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盆地黑土沟遗址N111E85探方石制品

劳动，它的明显特点是能够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或事物按一定方式联系起来，把以前没有的事物创造出来。自然碰撞的痕迹是杂乱无章的，而灵长类动物打制的石制品其类型和技术都是简单的，何况在泥河湾盆地迄今尚未发现灵长类动物的任何踪影。

在人类学领域，人和人类的概念是完全相容的等同关系，在分类系统中的逻辑关系属于上位，其概念比人科、人属和人种外延广而内涵浅。换句话说，就是包括现代人的智人和猿人以及南方古猿等都是人，但人既不是智人，也不是猿人或其他原始人。人是一个抽象的事物，古人类学家普遍认为是“习惯性两腿直立行走的灵长类”，但是从劳动的自主行为来界定，人应该是制作工具有创造思维能力的动物，因此，人猿分揖别，前者未必完全合理，因为只有手的完全解放才能真正体现两腿直立行走的人类其演化成功的科学意义。

黑土沟石制品的人工性质鲜明，石制品生产流程中的石片类型齐全，尤其以Ⅰ2-3型和Ⅰ2-2型石片居多；精制品（23件）有9件由Ⅰ2-3型和Ⅰ2-2型石片加工而成，它们反映人类特有的创造能力是显而易见的。

N111E85探坑出土的石制品与黑土沟遗址已经报道的类型及其属性完全一致，剥片以直接锤击为主，也有一定数量是砸击的。尤其有的石片符合波德（Jacques Bordaz）界定的石叶[8]，不过它们是砸击和锤击产生的，在本文称为似石叶小长石片（图七）。

三、黑土沟遗址发现的科学意义

黑土沟遗址发现的重大考古意义有三：

（1）撼动人类走出非洲学说。时下，人类学界认为格鲁吉亚发现的175万年前的“小矮人”是走出非洲的先行者，也就是说，人类最早离开非洲是从180万年前开始的。然而黑土沟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180万年前东亚地区已经有了人类活动[3]。

（2）冲击旧石器文化传统观念。黑土沟遗址及泥河湾盆地其他早更新世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组合属于东亚地区独特的泥河湾文化（Nihewanian Culture），是有别于欧洲和非洲古文化的一个独立的文化。黑土沟遗址的石制品组合中出现了类似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制品[3，4]，对于建立在类型机制基础上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对现代人起源“夏娃说”的质疑增加了新的文化证据。

（3）东亚有望发现更早时期的人类活动遗迹。黑土沟石制品的制作技藝看起来已经相当成熟，它似乎不可能是泥河湾盆地最早的人类遗迹，暗示东亚，尤其是泥河湾盆地以南地区发现200万年前的古人类信息的期望值在增大。

诚然，在中国，曾经报道过177万年以前的古人类遗迹地点有：泥河湾盆地河北蔚县东窑子头大南沟，重庆巫山龙骨坡，安徽繁昌人字洞和湖北建始龙骨洞“建始人”遗址，但它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直未能获得学术界的共识。

泥河湾盆地大南沟发现早更新世旧石器现在看来越来越有可能，但是报道的石制品只有1件Ⅲ型石核或球形石，虽然人工性质清楚，但其地层遭到了质疑[9]。人字洞的石制品有异议[10]，虽然其铁矿石原料不属于纯石灰岩层产物，但不能排除猿猴的带入，因为其“石制品”缺少人类明显创造性思维的产品，例如生产流程中后阶段的剥片产品Ⅰ2-3型和Ⅰ2-2型石片，尤其是多方向多片疤背面石片及其作为原型的精制品（刻意修理有一定造型器物）。龙骨坡的人类化石已经重新确认为猿类和现代人[11，12]，其石制品原型尽管存在非石灰岩岩块或河流砾石，但其产品置入TOTH石制品动态分类系统观察尚缺乏无可争议的人工的产品，也难以排除猿猴的成因。“建始人”遗址的人类化石虽然已经被确认[13]，但其石制品中，“石核消减序列短，缺少定性化的工具加工，可能以获取刃缘分离的石片为最终剥片目的”[14]，是人打的还是猿猴打的尚不好鉴别，而且其文化层的堆积不能不说显得蹊跷，洞穴里4m多厚的地层，时间上有选择性堆积的地质过程也是需要解释的[15]。不过，建始一带曾经发现过南方古猿，“建始人”倘若属于南方古猿，作为其简单的石制品的主人，这无不是东亚地区人类学的一个重大发现。有关石制品的整体全方位大数据化观察研究仍然在期待中。

本文的研究思想存在非常矛盾的心结，就是早期人类制作的石制品与属于动物的猿猴摔击或投击的制品怎么样区分。美国、法国和肯尼亚的21位科学家报道的肯尼亚3.3Ma前的Lomekwi3遗址，记述149件石制品（绝大部分采集于地表），包括简单石核83件和简单石片35件，还有石锤和石砧各7件，以及一些破碎石块，他们将其石制品定名为Lomekwi文化[16]。报道的Lomekwi文化如果没有异议，那么中国龙骨坡、人字洞和龙骨洞的石制品就无理由怀疑，对于黑土沟石制品看走眼那就更是非科学的问题了。

黑土沟遗址的石制品性质，日本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松藤和人看了标本照片后说：“它们一看就是人工制品，因为它们大多数具有显著的打击台面。我不相信这样具有一两个背脊的石叶由自然力量所为。如果它们是地质成因，哪还有人工制品？” [2] 依据哺乳动物化石判断，黑土沟遗址的地层属于泥河湾组下部，即下更新统下部。如果泥河湾盆地磁性地层学研究不存在颠覆性错误，那么按照有关科学资料对比，其文化层当属Matsuyama 反极性时的Olduvai 正极性亚时阶段之内，而且靠近其下部，年龄应该超过1.8Ma。形式逻辑的直言三段论（大前提：甲是乙，小前提：丙是甲，结论：所以丙是乙）是科学研究的判断常规，这个推理方法的科学性是不容怀疑的。岑家湾台地北缘泥河湾陡坎上布朗断层下盘的地层结构表现的一致性相当明显（见图三），对于非地质专业的人也不难看清。试想，如果位于同一地层剖面彼此相距241m的黑土沟遗址和仙台遗址的地层对比不可信，那么地质学上不同地貌单元大距离跨度的地层对比能有多少可以信得过的？最为值得深思的是，中国科学界推崇的中国第四纪“黄土—古土壤序列”的广泛应用究竟还有没有一点科学性[15]？

四、后 记

黑土沟遗址的发现报道后，学术界的反响开始发酵，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黑土沟遗址，已经有人对其进行了专门的考察研究。笔者是旧石器考古领域的 “农夫”，只能努力保证生产“粮食”的质量和安全，至于加工“面包”还是“糕点”，那是属于“面点师”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发现，重在改写或重建流行的科学理论，它是科学探索，也是研究艺术，更是人生乐趣，它的荣光不属于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国家，它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黑土沟遗址在亚洲乃至全世界考古的显赫地位会逐渐浮现，为泥河湾提高科学含金量和显示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泥河灣盆地的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中是无论如何绕不开的，尽管认识它的考古意义还需要一个过程，也不排除有人就是不情愿接受它的存在。

科学发现不仅须论证，而且还须验证，重大科学发现的真伪验证是每个科学家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属于纯科学的基础研究，尽管“除了它的创始人，谁也不相信假说；除了其实验者，人人都相信实验”[17]。

科学研究就是填补空白和修正错误，然而重大发现遭受科学权威短见的糟蹋也不为鲜见。曾记得，荷兰军医杜布瓦（Eugne Dubois，1858—1940）在印尼服役期间，在爪哇岛发现了爪哇猿人化石，但遭受到动物学权威们的嘲笑。怀疑和争论将“爪哇人”的发现埋没了30多年，直到1929年，“北京人”头盖骨发现之后才重见天日，它作为最先发现的直立人从此在科学界得以确认。

1931年裴文中（1904—1982）在周口店石灰岩洞穴堆积物中发现大量石英人工制品，作为专修地质专业学科的裴文中从岩石学角度应该意识到这绝不可能是自然作用的产物，但由于当时的原因以及石英标本本身的性质，其石制品的属性却不能为世人所接受，甚至受到了冷嘲热讽，最后请法国史前学家步日耶 （Abbe Hei Breuil，1877—1961）专程来华才得以确认。

1960年，山西西侯度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被发现，因为有悖于当时的人类演化理论，且石制品具有不同程度的磨蚀痕迹，所以不仅得不到国外学者的认可，国内的大大小小的专家们也不认同，但直到1998年，才见真正否定西侯度遗址的文章《关于西侯度的问题》[18]。紧接着有人指出：“西侯度石质标本问题是检验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试金石，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不可回避的问题。”[19] 现在，西侯度的喧嚣已经曲终人散，虽然贾兰坡（1908—2001）和王建（1927—2009）胜出，但是，谁是谁非，谁折中骑墙，谁滥竽充数，历史自有评说。

1972年，盖培在泥河湾村上沙嘴地点的泥河湾组中捕获一件石核，虽然石制品的性质没有异议，但其地层的时代却引起方方面面的质疑，1978年笔者错误地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其发现不符合当时人类走出非洲的演化理论。2015年重新研究表明最初报告的判断是正确的，确认上沙嘴石核是泥河湾盆地首先发现的属于早更新世的旧石器。显然，盖培率先揭开了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的人类历史，也是继西侯度之后再一次叩响了中国100万年前历史的大门。现在，在中国乃至东亚发现1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遗迹虽然已经不会再大惊小怪，但非常痛心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这么一次可歌可泣、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却被传统观念扼杀在自己手里了。

泥河湾盆地黑土沟遗址的发现与现行的主流人类演化理论发生了冲突，迈过这道坎是肯定的，但不会一帆风顺，因为有伯乐睿智和境界的科学权威不多，科学史鉴，古今中外“权威”以自己有限的学识通过放大的话语权把新发现毁灭在摇篮里也不为鲜见。黑土沟遗址无疑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试金石，正在检测人们的认知和良知，它是摆在世人面前实实在在不可回避的一个严肃科学论题，既须正视又须重视。对于黑土沟遗址认证和论证的对与错是旧石器考古的认知问题，对待黑土沟遗址发现的政治游戏却是背离做学问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问题。坚信，关于黑土沟遗址的科学共识预计很快就会到来，决不会像西侯度遗址那样需要等待将近半个世纪。

推测，在泥河湾盆地应该存在比黑土沟更为古老的人类遗存。黑土沟遗址的发现，使龙骨洞、龙骨坡和人字洞石制品的人工属性增大有了可能，尤其是龙骨洞，同时也指示，东亚地区发现更为古老的旧石器遗址甚至人类化石为时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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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卫奇，裴树文，贾真秀，等.东亚最早人类活动的新证据[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5， 31（5）：28—32.

[3]卫奇，裴树文，贾真秀，等.泥河湾盆地黑土沟遗址[J].人类学学报，2016，35（1）：43—62

[4]卫奇，泥河湾盆地黑土沟遗址考古地质勘探[C] //董为.第十五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16：175—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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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