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以其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方式深入人心，影响中国社会长达两千余年。儒家学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它不仅兼收并蓄、取百家之长，而且因地变迁、各呈意态，地处西南的蜀学便是很好的例证。与关学、洛学、闽学、湘学和浙学等各方道统重实践不同的是，蜀学将儒家思想与道家理念相结合，创造性地构建了“道德仁义礼”的核心价值结构，可视其道统体系。认真挖掘这一价值体系，对于改善当下华而不实的学风和人心不古的世道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蜀学；道统；道德仁义礼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7）03-0156-08
自老子、孔子而后，诸子圣贤各有所主，“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倪）良贵后”[1]。可见，诸子学术皆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实际上，纵观中华学术史，一切成熟的学术无不如此，“蜀学”亦不例外。蜀学源远流长且极具特色，与其它地域性文化一道，成为祖国灿烂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蜀地处中国西南地区，北有秦岭、大巴山，西、南有高原，东有三峡，同时“栈道千里，无所不通”[2]，正是由于其相对独立且不封闭的地理环境，才使得蜀学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作为一支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学术流派，蜀学根植于巴蜀大地，但其影响所及却远远超出了巴蜀地域，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学派。
一、从“五行”到“五常”：儒学的核心精神与道统之传
关于“道统”一词，学界历来歧说纷纭。就新近观点而论，即有“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核心和普遍范畴——道的理论和传授形式及其发展演变的思想体系”[3]2和“在思想领域以儒家内圣之学建构起来的能够正确把握儒家思想原则的传道谱系”[4]等说法。前者重在“道”的内涵阐述，后者重在“道”的传承谱系。在具体内容上，前者注重道的本体性，主于学术；后者注重道的修养性，主于致用，但二者皆认为道统具有核心价值性、相对固定性和历史传承性则一致。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道统思想（即核心价值观）是儒学发展的重要体现，居中华道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并决定其发展方向。本节主要从儒学道统来大致勾勒中华道统的传承及其发展历程。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了100余次，可见，“仁”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吕氏春秋》说“孔子贵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如何行仁、如何辅仁，则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组合。《中庸》引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将仁与义、礼结合，形成“仁义礼”结构，构成孔子思想的核心。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5]，孔子所构建的核心价值体系，对后世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孔子后，儒学一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6]，其中子思、孟氏（即孟子）和孫氏（即荀子）对孔子所创立儒家学说的推动作用无疑较大。子思系孔子之孙，受业于孔子门人曾子，孔子学说由曾子传子思，再由子思门人传孟子。子思上承曾子、下启孟子，并与后者形成“思孟学派”，在儒家道统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子思思想的郭店楚简《五行》曰：“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德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7]。（马王堆帛书《五行》与此略同，而以“仁知义礼圣”为序），子思述其先祖之意，将“仁、义、礼、智、圣”并列为人生修养的五种德行，时谓“五行”，此说得到孟子的大力弘扬和反复阐释。《孟子·公孙丑上》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上》篇云：“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尽心上》篇又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在孔子“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郭店简谓之“四行”），成为其思想的核心。同时孟子又将子思所提倡的“五行”加以阐释和说明，将“圣”与其他四行并列且超越其上。《尽心下》篇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将“圣”定义为知乎天道的人格，与前引郭店楚简《五行》篇所说正同。《五行》说“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形于人心之内，谓之德行；行于天，谓之天道[8]，就是将德行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了。所以就其学术渊源来讲，五行之说应始于子思。此说到战国后期曾受到荀子批判。《荀子·非十二子》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9]94-95。荀子所批判的思孟五行并非“五行”本身，而是这五种德行出于人性的性善说。[10]荀子极力批判思孟五行说，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列出五种德行的具体名目。对此，唐杨倞注《荀子》“谓之五行”曰：“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他是根据什么来断定“五行”就是“五常”的呢？书中只字未提，这大概在当时是常识。自董仲舒将“木火土金水”配“仁智信义礼”后，在注疏家那里，“五行”与“五常”就常常被交替使用。例如，郑玄注《乐记》“道五常之行”曰：“五常，五行也。”他在注解子思《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时说：“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暗指子思“五行”即“五常”。孔颖达注《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时曰：“五行在人，为仁、义、礼、智、信。‘威侮五行’，亦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所以到了杨倞这里，就顺其自然地以“五常”释“五行”，但此观点未必正确。据现存文献记载，仁义礼智信并称“五常”，始于汉代董仲舒。早于董仲舒的贾谊就沿用了战国时期思孟学派“仁义礼智圣”的搭配法，“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义、礼、智、圣之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