我说：“这阵子忙，没顾上说你，怎么回家也不看书，常摆棋谱，这怎么成？干什么，要吆喝什么。学生不看书，怎么温故而知新呢？当年我学画时，孙先生让我写大字，我真是起早抓晚，刻苦练习。后来我先后被聘为中国画研究会助教和北平京华美术学院教授。为了生计和还奶奶故去时借的钱，白天去教画，晚上赶去给阔小姐当家庭教师，很晚归来还要铺上纸为《荣宝斋>赶订单。偶有订单断档，也舍不得多睡会儿，还要抓功夫写大字，可以说我现在取得的一点成绩和那时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老百姓常说某某是天才，我认为不对，只能说人的悟性不同，有优劣之分，但做任何事不下功夫，肯定不成。我要说‘天才’两字，就是天天勤奋上进，方能成才。好了，响鼓不用重锤，不多说了，你好好想想吧。”我一直乖乖地听，没敢言语。姑姑这时露出了笑脸，开了句玩笑：“行了，您该起驾了，回学校慢点儿骑，注意安全。”教导、关心、关爱、诙谐、幽默，顷刻间全涌现出来。不由得不让人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又怎能不听从其教诲呢？小插曲过后，还是书归正传，再接着讲孙先生的故事吧。

姑姑对孙先生除了学识及艺术上的敬佩外，更敬重的是其人格。卢沟桥事变后，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不唱了，孙先生辞职回家，不侍候日本鬼子。这都是多么伟大的民族气节！孙先生平日生活非常朴素，从不追求名利。“文革”前，我曾陪姑姑去拜访过孙先生，她家住东城区钱粮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那院静静的，不是大杂院。去过多次没见过邻居，也未敢问过。进屋见墙上挂着字画，墙角支着古琴，除了八仙桌、写字台，内室仅一张大床和一衣柜，只有百骨架上的一盆爽清碧绿的文竹算是唯一的摆设了。近九十岁高龄的老艺术家，任教一辈子，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画院和中央文史馆任职，竟是如此清贫，让人难以置信。孙先生和姑姑一样，终生未成家。她普通话说得不好，交谈中带着方言，语速慢，但很健谈，渊博的知识不时彰显出来。她们聊得很开心。但我姑姑怕老人过于兴奋和劳累，每次去均不敢多打扰，不过，欲告辞时总被留下用餐。盛情难却，姑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饭桌上是少肉多素，据说先生的膳食结构始终是以素食为主，肘花几片足矣，白酒少许，水果适量，从不吸烟。沙丁鱼罐头是单为客人添加的。进餐时，她们仍然以聊为主，拿起筷子也如蜻蜓点水。其实我还真饿了，也不敢真吃，只是吃吃停停，依旧听她们聊天。还是姑姑会照顾我，笑着说：“你吃你的，拿起筷子就算扰，不饱白不饱。”一句话说完，她和先生都爽朗地笑起来了。我也“听人劝，吃饱饭”落个实惠吧。

每逢见过孙先生，姑姑晚上回家情绪总有些异样，很少说话，只是抽烟、看书，那时我想，可能是累了吧？现在我觉得，她那时也许又想起了少年学画、中年卖画为生的艰辛，还是，又在回忆多年前与孙先生相处的时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