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学
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时代的每个阶段仿佛有着不同的色调和明暗度。而在这三个不同的时期，我唯一“沿袭”下来的习惯就是逃学。即便是在督教最严的高中时期，我也坚持每月必逃一次学，哪怕只能逃半天。当我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坐在教室里、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我就必须从牢笼里挣脱出去，随便到哪里透透气。回忆起来，在整个求学时期，我不曾动过逃学邪念的就是大学时期，这反而是没有人监视、管束我的时期。在那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我根本不会想到要“逃”到什么地方去。这似乎很贴切地说明了“有压迫才有反抗”的道理。
我从不曾为我逃学的劣习（我相信很多人会认为是劣习）而懊悔，甚至以此为荣。我也从来不是个合乎规格的好学生。如果一个人在最具活力和好奇心的年龄曾被相当残忍地塞进囚笼般的教室，没有人在乎你的想法和要求，只叫你无条件地服从他们，只能读枯燥乏味的教科书，而其他有趣的读物全被老师无情地没收，他却没有想要逃出来的念头，我反而要替他难过了。
我为逃学付出了些许代价，例如小时候常被叫进老师办公室，站在班主任的办公桌前，交代“为什么逃学”、“逃学时去了哪里、在干什么”等问题。那时候，我梳着两条很长的麻花辫，看起来很听话。当我站在班主任办公室里受罚时，其他老师会好奇地看着我，因为仅从我的样子看，他们大概觉得我不像个“惯犯”。慢慢地，他们会熟悉我，会知道我有这么一个毛病。当我下次走进去的时候，他们只会看看我，笑一笑。上了高中后，我已经深知“坦白从宽”的道理，我每次逃学后到校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动到班主任办公室去“交代”。高中时候，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文科的每个老师几乎都认识我。我一走进办公室，其他人就看着我的班主任笑，仿佛在说：看你这次又拿她怎么办？
我去找老师解释，态度总是很好，会很虚心地听取训导和劝诫，但也只是听着。也许我看起来很软弱，但既然我打定了主意，既然我觉得那么做没有错，所有的责备对我来说也就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只是从我那空空的听觉里风一般穿过。我从不和老师发生口头争执，也极少失礼，因为在我看来，折磨一位教师是找错了对象。渐渐地，他们会了解我，知道我在某些方面很合作，在某些方面却从不合作；我也会让他们明白在这么一个高压的环境下，逃学对我来说等于放风，它不仅不会影响学习，反而对我大有好处。真的，当我逃学两天重返教室，我那已生了锈的迟钝脑子又重新转动了，我的思维又活跃了，整个人又有了活力和精神，连脸色都变得好看了一点儿。我常常想，我那时在学习方面尽量不让老师们失望，这并非为了别的，而是为了让他们不再追究我的违纪行为。我们双方在无声地谈条件，最后终于达成一致。在那个可以说毫无自由的时期，我只能用这种方法换取我所能换到的最大程度的自由。我不会选择当个坏学生，在我看来，那种自毁前途的对抗，与其说出自反叛精神，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尚不清楚的愚蠢。
如果不算上我“在屋顶上散步”的幼儿园时期的逃学，我第一次有预谋地逃学是在小学二年级。这第一次却是历时最久、最令我乐不思蜀的逃学，我那时候毕竟年幼，在逃学将近一星期之后，几乎忘记了还要上学。在逃学的前四天，家里没有任何人发现我未去上学。因为我总是在上学的时间背上书包出门，在放学的时间和别的小学生一起沿着西大街往家走。唯有我被发现的这天下午（星期五），我没有出门。我已经在外连续闲逛了四天半，走遍了县城的街角巷尾，看了各种新鲜，想在家休息一下午。那天下午的场景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尴尬的场景之一，我至今仍能异常清晰地回忆起来。
那天下午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父母亲和哥哥刚好都在家。我对他们说，学校老师下午开会，我们放假了。由于我们那个院儿里没有和我读同个年级的小孩儿，谁都没有怀疑我。我记得他们都在堂屋里说话，我在东面的卧房里睡觉。半梦半醒之间，我听到外面厅里来了客人，我清醒过来，立即出了一身冷汗。我分明聽到我的数学老师（即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说话，还到我的名字被不断提到。她们说我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去上课了，她们猜想我生病，过来看看我。我记得我忠厚的父母亲立即流露出惊诧，拆穿了我的骗局。我母亲多仁慈啊，她接下来很尴尬地补充说我这几天确实有点儿肚子疼，但已经于事无补。大人们仍在外间说话，仿佛警察和证人在对证。我不知道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听了一会儿，但我很快深深地钻进被子里，蒙着头，什么也听不见了，整个人像发烧一样浑身发烫。生平第一次，我感到极端的羞耻、无地自容，不知道自己会被怎样惩罚。
后来，我发觉我母亲走进来了，她把我的被子拉开一条缝，告诉我说老师来看我了，问我要不要出去见见老师。我拉紧被子把自己更严密地裹起来，我母亲就没有逼迫我。她走了出去，告诉老师我今天确实不舒服，等我好了她会好好教育我。我感激父母亲的仁慈，因为我知道有的父母会怎样把小孩儿当众拖来拖去地“教训”，会怎样把小孩子犯错后受的虐待和屈辱看成是成才的法宝。老师走了以后，我爸爸和哥哥进来看我，他们看我蒙着头缩在被窝里，就离开了。大家并没有“公审”我，更没有惩罚我，我躲在被子里，直到吃晚饭的时间。
我还需要别的惩罚吗？我当时在床上躺着，自己“审判”着自己。我幼小的自尊心受了最可怕的折磨，担心从此家人就把我看成爱骗人、满口谎话的小孩儿，可是，要知道除了逃学，我其他方面都算非常诚实；我又害怕父母对我失了望，认定我只会变成一个不成才的人；我甚至想起我们学的《读书歌》的歌词：“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悔恨的眼泪把被头弄湿了一大片，我在黑漆漆的被窝里暗自下决心，并非下决心不再逃学，而是下决心“赎罪”—— 在下次的考试里考双百！
此后，我仍然逃学，但是再也没有如此长的逃学记录。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这么一个边界，是老师和家长都可以容忍的，一旦我越了界，连原本被容忍的也会变成决绝的禁忌。所以，我通常逃一天，最多逃两天，或者在学校举行运动会或演讲比赛、要求所有学生到场观看的时候，偷偷溜走。
我记得就在第一次逃学后的某一天，妈妈突然问我：“你逃学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呀？”她很好奇，想到她七岁的女儿一连四五天独自在外游荡又非常后怕。我究竟在干什么呢？说起来我似乎做了很多事情，走过了很多地方（虽然现在看到只不过是那么几条街），但这些又都不算“什么”，也可以说我什么都没做。真的只能用“游荡”两个字来概括，这种游荡有动态的，也有静态的。动态的游荡就是走街串巷，静态的则是停留在一个地方，譬如坐在池塘边看人家钓鱼，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在外面走累了，我则会找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待着。我逃学并不是为了做什么，而只是为了躲避上学，看到学校的大门会让我灰心丧气，听见学校的上课铃声简直让我心惊。我知道在这个小城里每天发生着那么多有趣的事，那么多有趣的人在热气腾腾地过活，而我们却被“关押”、“看守”在一个小屋里，被责令将一道早已熟悉的公式抄写二十次、把一组拼音写满整整两页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