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尘世已整整16年了，可我的感觉依然清楚地告诉我，他还在关怀着我，而且，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这种感觉越加清晰，与父亲精神上的交流也比以往越加密切越加亲近了。
父亲毕生对事业、对亲人、对朋友，包括对陪伴他的书都充满了真诚的关爱——
幼年时的记忆总是朦胧的，那时父亲早出晚归忙于工作，从没时间与我多接触。记得那时，父亲晚上还在家里工作，还时常有一些同事或朋友来访。那时我虽然听不懂大人们在谈些什么，但父亲那热情的话语、欢乐的笑声至今仍旧回荡在我的耳边……每天早晨去幼儿园时，我都要走过父亲房间的门口，偶尔能从门缝中看到父亲的身影。我始终对父亲有一种陌生敬畏的感觉。
上小学时，对父亲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和他的书。父亲因从小家境贫苦而求学不易，对书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书在家中仿佛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者”。父亲从小跑得最多的是旧书店，常在旧书店读书学习，成了书店老板的“熟客”。
父亲有一次和我谈到他小时候曾在福州路的一家书店偶尔遇到了鲁迅先生。当时父亲才十几岁，不敢上前搭话。父亲说，鲁迅先生非常朴素，穿布长衫和胶底鞋。鲁迅对父亲的一生影响很大。父亲告诉我，鲁迅将书当做自己的生命，非常爱惜，如有人向他借书，他宁可买一本送人也不愿将自己的书借人。父亲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他看过的每一本书都整洁如新，就算是古版本的旧书，再破旧他都会细心地一页页修补好再重新装订起来。他爱他收藏的每一本书，就犹如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六十年代初，有一段时期父亲每晚在家里看书写作，研究古代版画。为了能静心研究，他将北房用书柜隔成两间，一间是他的书房，另一间是孩子们的卧室。我偶尔在半夜醒来时，还能听到父亲拉开书柜门的响声，看到从柜顶透过来的灯光……
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父亲的六个大书柜中那个放满连环画的书柜。一次我和同学从卧室翻过书柜，爬到书房偷看书柜里的连环画。我俩把连环画翻得乱七八糟，过足了“小人书”的瘾。
父亲发现后便问是谁干的，我承认是我闯的祸，可父亲没说一句话，只是独自整理着被翻乱的书。隔天，父亲让母亲把我叫去，我十分害怕和紧张地走到父亲几尺远的地方停下来，没想到父亲指着一厚叠连环画对我说：“这些连环画给你拿去看。”我兴奋喜悦地接受了父亲的“处罚”，得到了五十多本崭新的连环画。而后我已不满足这些连环画了，经常偷看父亲的书，只是不会再乱翻了。父亲是个细心的人，他完全清楚经常光顾他书橱的是谁。
那时家中有两只紫红色钢桅杆的单人沙发，坐在上面特别舒服。听说是父亲为了周恩来总理要来家看望他而特意准备给周总理坐的，可惜后来周总理因有外事任务而临时改变了计划，没能来。
父亲在家里既让我们子女敬畏，又让我们常能感到欢乐和喜悦。一般情况下，他总忙于他的事务，给我一种十分严肃的感觉，但有时他也会忙里偷闲与我们一起闲聊。他的谈话直截朴实、简单明了、风趣幽默，有启发、有哲理、有智慧。有时还会主动参与到我们孩子中间来和我们一起玩游戏。这时的父亲完全换了个样，他会像顽童般地融入我们中间，猜谜语、打乒乓球、踢毽子等。他踢起毽子来简直像杂技表演，我们谁都比不上他。
有一天四姐借来一本《金银岛》小说，因第二天一早就要还，来不及看完，父亲就说由他先看，然后讲给我们大家听。第二天晚饭后，父亲拿了几本画册把我们叫到一起，只见画册中夹着白纸条，父亲顺着纸条一页页翻开让我们看。一幅幅油画表现的都是18世纪英国海战场面，有战舰和海盗船、士兵与海盗搏斗的场面。父亲说《金银岛》的故事就发生在与之相同的时代。然后父亲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故事结构、人物名称和关系，并画了一张金银岛地图，开始为我们讲起了故事。我第一次听父亲讲长篇故事，他有声有色地讲着，将人物性格、场景气氛、时间、地点、道具等细节，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将小说中的主要情节讲得十分生动，随着故事的跌宕起伏我们听入了迷。父亲说：“11点钟了，另一半故事明天讲。”可我们一定要他讲完。他说：“这样的话只能将二小时的故事压缩成一小时，许多细节都要省略了。”可是我们一定要听完整个故事才过瘾。父亲看我们这么坚决，只能再用一小时讲完了故事。
一天晚上，我们围着看蚕吐丝织茧，忙于工作的父亲也来和我们一起观看。我们兴奋地看个不停，父亲也不时来看看又回去工作，工作一会就再来看看。记得他那时的神情与我们一样好奇。他说：“这么细的丝能织成茧，全靠这小东西的耐性和毅力。”我们看着透明的茧终于变成了一个不透明的球，他就详细地告诉我们从蚕到茧到蛹最后成蛾的整个过程。
还记得在暑假的仲夏之夜，全家在晒台上边乘凉边等着父亲回来。我听到了那熟悉的自行车的嚓嚓声响，高兴地叫道：“爸爸回来了，开西瓜啦！”父亲一进门，不顾一天工作的劳累，边切西瓜分给我们吃，边关爱地看着我们对母亲说，他打算买一台电视机让孩子们能看电视增长知识。这晚，父亲和母亲在晒台上谈到很晚。听母亲说，那晚他们看到了夜空中西南方出现了一颗“扫帚星”。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家里除了能听到我们孩子的嬉闹声之外，渐渐听不到父亲的笑声了。学校停课了，我参加了红色宣传队，拿了一疊红袖章请父亲写上“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我和同学们带上红袖章，上公交车去背诵毛主席语录。有人见了我们的红袖章说：上面写的字是繁体隶书，是封资修的字，吓得我再也不敢带了。
这年冬夜我在被窝里没睡着，听到父亲回家对母亲说，昨晚一个造反派组织抓了赵宏本，今晚另一个造反派组织一定会来抓我的，让母亲做好思想准备。一旦他被抓，家里的事就都要母亲一个人来支撑了。我在惊惶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被重重的敲门声和喊声闹醒，透过被子看到门缝那边父亲的房间里，黑压压地站满了穿着长大衣带着白口罩和红袖章的造反派们。听到一个声音在宣读对父亲隔离审查。父亲清晰地说着：“这二十几本工作笔记和日记，记录了我担任连创室副主任时的所有工作的情况，一起带去审查。”他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历程，可没想到后来这二十几本工作日记成了造反派搞派性斗争、整他和整人的一份详细的材料。
造反派还让父亲交出所有的钱款存单，父亲说，他将所有稿費都用于收集古代版画上了。造反派说：“你是有名的万字号，怎么会没有钱呢？”他们让父亲写下证明书，证明家里和银行确实没有钱，再让母亲也签了字，然后将父亲带走。第二天，造反派来抄家，抄遍了家里每个角落，没有抄出钱和存折来，最后用三轮车装走了三整车的书籍。
一天傍晚，母亲带我去看被关在“牛棚”里的父亲，后来听说是父亲想见我。我十分害怕地跟着母亲走进接待室，只见造反派将父亲押了出来。父亲的脸很消瘦，他与母亲交谈了一会后，关怀地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到了告别的时候，我却不敢抬头看一眼父亲，不敢和父亲说一声“再见”。
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空旷的街道上贴满了标语、口号、大字报。我脑子里尽想着父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否要像造反派说的那样和他划清界线？
我出生时父亲已是南北闻名，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曾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多次接见，还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在一次文代会上，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周扬将父亲介绍给周总理说：“这位是靠自学成才的青年画家顾炳鑫。”周总理高兴地说：“自学成才，才是真正的天才。对顾炳鑫这样的青年画家应该多关心、爱护、培养。”那时只要有人提到我父亲是著名的大画家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自豪和骄傲。而这时的我已不敢提一下父亲名字。
我再次见到父亲是在祖父的追悼会上。大家静默无语，因为祖父在解放前曾做过小业主，而成了“不法资本家”。造反派押着父亲来与祖父告别，父亲转身离去时正好与我面对面，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用手擦眼泪。
父亲被关在“牛棚”，我十分想了解父亲，总是问母亲，父亲是怎么学画的？母亲告诉我，父亲是从临摹到速写再开始创作，母亲也跟着学过画画和木刻。还告诉我，父亲年轻时兴趣爱好十分广泛，唱歌、唱戏、踢足球、打排球、练健美，还给我看了一些父亲年轻时的照片。祖母也常告诉我一些父亲小时候的情况，说父亲小时候除了读书、唱戏就是画画。祖母那时以为画画只会成个穷画家，不能养家糊口的。一次祖母将父亲所有的学画用具和作品都烧了，想断了父亲学画的念头，让父亲学做生意。可父亲还是顽强地、一点点地将画具买齐，继续走自己喜欢的绘画道路。
隔离审查结束后，造反派将父亲押送回家，宣布要父亲在家里继续老实交代问题，改造思想，还要我们家里人同他划清界线。父亲每天可以回家了，但家里过着的还是沉闷、贫困、艰难的日子。父亲在家里很少言语，但是烟吸得十分厉害。父亲曾为了家里经济困难想戒烟，但由于精神上压力很大没能戒成。
我上中学那年，父亲带我去了“五七”干校，他是有意让我去感受干校的生活，去参加劳动锻炼。记得那时父亲是比较特别的，一有空闲他就埋头于收集、整理、抄写资料。每到晚上，蚊子成群，狠毒地咬人，父亲只能在蚊帐里盘着腿整理资料，他把画夹搁在腿上，不停地抄写。父亲告诉我，干校图书馆的书是从上海图书馆运来的，资料丰富完整，许多他在文革前没能收集到的资料现在正好都能借来抄写收集。短短几天的干校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父亲从干校每月回来休假四天。一次父亲叫我和五姐（萌芽）到他身边，对我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每天临摹一张《智取威虎山》的连环画。”他还仔细告诉我们临摹的方法。从这以后，每到月底我和五姐就等着父亲回来看我们临摹的画。父亲每次都是先认真地看完每幅画作后，再提出几点要注意的问题，随后加上几句鼓励的话。
一次，父亲从干校回来，带了一盒《列宁在十月》的连环画铅笔稿，说是要带去给市革委会审稿。我认真看着画稿，铅笔线一笔笔准确地刻划出一幅幅精细传神让人激动的画面。我以惊讶激动的心情看完了全部画稿，对父亲敬佩和自豪的感觉又回到了我的身上。之后父亲从干校调回上海，我与父亲接触的时间增多了。家里逐渐汇集了一批学画的青少年朋友，父亲的指导向来是简明、生动、活泼、还常做些示范。大家一起跟着父亲学画画，学书法，相互交流学习体会，进步很快。
每当父亲独自创作时就显得十分神圣，我从不敢随便打扰。偶然父亲也会主动和我谈一些创作的体会和感想。一次他和我谈到，创作者是“第一者”，作品是“第二者”，在创作中往往因为“第一者”的主观意识太强而发现不了“第二者”的问题，这时要请“第三者”来发现问题。他将画稿对着镜子，指着镜子里的画面说，这就是“第三者”，通过“第三者”就能客观地发现画面上的问题。父亲还常说，吃东西吃得越杂，营养就越丰富；学习也一样，学得越多知识面越广。由于自学出身，父亲从来没有门户之见。他总是鼓励学生不要有门户之见，要多学、广学、博学，再根据自己的条件、特点，走出自己的路来。
转眼，我毕业分配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技校学习。父亲第一次找我认真地谈了话。父亲说文艺界既能让你迅速成长又能让你即刻受挫，所以他要我吸取他的教训，无论如何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父亲对我的唯一要求是要我有事业心，让我像在干校时那样好好努力学习，并鼓励我多搞创作。我第一次拿到半个月的生活津贴七元五角钱，因那时家里经济十分困难，我将那些钱交给了父亲。父亲却对我说道：“这些钱你自己拿去用，学会自己安排生活。”
“四人帮”粉碎后，父亲彻底地平反了。他创作了一些讽刺、批判“四人帮”的漫画来表达自己获得解放的心情。从此，父亲严肃沉默的脸上又多了笑容。父亲为了挽回文革的损失，丰富创作中的人物形象，下生活收集素材，画了大量的人物写生、素描速写，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连环画创作中。每次他回来，我都急切地翻看他的画稿，听他讲一些有趣的经历，家里又回到了文革前那喜悦快乐的气氛中，偶尔又能听到父亲唱上几句京戏。
父亲对待创作时十分严肃、认真、负责的。别人总以为我会在家帮着父亲画一些连环画中的不重要部分。实际上父亲对创作始终是亲力而为，认真地画每一笔。记得父亲在创作《向阳院的故事》连环画时，因周期紧，每天在家里赶画稿。有人提议说，让你儿子帮着画些次要部分，而父亲坚持亲力而为。一日晨起，父亲右手突然麻痹而不能握笔，父亲十分着急，周期又只有一星期左右。父亲只略作休息，稍有好转便又马上投入创作，记得他握笔的手势都变了形，但他还是坚持握着笔，勾画着每一笔线，完成了创作。
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用他的心血来创作的，只要一投入创作，父亲便马上進入一种无我境界，与作品合二为一，而这种境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
即使有几次我与父亲合作创作，父亲每次总是分工明确，先让我大胆起稿，而后在我起草的基础上尽量保留可取的部份，再做提高，完善创作，让我通过合作学到不少创作方法，得到了不少收获，从而积累提高创作经验。
父亲在1954年的春季为《萌芽》杂志创刊号画插图时，五姐正好出生，父亲为她起名为萌芽，在所有子女中父亲最喜爱她。
萌芽姐从小聪明好学，还特别勤奋踏实。她身上永远有着一股纯真优雅的气质，她对生活总是充满着热情。只要她在家时，家里就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兄弟姐妹中数她最出众，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很喜欢她。
萌芽姐对一些事常会有一种先知的灵感，她常说自己永远只会是萌芽而不会变成老芽或枯芽。说她不会活得很长久，只求活得快乐精彩。命运居然也就是如此，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她的脑干受损，因抢救无效而早早离开了人世。当父亲与我赶到医院时，只见洁白的床单盖在她的身上。父亲悲痛无比，他慢慢揭开床单，只见萌芽姐安详的脸犹如在安睡。父亲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颊和嘴，哀伤地长叹了口气。父亲慢慢地俯下身在她的前额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目送她离去……父亲强忍悲痛走到医院门口才失声痛哭。
父亲说他一生中什么样的苦难和打击都能承受下来，挺得过去，而才二十四岁花季年龄的爱女突然去世，这样刻骨铭心的伤痛为何会落到他的身上，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父亲身心受到打击是难以形容的。父亲因此得了心脏病和肺气肿。
他将萌芽姐的所有遗物收集、整理，亲手制作了一本相册，将萌芽姐的相片分为一个个阶段张贴好，并在封面上写上《萌芽二十四春》。父亲将他对女儿深切的怀念和爱都溶入在这本相册中。
八十年代初，父亲被调去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筹备组工作。父亲从小因家境贫寒加上战乱没能受到正规的专业教育，除了断断续续地上了一些课之外，完全凭着自己的悟性，毕生刻苦用心的自学，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不断地将实践上升为理论才达到专业水准的，他完全能够胜任教授这样一个名符其实的头衔。他以百倍的努力和责任心，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画教育中。他积极地收集编写了大量的教学材料，认真着手中国画教学的准备工作，开始了他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他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完全以他的心血和满腔的赤诚来对待教育事业。
1986年，父亲去美国纽约亨特学院讲课三个月。祖母常能说出些先知先觉的事来，她曾对我们说，她去世时儿子不会在她身边，果然父亲在美国教学时祖母去世了。为了不影响父亲的工作，我们没有告诉父亲，父亲回国后才得知自己母亲已去世。父亲默然无语，他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听祖母说，她婚后两年未怀孕。祖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便去观音庙求观音送子——果然得子。父亲的生日也恰巧与观音菩萨的出家日相同。父亲刚出生，楼上的一位算命先生就下楼来对祖母说：“嫂嫂，祝贺你生下贵子。此儿年幼时很难养育，需非常当心地照料，长大后会有很多磨难，但一定能成就事业，将来的名气会响半爿天。”祖母将这些记在心中。在那动荡战乱的年代，为了将我父亲养大成人她费尽了心血。不知吃了多少苦，所以他们母子的感情非常深厚。深厚的母子之情总会勾起他无尽的哀伤与思念，父亲是一个感情细腻而内向的人，在他的一些人物画作品中，我常能看到祖父、祖母、萌芽姐的影子。
九十年代起父亲退休在家，但给我的感觉是他更忙了。他在事业方面是卓有成就的，可对一些日常事务尤其是小市民似的琐事显得十分无奈，加上父亲对这些事皆以忍让处之，我常以为是“秀才碰上兵”。父亲做事特别严谨，处世十分平和，对别人提出的要求向来是有求必应，因为他为别人着想远多于为自己着想。
他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也只以身教与点拨，从来不用家长制的样式，若你能听懂、看懂、明白了，他就表示高兴或赞扬；若你不能理解或相反为之，他也只表现出沉默或不愉快。总之他决不会强人所为。有时他会以书信或诗词的方式来启发、教育子女。
同他最要好、最能理解他的老朋友曾在他去世后对我说过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你父亲一辈子做人苦啊！ …… 真苦！ …… 而且是心苦！”这话意味深长，令人心酸。
做人难，做好人更难，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觉悟了的人该是难上加苦。父亲正是在这艰难崎岖的人生道路上修行的人。
1992年，父亲体检查出得了喉癌，他毫无惧色地坦然处之。在积极治疗和不停止工作的情况下，经过三个多月的磨难他就闯了过来，并戒除了五十多年的烟瘾。此后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创作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一次父亲找我和大哥谈话，说道，一个人只能活二至三万天左右，他还能活多久已是可以数日了。他只是想在他最后可数的日子里能够安下心来，多做一些他想做的事。即使这样他还是为别人想的多，他为我们子女着想的远比我们为他着想的多得多，而且不光是想还为我们去做。
每天，父亲总是家里最忙的一个，从清晨起父亲便在画桌前忙着作画、看书或写些什么，处理些事务。不管屋内人再多，再吵闹，他始终能静心做他的事。老年的他只多了一次午睡和看看电视节目作为身心调节而已。所有事他都自己做，那怕是洗画笔、裁画纸之类的小事他都亲力而为。父亲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一支短小的铅笔或半张纸他都会认真地对待使用，从不浪费。父亲对生活中的点滴小事都包涵着他的用心和关爱。
2001年是跨世纪之年。春节刚过，父亲便去医院检查，没想到检查出他得了右肺淋巴癌，而且已是中晚期。恶病来势很凶，需马上住院治疗。父亲考虑再三，决定还是不住院，除去医院治疗外还是回家休息。父亲清楚这一次病来的远比上次凶险，但父亲还是首先坚持完成了他手头最后几幅已答应了别人的画作，然后才搁笔休息治疗。父亲对癌症并不惧怕，他自己查看了医疗方面的书籍，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然后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我和四姐、姐夫陪他来回医院治疗，一天天地看着他消瘦下去，体重明显下降，胃口也越来越差，可他强忍疾病的痛苦折磨，还是处处为别人着想，还在考虑计划安排着要做的事。他常说，他有太多事要做，他总希望能再次闯过这个关，完成他还未完成的事业。应该说父亲是个明白人，他自己对一切是很清楚的。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是坚持每天早晨在画桌前坐上一会儿，用手留恋地抚摸着他熟悉的桌面，默默沉思着，他最留恋的是他的事业。
父亲在送医院抢救时头脑始终很清醒。他最后同我说的，是让我去问一下医生，他的病到底怎样？他反复地断续吃力地说了几次我才听明白。医生告诉我，已无法告诉他实情，如要告诉他实情太残酷了。生性直率的我只能沉默，没能直接给他一个答复，直到最后我才对他说了实情。父亲其实心里是很清楚地明白这一切的，他的目光很慈悲、很安详，仿佛在告诉我，他已经参透了人生，从这个世界将走入另一个世界。父亲承受着涅槃前的苦痛，走向了极乐辉煌和永恒。他留给我的实在是太多，而我能给他的却少得可怜。人为什么到了失去亲人时才能明白这些！
在我看来父亲总是以真诚、平等、清净的心来对待所有一切，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这也就是他的处事原则，也是他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家里，子女中我排行最小，是“阿七头”。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最长，可对父亲了解得并不多。在为完成父亲遗愿开始筹备父亲的画集、文集和画展的过程中，在于父亲生前共过事的老同事、老朋友的接触中，在一件件整理父亲的手稿、文件、资料的过程中，我才进一步对父亲有了一些全新的了解，我才感到父亲以及他的那些好友生活的境界与我不同。他们的心境很高，他们生活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他们追求的是品格的完善，精神的完美，而这些却是一般人所无法理解和想象的。
从这些接触中我渐渐体会到人的精神世界是用心才能领会的。好在我渐渐学会了用心同父亲的心沟通，用灵与父亲的魂交会，父亲永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