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尊崇，对个体性、原创性和艺术性的演绎。
下面，笔者将从王俊懿的艺术理念和艺术表现形式两个层面来探究其摇曳生姿的翡翠雕刻艺术。
首先，王俊懿的艺术理念可以综合为“主客相忘、物化其神”的“天人合一”思想。王俊懿最初以珠宝设计师的身份侧身玉雕领域，经过近20年与翡翠的耳鬓厮磨，其对玉的品性可谓相知殊深。王俊懿极力追求造型上的现代感与美学理念上的传统意蕴二者之间的圆融无碍，换句话说，也就是将创作者的意念和上天之造化——玉石完美结合，以求在最终的艺术品呈现中达到一个和谐的高度。
就历史层面而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一词虽由宋代哲学家张载首次明确提出，但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与主体，其命运却几乎与中国文化相始终。儒家和道家均提出了各自有别的“天人合一”观。从儒家方面来看，《周易》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和周初的“以德配天”观念，春秋时子产对“天道远，人道迩”的感慨；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的自况；子思对人性、天命的诠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战国时孟子对人可知天的自信——“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以及汉代董仲舒对“天人感应”论的大胆论断等，均体现出儒家一脉的“天人合一”观，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人性始于天道，天道之奥义始终向人敞开，人可以通过提升自己生命的内在本质来体悟天道的神圣意义。
与儒家强调存在论意义上的天人观相较，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则更侧重认识论层面。如老子所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二者均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于通过对道的修行和领悟，融入自然的大道之中，从而达到人性的自由与解放，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
显然，王俊懿的艺术理念更接近于道家，尤其是庄子的天人思想。首先，面对一块天然翡翠，王俊懿要通过翡翠所蕴涵的美的关照，以求通晓、通达自然之心，直观事物之本质，这与庄子所言“通乎物之所造”（《庄子·达生篇》）、“吾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田子方》）并无二致。二者均强调以自身的虚静之心来关照和照射出物的虚静的本性，并在此关照中达致“忘我”和“物化”的共振与共感，从而实现王俊懿所要追求的主客体、艺术家与翡翠合一的状态。这一发现翡翠本性的过程，就是彰显“道”的过程，也便是翡翠艺术的最高境界和追求。正如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谈到的人籁、地籁、天籁之别，天籁并非是与人籁、地籁相并列的一种声音，而是人籁、地籁后面的无限，也就是“道”和万物背后的艺术性的存在。
迄今为止，王俊懿“天人合一”创作理念最为令人叹异的地方，在于其常常大胆地激活包裹于翡翠原石外缘的 “死皮”和杂质，从而巧妙地将大多数工艺雕刻师“弃之如敝履”的废料“化腐朽为神奇”，使其成为灵光乍现的神来之笔，兹以其得意之作——“天工奖”金奖作品——《仙螺王》为例解读一二。在上述作品中，精雕细琢的螺壳恰到好处地回避了螺壳材质上的些许瑕疵，色彩绚烂，融假于真，真假难辨；此外，螺头上方的牙黄色原石表皮本为天然侵蚀而成的道道细璺，依传统手法应为“去之而后快”的“死皮”，却出乎意料地被王俊懿保留下来，顺细璺的走势于璺中大胆下刀，琢成缕缕飘逸的发须。按理，世间螺本无须发，然经王俊懿如此物化其神，巧赋灵思，竟使人间凡螺超凡脱俗，幻化为仙。此外，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螺头正中原有一团絮状白绵，王俊懿则以超现实主义风格，大胆地将其雕成两排“睚眦”般的白齿，从造型上看，寥寥数颗尖牙利齿，不仅不显突兀，反与整个作品偏后的重心构成一种巧妙的平衡，且传神地外化出螺王负重前行，坚毅隐忍的“角色性格”，不难想象，艺术家与其说是赋予了“仙螺王”种种域外特征，不如说是一种对自身天马行空，追求理想的纵情物化。
与王俊懿的艺术创作理念相比，那种以自我理念与被雕刻材料对立的二元艺术态度，按照一己之主观设计和构思，强行塑造或割裂材料本身的某些天然品性，其情形恰如入于百花山中的樵夫，横砍竖伐，心怀杀伐之心，缺乏中国传统哲学中倡导人与自然之间“与物为宜”、“与物为春”的和谐与大仁大义境界。
不过，无独有偶，在西方的某些顶级雕塑大师如亨利·摩尔（Hey Moore，1898—1986）那里，似乎也可发现类似王俊懿追求主客体合一的艺术创作理念。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发展史》曾如此提到亨利·摩尔的创作路径：“……摩尔不是从观察模特入手，他是从观察石头入手，他想用石头‘制作某种东西’。他不是将石头打碎，而是摸索道路，尝试看出岩石‘想要’怎样。如果它显出人物模样，那也好。但是，即使在这一人物形象中，莫尔也想保留石头的一些实体性和单纯性。他并不尝试制作一个石头女人，而是制作一块显出女人模样的石头。就是这种态度使得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对原始人的艺术价值有了新的感受。其中有些人实际上几乎羡慕原始部落的工匠，那些工匠所制作的图像被部落人认为具有魔力，预定要在最神圣的部落仪式上发挥作用……”
根据贡布里希的批评，亨利·摩尔的创作思路也强调材料本身的天然语言，从而帮助唤醒那沉睡在材料中的形象，在此意义上，将材料天生的禀赋与后天艺术家的天才发现合二为一，实与王俊懿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艺术创作思路异曲同工。二者均强调艺术的创作性在于对材料的“提炼”，其观念力求贴近“原形艺术”，从而到达对自然与无机物的超越，即“源于自然高于自然”。不过，亨利·摩尔毕竟属于西方当代艺术的另类，即便就其本人而言，也仅在早期借鉴了美洲与非洲的原始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率真质朴，而并未终身坚持这一创作理念，比如其晚年以青铜为材料的雕塑作品，就转而刻意强调带有超现实主义意味的孔洞技术，从而使空间成为实体的一部分，使雕塑与空间融为一体。
此外，除了“天人合一”的创作理念，王俊懿在翡翠雕刻艺术上的令人侧目之处，还在于其有着高度现代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众所周知，西方现代艺术与古典艺术相比，其最大的分野在于将反对模仿、摒弃再现和追求形式本身的独立价值等观念相结合，从而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富于表现、突出形式感的现代审美品格。王俊懿在對现代审美品格的把握和造型能力的控制上，可谓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其令人叹为观止的佳构如《化蝶》、《大鹏金翅鸟》、《尼罗河》、《新生》，以及2011年“天工奖”金奖作品——《报（豹）平安》等，为观者呈现出挑战视觉经验极限的翡翠艺术盛宴。
其中，《化蝶》是一件由三彩翡翠、黄铜和丝线构成的当代翡翠装置艺术，居于视觉中心的“飞蝶”，似虫似蝶，既清晰又混沌，既梦幻又真实，是写意和现实手法并用的绝妙展示，也是对“冬虫夏草”这一藏域特定草虫寄生现象的艺术仿生；腐蚀斑驳的铜圈和基座，暗示着世界之无涯和宇宙之浩瀚，不过，这无限度的托生之世却并未令人窒息地寂然关闭，而是留下一奢侈狭小之出口，供自由之精神飞升逃逸。就在这极大与极小之间，几缕丝线悄然穿梭，烘托出“飞蝶”难以逾越的内外牵拽和拖曳，并将生命固有的自由与控制二者之间的张力弥漫扩大至极限，令观者不由浩然长叹，心生伤感。而王俊懿对人生体味之深，世相洞烛之微，于此遂成刻骨。
王俊懿通过观照翡翠原石的天赋造型和属性，使自己的心思意念全然与其相摩相忘，有了这一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极高领悟，加上其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完备训练，达致“现精华、赋灵气、崇广大、尽精微”的玄远之境就委实不难理解了。
迄今为止，中国的玉石雕刻一贯被局限于工艺美术范畴而加以解读，而王俊懿的翡翠雕刻则完全挣脱了这一传统定位，呈现出某种强烈的“跨界”色彩。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其加以仔细分析和审视的话，王俊懿在翡翠雕刻方面所体现出的鲜明的原创性和观念性，已然具备了某种当代艺术的特征。王俊懿在翡翠雕刻中大胆运用当代艺术观念的手法， 与蜚声国际的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堪称对照，只不过后者采取了截然相反的路径，即在当代艺术中大胆采纳奢侈品材料，如其轰动一时的诡异之作——《缘于上帝之爱》（For the Love of God）。然而，二者颠覆奢侈品美学和当代艺术阈限与樊篱的做法，却异曲同工，殊途而同归。
尤其是其首件以翡翠为原材料的装置艺术——《冰蝴蝶》，仅耗费上等冰种翡翠原材料就多达15公斤，此外，该作品还将钛金属、多媒体视听效果融入作品当中，其所采用的奢侈品造价之高（仅原材料就高达近亿元），金玉异质性材料结合跨度之巨，融高新技术与传统工艺构思之大胆，均大大超越了以往人们对于翡翠雕刻的传统定位，从而将观者一跃带入当代艺术的奇幻之境。《冰蝴蝶》 旨在从“环保”理念呼吁人们关注因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而给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冰蝴蝶》系由两部分构成，作为外层构造的钛金属的椭圆形蛋壳与作为作品内核的超现实翡翠“冰蝴蝶”。椭圆形蛋壳既可以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的想象物（二维五大洲地理图像呈镂空状环布其上），也可以是浩瀚宇宙中生命的起源——水，拟或蛹化的象征表达，甚至是卵生生物得以孕育的原始状态体现，总而言之，钛金属蛋壳试图被建构为一个象征的综合体，囊括了艺术家有关生命孕育、生息、繁衍、依存、转化的复杂期待。
钛金属蛋壳内，由肉眼难以辨认之丝线贯穿系缀的超现实翡翠蝴蝶，其表面被处理成冰融效果，既是完美人类世界的破碎预像，也是劫难之后的希望之兆。前者无疑是对人类破坏自然、戕害地球而引致的掠夺式、自杀性生存的警示，如臭氧洞的破坏和北极冰层的消融；后者则借助冰融而化之水这一生命的象征物，传递出生命复苏、重生的宗教轮回观念，此外，以写实手法呈现的“冰蝴蝶”表面所封冻的一枚肉眼几乎难以辨认的细弱草茎，也无不是生命更替的自然观念的传达，而同样被处理成微雕效果的一只微末如尘的蚂蚁臀部，则体现出艺术家对于生命的悲悯情怀。
蝴蝶作为一大传统观念母题，在中国古典文本中，被赋予了独特的中国式悲剧美学内涵，如耳熟能详之“梁祝”爱情传奇，将令人窒息的悲惨情事借助佛教中的轮回、化生观念，给予了生命延续的超越意义。此外，蝴蝶的空灵、飘忽所代表的生命的脆弱和精神的超越，以及当代流行的生态学理论——“蝴蝶效应”所引发的万物一体、相互联结的想象，都试图被艺术家纳入其对该美学母题的综合开发之中，可以说，作为作品核心组成部分的翡翠“冰蝴蝶”，既有对当代艺术侧重观念表达的借鉴，也不乏艺术家所擅长之写实功力的炫技，技术与理念在此可谓达到了微妙而恰当的平衡。
刘国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霍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