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伍能光。1943年至1945年在延安，先后任党校二部总务处处长和校务部副部长，主持后勤保障工作，受到副校长彭真、秘书长黄火青的充分肯定和学员的交口称赞。本文记述的是伍能光在后勤保障工作中的几件事，折射出那一代共产党人饱满的革命热情、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作风。
挖窑洞
1942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党中央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级党政军群的部分领导干部，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开展整风运动。
伍能光是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后勤工作的负责人。正是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历练，才使他日渐成熟起来，为日后成为地方经济工作的领导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10月，伍能光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苦草坝一户贫寒人家。1933年3月，伍能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分配至经济公社第七分社工作。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战略转移，踏上了长征之路，爬雪山，过草地，于1936年8月到达陕甘边界哈达铺。在哈达铺休整期间，伍能光被调至西北党校(即红四方面军党校)，任校部管理员。11月，西北党校与中央党校合并，伍能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
1937年初，中共中央随工农红军总部进驻延安。“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大城市的大量知识青年奔向延安。原来只有三千人左右的边塞小城，到1938年底，人口就猛增到近三万。1938年11月以后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导致古城毁坏，中共党政机关被迫搬迁到城外新开的窑洞里。这样，开挖窑洞，安装门窗，一切生活设施都必须从头开始。
延安中央党校于1942年2月1日开学，于1947年3月结束。
在短短的几年间，全校成立了6个部，有3000多名学员和3000多名工作人员，共约6000余人。
延安中央党校的任务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组织干部学习文件，清理思想，总结经验，批判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顿学风、文风和党风，培养干部；一条是使干部队伍进行休整，养伤治病，恢复健康。这两条任务，决定了延安中央党校必须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伍能光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工作人员，从1943年3月至1945年11月，在党校整风期间搞后勤工作，先后任党校二部总务处处长和校务部副部长，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整风。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物质条件下，后勤保障工作的困难是很多的。延安中央党校的6个分部，分散在延安城外南北相距20多公里的6处地方。党校设立校务部。6个分部各设总务处，其下设生产科、供给科、管理科、会计科等后勤工作机构，按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开展了一系列后勤保障工作。
经过几年的建设，中央红军挺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党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全党党员人数达到了80万人，其中90％是抗日战争以来的新党员。这些党员和全国人民一样。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延安。
这些新党员中，有9成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不少人不自觉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思想表现相当突出。党中央在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决定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级党政军群的部分领导干部，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开展整风运动。
短短几年间，延安在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的同时。带来的直接变化是人口遽然增加，客观上给这个边塞小城带来的生活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彭真任副校长。原党校学员中，“七大”代表以外的县、团级千部编为二部。二部主任由张鼎丞担任。伍能光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被组织选派来到延安中央党校二部的。不论是担任党校二部总务处长，还是校务部副部长，他的任务是做好整风学习中的后勤保障工作。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伍能光走马上任之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张白纸，校舍要自己建，粮草要自己筹，一切都要自己动手，才能丰衣足食。
二部学员、工作人员有近千人，设有18个支部，算是个大单位。摆在伍能光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二部学员和工作人员的住房问题。建什么样的房?像四川老家那样的泥砖青瓦房屋吗?盖那样的房子要砖要木料，这些都缺，肯定不现实。延安最典型的住房，就是窑洞。窑洞是黄土高原的产物。陕北农民的象征。一位农民辛勤劳作一生。最基本的愿望就是修建几孔窑洞。有了窑娶了妻才算成了家立了业。
伍能光时年28岁，可谓风华正茂。这位在革命的大熔炉中经过十年锻炼的年轻人，有着十分丰富的办事经验。他向当地干部和群众做了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决定用挖窑洞的办法解决校舍问题。陕北高原的黄土层深达一二百米，这种土质极难渗水、直立性很强，为建造窑洞提供了很好的前提。窑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既节省土地，又经济省工，确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
从当地民间匠人那里，伍能光对建造窑洞的施工方法做到心里有了一本账。他把二部的工作人员组织起来，非常具体地讲了窑洞要选择什么样的地形，如何施工，建造窑洞要多大才适中。
他告诉大家，每孔窑要挖长2.5丈、宽8尺、高9尺，用现在平方米的单位来换算，这样的一孔窑大约有20多平方米，是最实用的一种窑型。
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劳动，二部所需的一百多孔窑洞落成了。完工的那天，伍能光在一排排的窑洞前走过来，又走过去，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毫不夸张地说。伍能光和大伙一道突击完成的这项工程，和中央党校其他各部的窑洞一样，是延安的一道风景。夜幕降临，延安的山上，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如点点繁星，把延安的夜晚映照出一番风情。到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斯诺、史沫特菜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毛泽东把延安中央党校这次建造窑洞工程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
烧木炭
冬天来临之际，学员和工作人员的木炭供给，提到了伍能光后勤保障工作的日程上。
延安冬季寒冷，有3个月时间需用木炭取暖。当时党校规定每个窑洞一天发5斤木炭，全校一个冬季约需木炭200余万斤，由各分部派人进劳山砍柴伐木，建窑烧炭。
为保障二分部的木炭供给，伍能光带领崔福善(后改名崔哲)、孔怀智、林克昌等五六十人，随身只带镢头等工具，到劳山深处只有四五户人家的杨庄科村，自己建窑、伐木、烧炭。
延安周边的山林非常大，在这个地区里，山深林茂。大地一片秋天的棕色。野鸡、野鹿、野山羊和野猪在林子里安心地觅食。
伐木烧炭的工作，远离延安街市，深入沟壑山林，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生活近乎筚路蓝缕。
伍能光从来没有过此番经验，确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和人生的挑战。
伍能光和烧炭队住在一个破土地庙里面。晚上刮风，耳朵边上都是风声叫，满脸灰尘。尽管如此，伍能光和烧炭队员们劳动之余的那份快乐，是任何艰
难险阻也无法阻挡的。那时，进山伐木不可能有像样的专业工具，进山时每个人发了一个没有开刃的斧头，还没有柄。伍能光和战友们都不是当地人，没有伐木经验，连斧头怎么装柄都不在行。依照专门请来指导的老师傅的意见，这一群年轻后生的第一个任务是磨斧头，大家先到河滩里去捡石头。权当磨石用。斧头没有柄，也是按照行家指示，选伐合适的树木经火烤炙后装木柄，一把斧头就做成了。
伐木前还要把炭窑挖好，挖炭窑是十分讲究的，不是随便一个地儿就能开挖。伍能光模仿当地人，在土坡上挖出高近两米，宽两米多的炭窑。窑基不能是平地，只能是大体在一个倾斜四十五度角的山坡上。切下一块，把土面打开，整出一个平台，再在剖面上挖窑洞。窑洞也不能一气挖下去，而是先挖一个门，打进去，再挖一个洞，很深的洞。门要小，门下旁边还要修一个像牛犄角一样的边洞，外面大里面小，是做引火通风用的。炭窑上面还得挖一个出口。做烟囱出烟和水汽蒸发之用。大洞套小洞，这一串的工程完工了，才能将伐好的木材搬进来码好待烧。
伍能光一边分派一帮小伙子挖炭窑，一边指派另一群后生分散开来，每人手里挥举着一把斧子，在陡峭的山腰上爬动。这是一幕富有感染力的画面。林愈深愈静，在这寂静的深山老林里，一群透着精气神的后生挥动着斧子，此起彼伏的伐木声相互呼应，传达着一种深深的信念。随着斧子的响声，树木如山崩地裂似地仆倒下来，大家把倒下来的树木斩头去梢，将其中段砍成一米多长不带枝叶的材料，拖到窑里，按一定的层次程序装窑。
一批批砍好的木段运到了炭窑旁，依照大小千湿的顺序，层次分明地码到了炭窑里。等码满一窑。就可以点火烧炭了。点火是一个要有耐心的活路，因为炭窑引火，得一天一夜才能引着。
伍能光和请来的师傅一道，在炭窑前有条不紊地把干柴点着。干柴是放在炭窑里最外面的一层。塞在牛犄角洞里面，点着以后慢慢地用这个火烤里面的木头，从湿烤到干，渐渐地发出火苗。这个过程有点长，大概要三四天。炭窑当初冒出来的烟带有水蒸气，是白的，几个昼夜，烟就变黄，再变青，最后这个烟就几乎看不见了，往上冒着全是清纯的气，这个时候就该封窑了。
伍能光在炭窑前观察得仔细，他一边烧窑，一边和师傅唠着嗑。烧炭最要技术的一道工序就是对烧窑火候的把握，伍能光一刻不离左右地守着炭窑，他要提醒师傅留神，看好窑里边的火。烧过了头，留下的都是灰，没有炭了；烧不透，封火过早，炭里面还有木头夹在一起，这叫生炭，取暖时会冒烟呛人，甚至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每一口窑点火时，伍能光听着师傅口授，自己去揣摩实践，熟能生巧，慢慢地就体会到了这其中的奥妙和无穷的乐趣。等到灰烟冒了三天以后，烟色开始转青了，待到一缕缕蓝烟出现，就可以用土把烟眼和风洞完全封闭，七天后开窑透气，再冷却三天，大功告成。看着一窑又一窑青亮的木炭出窑，伍能光脸上露出透着成就感的笑容。
炭烧好了，最后一道工序是扒窑出炭。不难想象，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工作，刚刚烧好木炭的炭窑里，余温烘烤得厉害，加上一阵阵难闻的烟气从炭窑里喷散出来，使人立刻被熏得咳嗽起来。伍能光知道这份艰苦。总是提醒战友们做好防护准备，才开始出炭。那种劳动的场面称得上热火朝天，时令虽早已过了流汗的季节，但伍能光和战友们没有一个不是挥汗如雨的。出窑的炭需要马上打包，防止阳光下长期裸放而被氧化。尽管吃尽了苦头，伍能光和战友们却享受到了劳动的喜悦。
翠绿的群山中，这一群小伙子们陶醉了。连续好些天的劳作，木材变成了木炭，看到散发着余温的木炭从窑中出来，看到一车车木炭运出深山，山坡上和炭窑前，一阵喧闹，欢声笑语，传递到每一个人的心间。不知是谁先唱起歌声，大家一起唱了起来，歌声在森林中飘荡开来，一直传到了森林的深处。是的，他们唱出的是一支劳动的赞歌，更是一支心灵中神圣的歌。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伍能光知人善用。在延安的时候，党校二部的工作人员崔哲还未改名，当时他叫崔福善，倔强耿直，与同事之间关系紧张，在劳动组合时，许多部门都感到难以安排他的工作。伍能光知道后，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你们不要崔福善，我要!”
他对崔福善说：“我相信你是个好同志，你不要背思想包袱，放开手脚工作，用工作成绩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崔福善十分感激，遂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繁重的烧炭工作中。他吃在窑上，睡在窑上，每天除了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日夜辛劳在伐木烧炭工作中，以至衣服都因荆棘剐破、肩扛背驮磨破而成条条缕缕，那真是到了衣不遮体的地步。到了炭烧好用大车运输到二部时。那是又紧张又累。一辆大车满装1200斤炭，一天一个来回。而崔福善想办法一车装上1500斤炭，两天三个来回!为了工作，他简直是拼上命了!1944年底，党校召开群英代表大会，表彰先进人物，崔福善因工作成绩特别突出，被评上了特等劳动英雄。那次全校共评出特等劳动英雄48名，甲等139名，乙等210名。
办食堂
“为人民服务”，是1944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即兴讲演。一时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深入人心。伍能光把这一革命队伍的宗旨铭刻在心上。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党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生动活泼，他把这一宗旨具体化为高尚的服务精神。最能体现他这种精神的就是抓看起来是婆婆妈妈的办食堂等后勤服务工作。
延安中央党校的学员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一个重要的使命是积蓄革命的能量。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有这相对短暂的宁静，每一个人都格外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如何能使学员在党校的生活令人满意?伍能光在思索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让他感受到了那一副沉甸甸的重担。
到延安党校来参加学习的学员，用一双脚从敌区走过来，少则一个月，多则一年有余，一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与危险。伍能光对从战火中走来的战友的感情浓烈而纯真。冀中军区到延安的几十名干部，刚到二部报到，伍能光就在没有洗澡设施的情况下，用木盆、水缸、簸箩等代用品，首先让这一群风尘仆仆的战友痛快地洗上了热水澡。这些同志在前线好多年没洗过热水澡了，一下子就体会到了组织和同志们那一股灼热的感情，一盆热水温暖了回到母亲身边儿女的心。
伍能光是一个细心人，他看到五湖四海的学员们，带来的被褥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五花八门，多数人的被子棉絮都露了出来。还有的干脆就没有被褥。伍能光一边安排人员给没被褥的学员，把棉被送到窑洞里，一边安排人员拿着秤和尺子，逐个窑洞察看，了解学员的被褥情况，把每个人的被褥用秤称，仔细察看每一个人的被褥破损程度，一一记下来，统一标准补充棉花，准备布料给予缝补。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从朝霞在东方的天际铺陈开来的那一刻开始，每一名学员的一日三餐，就成了伍能光谋划的重要课题。
二部很多学员是从战斗前线来到大后方的。这些同志在前线吃了
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呀，一定要让同志们在这里过上暖心的生活。伍能光给自己立下了“军令状”。
现实并不因为伍能光那一股朴素的感情而发生改变，粮食蔬菜样样都缺，更不必说鸡鸭鱼肉这些荤菜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给伍能光指明了方向。围栏养猪，开荒种菜，伍能光带领总务处的工作人员山上山下地干了起来。
伍能光一边组织人员栽种瓜果蔬菜、抱回猪娃养猪，一边四处筹粮，保证供给。他的努力，换来的是二部学员较好的伙食标准。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伍能光能够让食堂每天有肉，正餐有豆腐。从战区过来的学员第一餐吃过之后，非常满意，大伙都认为这是“欢迎饭”，才有如此待遇。以后每餐如此，学员们见了伍能光，就送给他一个大拇指：“了不起!”
一个近千人的队伍，伍能光凭的是对战友的无限深情。背负民族神圣的使命，才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让这近千人过上了一段暖心的生活。
伍能光有一个习惯，进餐时间泡在食堂里，他带着炊事班长徐忠岐，开完饭后到食堂里四处转转，看看哪些盘子一片菜叶也没留，那就说明这道菜合大伙的口味，受欢迎，这道菜就要发扬光大。如果哪一个盘子里有剩菜，则说明这道菜不受欢迎，就要征求大伙的意见，研究如何改进。
进餐的环境也是伍能光极为关注的问题。这一个环节可不是小事，环境卫生差，往小里说，影响学员进餐的食欲，往大处说，万一引起诸如食物中毒事件，那不成了历史的罪人。正因如此，总务处的工作人员对处长伍能光的严格要求，没有一个人抱怨。把食堂桌椅清扫干净，把碗筷清洗干净。把室内外环境整理得清清爽爽，成了大家的一种习惯。
做食堂工作的人最痛恨苍蝇了。食堂遗留食物的味道，会把很远处的苍蝇给吸引过来，挥之不去。伍能光和大伙一道，仔细观察，悉心研究，发现苍蝇的习性是忌黑暗，工作人员根据苍蝇的这一习性，在食堂门口修了一条暗道，几经曲折，进入食堂。这个小小的改变，从此就把苍蝇阻挡在食堂的大门之外。
二部食堂办得好，环境卫生好，大家口口相传，传到周恩来的耳朵里。周恩来身边缺一名服务员，特意找到二部，调了一名服务员过去，这名服务员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
抓生产
延安中央党校开展生产运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做出的一项决定。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之后，蒋介石走上了积极反共的道路，先后发生杀害新四军驻湘代表的“平江惨案”、胡宗南部队袭击陕甘宁边区事件、“皖南事变”等一系列反共事件。同时，国民党重重封锁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停发军粮军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产运动。
中央党校开学后，学员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养好身体。养好身体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保证吃得饱，缺少粮食。又如何保证吃得饱?拿什么保障供给?中央党校给每个部都有非常具体的目标任务。
二部学员人数多，大多数是年轻力壮的后生。校部给伍能光规定的任务是，每人全年生产小米100斤。
伍能光非常清楚，让学员吃好睡好穿暖，就是为中国革命积蓄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勤保障工作，不单单是后勤保障了。
可以说，做好这份工作，伍能光是有丰富经验的。长征之前，他在红四方面军经济公社第七分社的那段经历，仿佛就是为做好中央党校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准备的。
伍能光给自己定了一项任务，要保证大家每天吃上一顿馒头和肉。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这个目标是非常高的。从哪儿去找供给?天上不会掉下来，只能靠自己的双手。
在伍能光的带领下，开荒种粮，整地种菜，围栏养猪，兴办合作社，二部的生产运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1944年冬到1945年春，延安旱情严重，为了抗旱备荒，校务部从工作人员中抽了200多人，由伍能光带领组成生产突击队，奔赴南泥湾和金盆湾，抢种2000多亩糜子和荞麦。
伍能光在参加红四方面军前念过的几年书给他帮了大忙，他从中明白了做事要遵循规律的道理，不蛮干，要巧干。接受带领突击队的任务后，他想方设法找到懂种植糜子和荞麦的能人，了解糜子和荞麦的生长习性。
行家告诉伍能光，糜子分软硬两种，特别耐旱，是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其黄米常用来做牯糕，含有丰富的营养。甚至强于大米。糜子也是我国的主要抗旱避灾作物，不仅具有非常好的抗旱能力，而且能高效利用土壤水分和自然降水，其生育期短且可塑性强，在旱作农业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糜子根系发达，具有良好的防止水土流失作用。
参加红军前，在四川农村给地主打长工时，伍能光是种过田的。南方的种植以水稻为主，与北方种植的农作物还是有差别的。
去南泥湾和金盆湾抢种糜子和荞麦，伍能光仔细研究了土壤、阳光、水分、肥料等因素对这些耐旱作物生长的影响。播种期也很重要，同一品种的生育日数因播种期而有很大的差异。荞麦是带子叶出土的，播种不宜太深，播种深了难以出苗，播种浅了又易风干。因而，播种深度是全苗的关键。掌握播种深度，一要依土壤水分，土壤水分充足时要浅点，土壤水分欠缺时要深点。二要依播种季节，春荞宜深些，秋荞稍浅些。三是依土质，沙质土和旱地可适当深一些，黏土地则要稍浅些。
那些日子，伍能光日日夜夜泡在南泥湾和金盆湾，他一边把自己所掌握的种植技术耐心细致地传播给大伙，一边提醒大伙注意把握各个环节的要点。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转眼收获的季节到了。伍能光带领的抢种突击队播种的糜子和荞麦喜获丰收。等到糜子和荞麦收获时，他的团队向延安中央党校上交了30000多斤粮食。他本人获得边区“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
久而久之，伍能光养成了下足工夫做有心人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副市长时，能凭借观测风向、云层的情况，推测出降雨量；捏一把田间地头的土疙瘩，就能八九不离+地估量作物的长势收成。他的这些功夫，正是在延安中央党校做后勤保障工作磨砺出来的。
责任编辑 水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