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六位陕北的老大娘应中央美术学院之邀上北京表演、讲学，12月26日她们在北京天安门前拍摄了一张合影（图1）。
（１）六位老太太与靳之林在天安门前的合影
照片上当年美院之行剪花老人中唯一健在的，是今年85岁的高金爱。
高金爱（陕西省安塞县农民艺术家）：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高兴嘛。靳之林引的我看过皇帝的龙台，皇帝的轿。
高金爱的家在安塞县砖窑湾庙湾村。
当年的旧土窑坍塌之后，高家新修了5孔石窑。修窑的钱主要来自高金爱卖剪纸和农民画的收入。
2006年，她当选为安塞县十大杰出人物。
腊月里，高金爱在儿子护送下沿着门前的小路出发了。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北京城。
1985年10月，刚刚从延安文化馆调到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工作的靳之林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这封信由中央美术学院连环画年画系寄出，信中这样写道：关于邀请陕北艺人讲学一事，我们希望时间越早越好。
写信的人是胡勃。当时任中央美术学院连年系副主任
胡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靳之林先生当时是我们借调来的。他知道有这么一批人是非常优秀的，也可以说是民间美术的大师。
中央美院连年系为什么要邀请几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大娘表演、讲学呢？
1979年，陈宜明等人根据卢新华小说改编成同名连环画《伤痕》（图２）。这部作品描写了文革留在人们心灵的
创伤，“伤痕”命名了一个时期的艺术主题。
（２）陈宜明等人根据卢新华小说改编的同名连环画《伤痕》
就在这一年，江丰获得平反，重新回到中央美院担任院长，并着手组建连环画与年画系。
杨先让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1985年，任连年系系主任。
杨先让（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江丰落实政策以后回来当院长，他第一个任务就要成立年画连环画系。
胡勃:因为江丰老院长是延安老革命，他一直都坚持文艺的这种工农兵方向，在他看来，连环画年画是对大众最直接的艺术（图３）。
（３）连环画也叫小人书，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我国兴盛，它曾是大众最熟悉的一种读物
木刻手绘的传统年画也曾经是百姓家中最常见的装饰画。当时一幅四色精印的年画的售价为一千一百元。也就是现在的一元一角。
1985年，已是改革开放的第7个年头。这一年创作的歌曲《我多想》被青年人广为传唱。在人们家中，各式明星脸、胖娃娃、美人头等印刷精美的挂图替代了发黄的旧式年画。
杨先让:这个系并不得人心，因为什么呢？不合时宜。电视都有了，谁也不看连环画了。
胡勃:为什么办不下去呢？因为它（连环画）本身不是一个画种，它仅是一种表现形式。
杨先让:现在画年画用处也不太大了，所以就不适合了。
时代变了，社会的需求也变了。在这种情况下，连年系也不得不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作出相应的改变。
杨先让:非得转型不可。所以要转的话，我就觉得干脆改名，大民间。
散落乡野的民间艺术要进入高等学府的殿堂，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没有成型的理论体系。
杨先让:我们感觉到民间也是一个体系，可是这作为理论没有文字啊。
这时，杨先让想到了远在陕北的老校友靳之林。
1985年，靳之林在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美术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国民间美术的造型体系》。文中第一次总结了 “意念造型”是民间（剪纸）艺术的造型基础。
靳之林:通过剪纸，用可视形象的符号来表现它的哲学观，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在中国六千年、七千年，一直到现在一脉相承延续下来。
千百年来一直口耳相传的民间艺术第一次正式提出造型体系。靳之林的文章一出很快便引起了注意。
胡勃:他提出这种学术上的理论见解，我们很赞成。正好根据教学的需要，就水到渠成地组织了这么一次教学活动。
12月，陕北已早早入冬。
当地人流传一句俗语：“60不留夜，70不留饭”，意思是害怕老人在外面有什么闪失，而这6位老太太年龄最小的也超过了“不留夜”的底线。
靳之林:子女都不放心，怕到了北京，万一在那儿病了或者甚至回不来了。所以我就一家一家去给大家商量。
高金爱:6个，靳之林带我们6个。一个曹佃祥，一个王兰畔，一个祁秀梅，一个白凤兰，一个胡啥——胡凤莲。
尽管六位大娘年事已高，而靳之林还是选择了她们。
靳之林:老太太手里面，一拿出来就是经典作品。她们我可以归纳成几个类型，几个题材，反映了哪一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哪一方面的哲学基础。我心中有数，讲课也好讲。
2007年春天，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了美国现代艺术家罗伯特·劳申博的作品。
23年前，1985年的冬天，劳申博作品的国际巡回展览第一次来到刚刚开放的北京。展览给当时的北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个星期后，《中国美术报》破天荒地以近四分之三的版面对劳申博的展览进行评论（图４）。
（４）劳申博用日常材料组成的装置艺术作品让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闻立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那就很现代啦。工人开箱一看什么乱七八糟的鸡毛啊，什么橡皮、车轮子，以为是垫正式展品的填充物呢，给扔到一边去了。可是找了半天找不到哪个是展品，不知道。实际上那些就是他的展品。
在劳申博作品展览前3年，1982年中国美术馆展出了“民间美术之乡展览”。
杨先让对来自延安地区的民间艺术记忆深刻。
杨先让:首先是她的农民画大公鸡，那不是我，展览的时候，江丰简直是拍案叫绝啊，那哪是写实的，它这完全是夸张啊。那时我们才知道有个曹佃祥，我们哪知道她还会剪纸啊。
曹佃祥家住安塞县范台村，为北京之行她专门做了准备。
曹六（曹佃祥之子）:花就铰得可那的多。意思就是去了以后熟人什么的送点花嘛，那她只有那个东西嘛。
1985年的北京之行是曹佃祥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走出黄土地。而她并不知道邀请她来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里正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闻立鹏:当时我们有些画室的学生就不太安心嘛——觉得世界都已经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里画素描？！还这个——觉得没意思了。
冯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85年，我处于非常迷茫当中，我感觉我赶不上了。
杨先让:怎么教都发生困难了，教什么也发生困难了。
靳之林:有的学生想上就上，不想来就不来，老师呢还到宿舍里去找学生。
胡勃:就觉得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应该拿什么来面对它们呢？应该拿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
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份，北京迎来了5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1985年12月26日，来自黄土地的6位老太太和靳之林在天安门前留下了一张合影。
靳之林:因为以前跟她们商量过想去哪里，她们就说啊，第一个去毛主席纪念堂。
高金爱:见了嘛，毛主席的纪念馆，毛主席的人民大会堂，我全去了。
靳之林:第二个呢，去金銮殿。第三个呢，上动物园。我知道上动物园她要看老虎去。
高金爱喜欢剪老虎。剪了一辈子老虎的高金爱此前却从来没有见过真虎长什么样（图５）。
（５）高金爱的剪纸《爱虎》已成为安塞剪纸的代表作
靳之林:这老大娘还没等得我拿到票就往里头走，一直奔着那个老虎山去了。我就赶紧跟过去，她们看那个老虎都看直了，聚精会神。
高金爱:老虎和个猫一样嘛，老虎比猫大么，形状和猫那个形状一样。
看到真老虎后，高金爱当天晚上就拿起剪刀剪了一幅。
靳之林:我一看哪，坏了。没有生活的时候剪的老虎那么好，真有了生活了，她反倒剪不出来了。所以这个事情啊，我就感觉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只是直观地直接地反映生活。
门欣熙（自由艺术家 浙江美术学院85届学生）:其实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幽默，恰恰说明了民间的东西的生存离不开它的土壤。
1985年12月27日早晨8点，6位来自黄土高原的剪花婆姨走进当时位于北京校尉胡同5号的中央美院新三楼第十教室。
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美院学生一开始不能理解农民的绘画。
张桐当时是连年系一名三年级的学生。
张桐（文化部社会文化司群众文化处处长）:中央美术学院，那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学院教学体系，是学院派。当我们一下接触到这些陕北的老太太的时候，除了吃惊就是惊讶。
靳之林:这个课程呢，她们一幅剪纸是一课，都是有解决问题的目标的。
高金爱:我的课，人家叫我铰一个老虎，老虎怀儿子，我就带了4个徒弟就是教的这个。他们说我们就要这个，我说，来，我给你们画下，你们来铰。
胡凤莲来自安塞县化子坪公社旋水湾村。她剪了一只带云勾子的公鸡，让许多学生临摹的时候感到费解（图６）。
（６）胡凤莲给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讲课
靳之林:同学知道那不是个翅膀，问她那个是不是个翅膀，那个云勾勾，她说不是，不是呢就去掉了。去掉了之后，在观摩会的时候胡凤莲不干，说这个必须得有（图７）。
（７）胡凤莲剪的带云勾子的公鸡
张桐:我们造型是从现实中写生，去提炼；而这些老太太的造型呢，它是一种观念造型。这个云勾勾就是公鸡的象征。很多同学现在都认为，这些老太太的艺术是当时很活跃的现代派当中的又一个现代派。
靳之林:上课的时候学生早就在那里等着，是学生等老师，不是老师找学生，甚至于雕塑系的还有留学生都来了。人很多。看她们的剪纸的表演哪，人非常多。这个倒是我没有估计到的。
1986年1月15日，寒流袭击北京城，最低温度降到零下18摄氏度。一架飞机起飞飞往延安。
高金爱生平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高金爱:啥也看见了，看见咱的窑洞口口厚厚的，一点点，看见路上走的驴、马这么大大、这么大大都看见了。
离家20天后，靳之林把曹佃祥和高金爱平安送回了家。
白库女（曹佃祥的外孙女）:那几年我们这里没有方便面，她走北京时候，她带回一些方便面给我们，回来这都稀罕得，都在我外婆跟前了。
美院之行高金爱得到讲课费100元，这是她那一年最大的一笔收入。
6个月后，靳之林调回了中央美术学院。那一年，他58岁。
1986年，中央美术学院连环画与年画系更名为“民间美术系”，
2001年再次更名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20多年过去了，照片上的7个人如今只剩下2个。
85岁的高金爱还在陕北的小村庄里继续为一家人操劳。
79岁的靳之林仍然每年去陕北黄河边上的乾坤湾画画（图８）。
（８）靳之林在乾坤湾作画
1987年，胡凤莲去世
1988年，曹佃祥去世
1990年，白凤兰去世
1991年，祁秀梅去世
1992年，王兰畔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