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你醒来，发现旁边的人都变成了青蛙，对着你呱呱叫，你会做什么?博爱的人回答“去查一下养青蛙该喂些什么”，贪吃的人回答“去学怎么做菜”，自恋的人则回答“赶快去照镜子，估计自己变得比青蛙还丑，变蛤蟆了”，只有文学青年这么回答“去查一下这个故事与卡夫卡有什么联系”。1912年秋天，伟大的捷克小说家卡夫卡写出了他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小说就是这样开头的：“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个开头跟我们开篇的问题正好相反，我们说的是别人变成了怪物，而小说中是自己变成了怪物，不过效果相同，无论如何，你都陷入了一个陌生而惊恐的处境。
《变形记》是卡夫卡最有名的短篇小说之一，在我国的许多文学史教材里，都把它列为表现主义的代表作，并且说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但在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中，解析的套路大相径庭。他的分析是从考证格里高尔变成的“甲虫”到底是什么昆虫开始的。他说：“很显然，他属于一种‘多足虫’（节肢动物），蜘蛛、百足虫和甲壳虫都属于此类。如果小说开头提到的‘许多条腿’指的是多于六条腿，那么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说格里高尔就不是昆虫了。但我想一个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有六条腿在空中乱蹬，一定会觉得‘六’这个数字足可以用‘许多’来形容了。因此，我们可以假定格里高尔有六条腿，他是一只昆虫。”这样的分析有趣极了，但也许有人会觉得无聊，这与揭示小说主题有何关系？它是否仅仅是纳博科夫为了表现趣味随意为之的呢？在之后的分析中，纳博科夫又排除了这只甲壳虫是蟑螂或者屎壳郎的可能性。最终，他确定这只甲壳虫乃是一只有三对足、长约三英尺的、拥有强有力硬颚的大甲虫。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关键的细节：甲虫格里高尔背上的硬壳下藏有一对翅膀，但是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发现这翅膀能够载着它跌跌撞撞地飞上好几英尺。如果格里高尔发现了自己的这个天赋，它是否就能飞出窗外，获得自由？是否就可以不被异化了呢？纳博科夫对读者说：“我的这一极好的发现足以值得你们珍视一辈子。”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在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小说家、诗人、文学批评家、翻译家，1973年因其成就被美国授予国家文学金奖。他是全球最著名的作家，也是上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其创作影响了整个后现代小说的发展进程。纳博科夫一生著作颇丰，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洛丽塔》、《微火》、《阿达》和《说吧，记忆》。他曾执教于威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等名校，讲授文学。这里要介绍的《文学讲稿》就是以他在康奈尔等大学的文学课讲稿为基础而整理成书的。在这本书里，他分析的都是经典小说，重点讲述了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卡夫卡的《变形记》和乔伊斯的《尤里西斯》等作品。纳博科夫本人作为知名作家，对其他作家的评价是极为苛刻的，他曾经说：“许多为人所认可的作家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们的名字被刻在空空洞洞的坟墓之上，他们的书本是木乃伊。”在他眼里，被奉为大师的康拉德、布莱希特、福克纳、加谬等人绝无任何意义，而阅读劳伦斯的小说和庞德的诗歌，在他看来也是一场灾难。只有《文学讲稿》中被提及的作家才是他欣赏的对象。而事实上，要得到纳博科夫的认可委实不易。
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蒂博代把文学评论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自发的批评，一种是职业的批评，还有一种是大师的批评。自发的批评是普通读者的批评，在18、19世纪的法国，它以口头形式存在于贵族沙龙中，自从报纸流行后，它又以书评等形式存在于书报杂志上；而职业的批评，则是文学评论家的批评，它强调评论的学术性，重视的是历史，是评判，是归档，是解释，即要把文学作品纳入到文学传统中去解释；最后一种是大师的批评，评论别人的人本身也是大作家（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等），这种批评是一种“热情的、甘苦自知的、富于形象的、流露着天性的批评”。许多大师对于职业的批评都是很看不起的，认为它们太“学究”，丧失了文学本身的生命力，例如戈蒂耶曾经把那些职业评论家称为“文学太监”，龚古尔兄弟说他们“专为死人唱赞歌”，德·李尔则把他们比作“未枯先落的树叶”脱离了“艺术和文学的所有枝条”。作为大师的纳博科夫也不例外，在访谈录中，他说：“批评的目的是就批评家对看过或没有看过的一本书发表一些看法。它提供给读者，包括书的作者，一些有关批评家的智力或诚实或这两方面都在内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批评是有指导作用的。”
所谓“大师的批评”说的是评论者从一个同行的角度去评论其他作家，由于是同行，他就能看到许多外行看不到的门道。纳博科夫在分析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时，就向读者指出了许多不易察觉的细节，这些细节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却关系到人物的出场、情节的设置和故事的走向。普通读者只流连于故事的情节中，而小说家却可以看到设计情节背后的良苦用心，他深入到了文学的内部。纳博科夫写这些文学讲稿的时候正值新批评理论在西方文论界盛行，而新批评所强调的正是从文本的语言、意象、结构、文体和风格等本身特点进行分析。在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出纳博科夫的评论与新批评颇为相近。
其实，纳博科夫一直就是一个非常重视细节的人，这不仅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也体现在他的阅读以及教学中。他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做的作业往往类似于这般：描述爱玛·包法利的发型，分析萨姆沙（也即格里高尔）家中房间的布局，或者画出《尤里西斯》中布卢姆在都柏林散步的路线图，等等。在《文学讲稿》的开篇文章《优秀的读者与优秀的作家》中，他也说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当注意和欣赏细节。如果书里明朗的细节都一一品味理解之后再作出某种朦胧暗淡的概括倒也无可非议。但是，谁要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来看书，那么第一步就错了，而且只会走得越来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书了。”
纳博科夫如此重视细节，与他所从事的另一项精密工作不无关系，他除了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之外，也是一名出色的昆虫学家（所以他在《变形记》中分析甲壳虫得心应手）。在昆虫学界，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鳞翅昆虫学家之一。布赖恩·博伊德在其文《纳博科夫的蝴蝶》中说：“纵观文学史，没有一个具有纳博科夫声誉的作家（甚至连歌德也比不上）对自然界曾经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探索热情，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过如此卓越的贡献。”纳博科夫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负责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鳞翅目昆虫研究项目，其间所写的论文赢得了同行的尊敬。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科学家们开始重新考察他的昆虫研究论著，不断重估它的价值。纳博科夫自己更是这样说：“与在显微镜下发现蝴蝶身上的新器官或在伊朗、秘鲁的山坡上发现一种尚未被描述过的新种类所带来的狂喜相比，艺术灵感带来的喜悦和奖励就什么也算不上了。如果苏联没有发生革命的话，我会完全献身于研究飞蛾与蝴蝶的昆虫学，而根本不会写什么小说。”纳博科夫最终成了小说家，但他也从未放弃昆虫学研究，住在瑞士的时候，他还是经常去瑞士的高山上捕捉蝴蝶、观察蝴蝶。在写小说与捕蝴蝶之间，他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他说：“在我看来，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
蝴蝶是一种很会伪装的昆虫，如果它要扮成一片叶子，不仅叶子的所有脉络都能得到美妙的表现，就连边上被小虫咬破的斑纹也被模仿得淋漓尽致。艺术是由模仿诞生的，小说本质上是一种虚构，它们的美丽不亚于多彩的蝴蝶，要领略这美丽，就需要一双会观察的眼睛。现在，让我们跟随捕蝶作家纳博科夫，拿起放大镜，感受这神奇的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