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02年泸县宋墓石刻引起关注后，2004年泸县宋墓考古调查报告刊布，以后的研究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5年至2013年，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泸县宋墓的石刻的造型艺术、象征意义等美术学、艺术学方面的研究；第二阶段是2014年至今，题材考察、丧葬习俗、墓刻石碑、社会背景等方面的研究成为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泸县；宋墓石刻；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J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8）04-0028-06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18.04.004
泸县宋墓石刻是我国宋代宗教艺术的重要历史遗存。自2002年泸县宋墓石刻发现以来，相关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我们不完全统计，2002至2017年这十五年间发表的有关泸县宋墓石刻的文章有39篇，其中涉及考古报告有3篇、壁画图像研究有22篇、碑刻考察有3篇、葬俗考察研究有3篇、区域综合性研究有4篇，以及艺术风格研究有4篇。①为使得近十五年泸县宋墓石刻研究成果的展示更为清晰，根据目前已有研究成果，我们从考古报告研究、墓葬图像研究和宗教信仰与葬俗研究三个方面梳理，并对相关研究成果和存在的一些不足作出简要评述。
这些成果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活动是2006年3月经文化部全国艺术规划领导小组审批立项，由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副院长张春新教授主持的2006年国家“十五”艺术科学规划课题“四川南部南宋墓葬群石刻艺术研究”，对泸县宋墓中石刻造像的构思、技法、图像内容中展现的服饰文化、表达出的意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
一、考古报告研究
2003年，《四川文物》和《文物天地》首次公布了泸县宋墓石刻的考古发现。《泸县宋墓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收获》一文指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泸县文管所联合组成考古队，自2002年9月14日对泸县青龙镇菩桥村、奇峰镇红光村和喻寺镇南坳村的宋代石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至10月27日田野工作全部结束。发掘清理出165幅宋代石刻。这批精美的宋代石刻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宋代服饰资料。宋代的家具特点以及宋代的器乐和建筑风格等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生活史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例证。它们所反映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文化的内容从侧面亦表现了南宋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现象。总之，这些材料为我们全面考察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历史文化无疑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
2004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出版了《泸县宋墓》。这本书的特点是：首先，该书记录了对四川省沪州市沪县境内的6座已经暴露的石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工作，以及发表了一批征集的沪县宋墓石刻材料，这些材料许多是第一次公布。其次，该书作了系统的理论分析，详细描述了这6座石室墓的墓葬形制，讨论了泸州宋墓的一些基本特征。此外，对墓中出土的85件石刻以及部分随葬品做了细致的记录以及图片和线稿的展示，使得泸州宋墓石刻的考古材料更加丰富和完整。
二、墓葬图像研究
近年来，在泸县宋墓石刻的相关研究中，墓葬图像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其中，学者最为关注的是乐舞图像、“半启门”图像、“四神”图像、武士图像、鸟兽图像、装饰图像等题材类型。此外，服饰文化和艺术风格也受到学术界关注。
（一）题材类型研究
泸州宋墓石刻中，墓葬图像非常丰富，不仅数量大，而且题材多样，吸引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1.乐舞图像
据《泸县宋墓》所载，泸县征集的石刻当中，有12件伎乐类的高浮雕作品，分为器乐演奏、舞蹈、戏剧、乐官四种形式。其中，器乐演奏类的石刻有4件，舞蹈类的有5件，戏剧类1件，乐官类2件。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出土的4件舞女，均头戴软脚花冠，身着圆领窄袖上衣，衣外罩云形罩肩，手执以荷花、荷叶、蒲草及弯曲状物扎成的舞具，背于身后，姿态生动。在同一墓葬中还出土有表现宋代勾栏舞台戏剧表演的情景，以及石桥镇新屋嘴村二号墓出土的乐官形象。弋玮玮在《泸县宋墓舞蹈题材石刻研究》中，将泸县宋墓的石刻乐舞图像区别为采莲舞、绿腰舞以及勾栏舞旋三类，并且通过考证认为这些舞蹈图像一方面是墓主人对于自己死后所达境界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是宋代理学思想在这些图像中的体现，以及世俗化的呈现。[3]
2.“半启门”图
泸州宋墓石刻中有许多“半启门”的图像，这也是宋金墓葬图像中较为常见的题材，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图式，对其探讨较为广泛，梁白泉、李清泉等学者分别从图像意义、图像视觉特征等方面对此进行了研究参见梁白泉《墓饰“夫人启门”含义蠡测》，载《艺术学界》（第六辑）2011年；李清泉《空间逻辑与视觉意味》，载巫鸿等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此外，郑岩指出，艺术家在描绘半启门的典型图式时，并非完全照搬固定画稿，而是在半启门的两个基本元素之上進行创作。泸县宋墓中“半启门”石雕中的女子姿态与白沙宋墓中的启门图相比较，门扉间露出了更多的身体部分，特别是青龙镇1号墓正壁以及左右三道门前的侍女，全身露出，站在门槛上，画面当中的神秘感因露的越多越为削弱。同时，郑岩认为，在这些启门的女子小心翼翼的将手中所持的灯盘、托盘、圆盒、梳妆架、扇等，在不同的空间之中搬运，“既显示了物品的珍贵，也清楚地表明了女子的身份。”[4]
杨之水也注意到泸县宋墓中的“妇人启门”图像，并指出泸县宋墓中的“启门图”中的启门者性别不同，所奉之物也稍见分别。他将泸县宋墓启门图中的这一现象一一举例，并加以辨析。如，青龙镇金宝村，一号墓的后壁与左右侧壁所雕的轻微开启的格扇门前所立之人为捧物女侍；二号墓后壁也雕有微启格扇门，门前恭立捧印男仆。泸县牛滩镇滩上村一号墓，出土的石刻中两侍女站立在圈椅左右两侧，一人捧盘，一人捧盒。而在牛滩镇滩上村二号墓中，一方石刻则是两男仆立于一张栲栳圈交椅两侧，一人捧冠带，一人捧水罐。泸县福集镇针织厂二号墓的石刻，侍女立于帐幔之下，一号墓为叉手立于座椅旁侧的男仆以及一名扛交椅的男仆。因此，杨之水做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妇人启门’表明门内为主母，而男仆启门则是主公。”[5]
赵兰也有辨析，她认为：神禽瑞兽与泸县喻寺一号墓的北、西、东三壁的启门图中的侍女有共出因素，但是并无恒定的伴出关系，其含义也许并非是符号化的仙境象征，而是增祥祈寿的寓意。[6]
同时，泸县宋墓石刻中出现的启门男子，这一现象也吸引了较多学者的关注，这些男子有的手中持有印盒，有的持书，有的肩扛交椅，郑岩认为：“这些男子手中的物品多与礼仪、权力和知识有关。”[4]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肩扛交椅的男侍，王鑫的《泸县宋墓穿越时光的南宋记忆》、杨之水的《“千春永如是日”——泸州宋墓石刻中的生活故事》、苏欣的《泸州宋墓石刻小议》等文章，都有对此类图像的关注，以及对该类图像的分析。
此外，丁雨则对宋金时期的99个墓例进行了分类、统计以及分析，他认为：“启门图应由宋金砖室墓中常见的门窗题材而来，在墓葬壁饰由简而繁的过程中被添以人物。在微启之门上添加妇人，符合宋金砖室墓中刻意营造的现实家宅氛围，并认为它应当是主要受到了佛教丧葬文化的影响。”[7]
3.“四神”图像
据《泸县宋墓》所载，四神图像占据了泸县地区征集的石刻数量总数约四分之一，共计38件。其中青龙15件，白虎13件，朱雀5件，玄武5件。王家祐对泸县宋墓石棺上的“朱雀”形象进行了探讨，认为其形象特殊，以正面示人，人首胖身，矮脚，双翼阔张，认为其是佛教典故普及的表现，与大鹏金翅鸟有一定的渊源，且因泸县宋墓“朱雀”的发式也算“蓬发”，又似“狮首”，脚踏云朵，似与巴蜀、荆楚、吴越（长江）地区的“送魂鸟船”相关。[8]
4.武士图像
泸州宋墓出土石刻当中的武士形象极为富有特点，这类石刻共计30件，约占石刻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不仅有男性武士形象，更有女性武士形象的出现，武士以面对面的形式出现在墓室两门柱的内侧。《泸县宋墓》中依据不同的形态，将武士分为身披甲胄、手执兵器的男武士24件，身穿铠甲、罩袍服、戴交脚幞头、手执骨朵的男武士2件，以及戴兜鍪、着铠甲、执兵器的女武士4件。邹西丹在《泸州宋代武士石刻》一文中对这些武士的装扮、雕刻技法以及艺术风格作了介绍，并分析了其文化特色。[9]朱晓丽、张春新也在《泸县宋墓武士石刻的意境美》一文中，探讨了安置于墓门左右门柱内侧的镇墓武士石刻像，雕刻细腻、造型生动，传递出神秘、虚幻、灵动的气息。[10]霍巍观点独特，他通过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认为对四川泸县宋墓中所谓“背火箭武士”“蒙古装女武士”图像提出了不同意见的两说均不成立。实际上，这两种图像在过去的宋代考古发现和文献中都有反映，可以正确解释其含义而不致误判和误导。[11]赵兰从材料层面讨论，她认为石材具备有长久、坚固的不朽性质，使其成为载体，与其上所刻绘武士图像与四神图像一同象征着守护的意义，维护着墓葬的安全与稳固。[6]
5.鸟兽图像
李雅梅、张春新对于泸县南宋时期墓葬石刻群中所出土的表现有鸟兽图案的石刻浮雕进行分析，认为这些石刻浮雕是宋人对于自然物“观察”与“取象”的艺术表现，主要的图像有双凤、双孔雀、瑞鹿衔草、玉兔捣药等，并认为在此基础之上还有象征意义的第二层表现，即文化的表现，体现着宋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情感诉求，以及蕴含有对于生命的重构，体现着宋人对于死亡与生命的思考。[12]
6.装饰图像
韩小囡依据宋代墓葬装饰特点的墓葬形制、装饰布局及内容为分类依据，对墓葬装饰进行分区与分期，以及对宋墓装饰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总结，阐述区域差异与时代差异的重叠，探讨了造成这些差异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对宋墓装饰渊源以及如何解读宋墓中的典型装饰题材和装饰体系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13]
（二）服饰文化研究
在泸县宋墓石刻的相关研究中，服饰文化的研究也是相当引人瞩目的内容。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石刻为研究宋代服饰也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研究主要集中在舞者、武士以及平民的服饰的相关研究中。例如，张蓓蓓专门对泸县宋墓当中的汉族服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她认为泸县宋墓中的“乐舞”浮雕石刻表现出的是川南地区民间舞蹈服饰的特征。[14]程雅娟在对宋辽金乐舞服饰的艺术研究中，分析了四川沪县南宋墓彩绘伎乐石雕中六位舞者的服饰，认为其与五代南唐李昪墓出土的陶俑服饰有相似之处。并且，舞者从颈后绕出长帛搭于双臂，又交搭于胸前的披帛方法为舞伎常用。同时，她将宋辽金的乐舞服饰分成仪式表演类乐舞服饰、社会生活类乐舞服饰、宗教类乐舞服饰三种类型，对乐舞服饰的精神内涵涵盖的乐舞主题、价值观念、社会审美观等精神内涵与艺术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15]
此外，张蓓蓓具体分析了泸县南宋石刻武将甲胄的风格，她认为宋代具有精致、凝重、沉静的特点，且宋代武官的政治地位相对较低，服饰上的体现就是“武随文服”，与唐代的大气张揚相对比，也不乏冷峻威严感，折射出这一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方面的变异与进步。[14]
余虹熠就泸县宋墓石刻中的女性形象与宋代平民女性服饰作了对比，认为这些服饰大多风格简朴淡雅，以平淡简约的风格为主，与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以及当地的审美风尚有着密切的联系。[16]
（三）艺术风格研究
朱晓丽、张春新对沪县南宋墓葬石刻的视觉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方面，他们认为泸县宋墓石刻武士图像有背景“留白”的形式特征，更加凸显出一种韵味悠远的空灵意境，并对其技法渊源、审美追求、实现可能及其精神内核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17]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川南沪县宋墓石刻在图像语言中存在着许多“框形结构”，这些放置有人物、鸟兽或者花卉图案等内容的“框型结构”呈现在假门石刻、侍仆石刻、乐舞石刻以及仿木结构建筑部件上，形成有序而丰富的视觉层次，这类框型结构的使用，是春秋时期构图形制的继承，体现着中国艺术的独特性。[18]此外，张春新又从动静相成、节奏韵律、对称均衡三个方面探讨泸县宋墓中的勾栏石刻表现出的形式美感所具有的艺术价值。[19]
李雅梅等在《南宋川南路线墓葬石刻的艺术构思》一文中，专门讨论了青龙镇二号墓后壁龛上雕刻的一幅“男侍启门”图石刻，依据男侍手中所托的方形盒子的大小、形状以及包裹方式推断此为一个放置官印的印盒。并且依据侍者小心翼翼捧盒的动作推断：“墓主人生前应当为一名朝廷官员，具备掌管官印的特权。……用‘印盒’点明叙事情节，出乎常人的意象，它很像一幅宋代画院的命题创作，……川南泸县宋墓石刻画中有诗、诗中有禅、以禅悟画，画、诗、禅三位一体是泸县宋墓石刻在艺术构思上的一大特色。”[20]
李伟对泸县宋墓的碑刻也进行了考证，他特别对喻寺镇出土的古骥墓志、奇峰镇二号墓出土的陈鼎墓志以及施大坡二号墓出土的张氏族谱三尊碑刻进行了考证分析。[21]
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美术史的内容。有关宋代的墓室壁画艺术角度的研究，许多学者在他们的著作当中不同篇幅地展现了有关宋代壁画的研究成果，如王伯敏的《中国绘画史》、阎丽川的《中國美术史略》和祝重寿的《中国壁画史纲》等。此外，杨泓、郑岩在《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中对白沙宋墓的壁画整体做了介绍，徐书成在《宋代绘画史》中介绍了白沙宋墓和河北井陉县宋墓，楚启恩在《中国壁画史》中将宋代墓室壁画进行了分类，并和唐代墓室壁画做了对比。这方面论文也比较多，牛加明在《试论宋代院体画和墓室壁画的相互交流》中论述了宋代院体画家和民间画家之间的关系及影响，[22]李红在《宋辽金元时期的墓室壁画》中亦对宋辽金元时期的墓室壁画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指出宋代墓室壁画内容、分布、分类以及出现的社会原因。修海林、王子初在《看得见的音乐：乐器》中，涉及到宋代壁画墓中的乐器等。
三、宗教信仰与葬俗研究
宗教信仰的内容是学者们认真关注的内容。霍巍在《谈四川宋墓中的几种道教刻石》一文中，从敕告文、镇墓真文、华盖宫文三种道教刻石的文字内容、形态等的讨论中，找寻其与南方正一教的密切关系，认为是属于“张道陵以来的符篆源系统，以画符写咒、驱鬼攘灾等方求为特点。”[23]赵兰也关注道教的影响，她认为：四川是道教诞生以及活跃的区域，道教因素也是影响四川地区民众在丧葬活动中选择石质材质作为墓葬构建材质的因素之一。[6]王家祐、冉万里则关注泸州宋墓的佛教内容，从遗存图像中就泸县宋墓中的佛教因素进行了探讨。[24]
葬俗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一个领域，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
赵兰从宋代中原地区普遍存在的孝子图现象出发讨论了葬俗图像，她指出：孝子图像在四川地区的宋代画像石室墓中偶有发现，并非是主流题材，而这一图像却是中原及北方地区的宋金墓葬中最为常见的图像。这一现象意味着这一时期营造墓葬“选择了其他的方式为逝者全面复制充满现世享受的永固空间使其‘归安此宫’永享供奉，以此作为孝行的贯彻。”[6]赵兰由此关注葬俗转化的影响与意义，她认为：“宋代丧葬的世俗化转向使得宋人丧葬活动中出现了从丰厚珍物厚葬到注重丧、祭的转化，也使宋人在关注先人的慎终追远的同时更加将丧葬活动与生人的现世福祉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转向造就了画像石室墓装饰题材和装饰载体浓厚的象征性、以及营建画像石室墓中的‘互利取向’，画像石室墓的营建者们力图在崇重祭祀供奉祖先与防范盗墓之间取得契合，以使先人永为供养，并且通过贯彻供养祖先的孝行而获得先人庇佑为生人带来现世的福祉。”[6]
此外，地域文化的影响被普遍关注。赵忠波在对四川盆地宋墓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在南宋中晚期，装饰有雕刻的石室墓发展迅速，“在葬制葬俗方面，四川盆地宋墓在等级礼制、随葬品组合、墓内装饰、风水堪舆、夫妻合葬与家族葬等方面均体现出时代变革，概括而言有三个转变：一是丧葬等级由壁垒森严向世俗化的转变，二是丧葬重点由葬向丧祭的转变，三是丧葬目的由重视死者向关注生人的转变。在这三大转变之中，‘世俗化、现实化、功利化’是贯穿始终的主线。由葬制葬俗特点探寻四川盆地宋墓产生变革的动因，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的调整，直接原因在于社会风俗的浸染，重要原因在于儒、释、道的融合及杂糅影响，上述因素归结为一点，即宋代社会的变迁。”[25]
何沁冰将葬俗与宗教信仰联系，他认为：墓葬是连接死亡与重生的桥梁，“代表着永恒的新生命的开始，是从此岸世界到彼岸世界的过渡。”[26]
此外，历史学者对于宋代的丧葬习俗和丧葬文化的研究也涵盖了泸县地区的宋墓，如宋代丧葬习俗的研究、宋代火葬的研究等，朱瑞熙《宋代的丧葬习俗》、吴宝琪的《试析宋代育婚丧俗的成因》、史继刚的《宋代助葬制度略述》、宋东侠《试析宋代丧葬明器》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都有这方面内容。何沁冰指出：泸县宋墓当中，交椅是出现次数最多最为频繁的椅子。他在分析奇峰镇一号墓和二号墓的墓室后龛剔地高浮雕屏风和靠背交椅艺术形式的基础上，结合南宋时期封建登记制度与儒家礼仪对于民众生活方式所具有的制约性，指出在墓室壁龛当中的石雕交椅昭示着椅子主人的富贵尊荣和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地位。[26]
葬俗也是地域文化、时代文化的表现，这方面成果视野比较开阔。一些学者也将宋代壁画墓作为论述宋代物质文化、社会史、思想史等研究的一项重要材料来使用，如陈戍国的《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等。学者们注意到现实生活的影响，比如泸州宋墓石刻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宋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貌。苏欣、刘振宇将泸县博物馆藏的“玄武”石刻与四神类石刻进行对比，认为该石刻上所体现的图像“应当是宋代流行的‘龟游莲叶’纹样。该图像在宋代广为流行，有延年益寿、得道成仙的寓意”。[27]
宗教信仰、葬俗所反映的民族关系，学者们也予以关注。刘复生从社会与民族关系的角度考证了泸州宋墓墓主人形成的原因。他指出，“晋代的獠人入蜀”，唐宋“乌蛮”的北上，这一地区的历史演变以及民族关系都呈现出复杂与多样的特性。到了宋代，北宋朝与“泸夷”之间的交流明显增多，民族融合加剧，泸南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朝廷不断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力量，泸州成为一路的政治军事中心，“权任益重”，甚至与成都分庭抗礼。大量人口移居此地，户数“猛涨”，成为泸州宋墓的主人。[28]
四、存在的一些不足
以上是近十五年来学术界对泸县宋墓石刻研究的基本状况，限于学识和篇幅，我们的梳理存在许多不足。总体来看，这些成果涉及考古、宗教、历史、社会、艺术、哲学等诸多学科，有的学者以某类图像个案单独进行微观分析，有的学者则从宏观方面进行整体把握。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以下几个重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第一，最为关键的是泸县宋墓石刻的空间框架不够清晰。因为从考古资料来看，对于泸县宋墓文化面貌的介绍多数较为简单，全面介绍地域特色的更少。而且，泸县宋墓普遍因为墓室的形制已经被破坏，许多石刻图像虽然保存完好，却因其形制方位的信息缺失，而难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第二，泸县宋墓石刻的时间框架不夠清晰。大多研究都是将泸县宋墓归纳入南方地区的宋代墓葬，或者四川地区的宋代墓葬统一分期，较为宽泛，对于该地区更为细致、准确的分期的研究较为少见。
第三，对于泸县宋墓石刻中武士、乐舞、启门、四神等图像的关注度较高，研究相对集中，对于其他的图像，以及建筑、瓷器、陶器、金银铜器、漆器等器物考察等方面的发现明显关注不够，这些图像内容的思想性研究有待继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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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