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学说，一个具有演变、发展的历史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这一定位的肇始者、最为代表者，当属章炳麟。章炳麟将子学定位、定性在近现代学科分类的哲学的位置上，被肢解的、作为子学的儒学，以其“义理”内容在哲学的学术领域里获得了自己的立身之地。儒学是一种哲学，一种有自己独特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儒学可以从中国固有的诸子思想中，从世界哲学的背景下，从某一独特哲学理论架构的视角里，作出审视、研判：这就是章炳麟对儒学的定位，对儒学的诠释模式。这一定位和诠释模式，此后逐渐建构成和显现为20世纪中国儒学存在的主要形态。
关键词：章炳麟；儒学；义理；西方哲学；唯识
中图分类号：B2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2—0119—09
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学说，一个具有演变、发展的历史内容的思想观念体系。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者多对儒学作如是观，作如此的定位、定性。但作为肇始者、最为代表者，当属章炳麟。
回顾历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的刘歆《诸子略》中，儒家与其他阴阳、墨、法、名、道等五家，或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九家，都是并列的。在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环境下，通常儒学总是与“六经”经学结合为一体，处在不受挑战、不被争议的高于诸子的学术地位。而当儒学出现某种危机、陷入衰微时，这种学术地位就会受到质疑。清代后期，在乾嘉学派的余绪中出现了诸子学的兴起。对于这一学术现象，梁启超评断说：“晚清先秦诸子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此种结果原为乾嘉学者所不及料。”①应该说，这一评断是很正确的。一方面，儒学独尊以来湮没、沉寂的先秦汉晋诸子著作，皆有学者校注、厘清讹误，重现理论光芒，是一种“思想解放”；另一方面，包括乾嘉学者在内的清代学者校勘、辨伪古书，志在广征博引、疏通经义，将经学推向新的高峰，带来诸子学的复兴，自然不是其意料之所及。章炳麟的业师俞樾，先有《群经平议》之作，后又撰成《诸子平议》，于其《序目》中曰：“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然诸子之书，文词奥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家不能尽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传写苟且，莫或订正，颠倒错乱，读者难之。樾治经之暇，旁及诸子，不揣鄙陋，用《群经平议》之例，为《诸子平议》。”可见，在晚清学者那里，已经兴起的诸子学还是处在经学（包括《论语》、《孟子》在内的“十三经”）之下、孔孟儒学之次的位置。到了章炳麟这里，他撰作《诸子略说》诸篇，发表多次国学讲演，开创了将孔子儒家与先秦诸子、将汉代以后演变着的儒学与同时存在着的、包括佛学在内的非儒家的思想派别或人物，皆放置在一个属于义理性质的，一种称为哲学的论域内，予以平等的审视、研判的学术局面。
章炳麟对儒学的定位，即孔子儒家是先秦诸子的一家，儒学是义理性质的哲学，显现在他将儒学与经学、先秦诸子、西方哲学、佛学等作比较分析的不同论述角度中。
一、与经学分离的孔子
儒家《论语》记载：“子（孔子）所雅言，《诗》、《书》、相礼皆雅言也”②；孔子使“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③。可以看出，商、周传递下来的《诗》、《书》、礼、乐之典籍、传统，是孔子从事教育、传播学术的主要内容；并且孔子也在其中融入了他的思想学说、理论创造。所以，尽管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④，庄子还是裁定“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⑤。换言之，“六经”虽是孔子以前就已存在的古先文献，也或为其他先秦诸子所征引，但在先秦，作为一家学派的主要思想渊源、学术内容和理论特征，那是属于孔子儒家的。自汉代以降，训解“五经”之为学（经学）和援依“五经”而立论（儒学义理），其学术形态、理论内容有所区别，但对儒家来说它们是不可分裂的儒学整体组成部分。这应该是历来多数学者对儒家与“五经”间关系的基本研判。章炳麟也判定“六艺者，道墨所周闻”⑥，即以“六经”是孔子之前既有的古先典籍，是先秦诸子的共同思想资源。但他在青年时代就已形成的古文经学的学术立场⑦，使他在这个基本上应是确凿的历史事实面前，特别凸显地注意孔子儒家与“五经”间的历史距离，注意经学训解与儒家论说间的形态、内容差异，正是在此种立场上的此种观察，使他作出了新的研判。章炳麟说：
说经与诸子异也。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学惟为客观之学。若诸子学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⑧
有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是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⑨
“儒林”之名，起于大史，专录经师，与九流之儒实异。经、史古为一录，若夫言性命、称仁义、极治乱，此为九流之儒。⑩
章炳麟以考证历史事迹（“客观之学”）与寻求义理（“主观之学”）、获得真实与见收事功的学术内容和目标上的差别，十分明确地将儒家与经师区别开来，分裂开来，将儒学定位在子学的位置上；并且也甚是简要地概括出作为子学的儒家或儒学的义理内容——“言性命、称仁义、极治乱”，周延地涵盖了儒家思想体系的超越的、心性的和社会的三个主要理论层面。但是在实际上，儒家尊于诸子是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逐渐形成的，先秦儒家本来就是以与“六经”紧密结合为学术生命、思想特征的诸子之家而存在的，所以尽管章炳麟对儒学义理内容的概括是正确的，但以与经师、经学相分离来界定儒家，似乎儒家可以离开经学而独立存在，却是踏入了一个悖谬于历史真实的、具有古文经学色彩的误区。在这里，孔子被定位为“良史”，而“孟、荀道术皆踊绝孔氏”。这种误判即是源于对儒学之经典训诂与义理阐发分裂，未能解读出《论语》中对“六经”的理论转变、跃进；正是在这种理论跃变中，形成了孔子的具有新的理论内涵的命、仁、礼的观念，开创了儒家学派。这种历史地位只能是孔子而不能是孟子、荀子所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