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顾名思义，为居家必备之器。由于它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古人又称为“家生”，《清稗类钞·物品类》载：“家生为日用器具之总称，江、浙问有此语。(梦梁录)云：‘家生动事，有桌凳、凉床、交椅、杌子之类。’”随着物质生活和文化品味的提升，文化内涵丰富的传统家具成为人们垂青的对象。如果在装饰一新的居室内摆上一套曲线流畅、朴素大方的明式家具，或一堂厚重凝华、富丽堂皇的清式家具，确实能使雅斋增辉!那黄花梨圈椅散发的淡淡清香和紫檀木翘头案送来的缕缕幽香弥漫室内，使古典家具与现代建筑巧妙地融合，彼此烘托，产生一种永恒的美。
以往，陶瓷书画是有闲阶层购藏的主流。而今，集雕刻、镶嵌，甚至绘画艺术于一体的传统家具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喜受，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品相比，家具本身就具有艺术性和实用性，既惬观赏，又耐实用。
中国木器家具历史悠久。传说上古之时，神农氏发明了床，有虞氏时出现了俎。目前，原始社会家具已不可考，可考的是，商周时代有铜禁及铜俎出土，稍晚出现了曲几、屏风、衣架。迄今为止，较为完整的家具遗存属战国时代，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经雕刻彩绘并以细竹竿缠丝加铜构件作栏的大床，江陵望山发现的透雕动物小座也异常精美。从两汉时代的画像石、墓葬随葬品及文献记载看，我们大略可知当时家具有床、几、屏等。
汉魏以前，人们的起居方式为席地而坐，家具形体较矮。自南北朝始，随着佛教的传人，人们跪坐观念的淡薄，衣饰的变化及民族交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垂足坐，凳、扶手椅等高足家具随之产生。隋唐五代时期，垂足坐的休憩方式逐渐普及，但席地坐的习惯亦未绝迹，故而此时高低型家具并存。宋代以后，高型家具及垂足坐完全代替了席地坐的生活方式。高型家具经过宋、元两朝的普及发展，至明代中期已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使家具艺术进入成熟阶段，形成了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明式家具”。
简洁婉约的明式家具
在中国传统家具史上，明式家具占有重要地位。明式家具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条件。明初，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奖励农耕垦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鼓励农民种植桑、棉、漆，桐，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同时，明廷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解除了元时视手工业者为“工奴”且束缚人身自由的“匠户”制度，将居民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类，被称为“匠户”的手工业者可以自制产品出售，可以请求改业，或农或商不受限制。这些举措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明代陶瓷、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产生了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和《园冶》《髹饰录》《鲁班经》等园艺、工艺专著。
经济繁荣促进了对外交流。明廷关注国际交往，洪武、永乐年问，多次派遣使臣刘叔勉、马彬等分赴爪哇、暹罗、满刺加、苏门答腊等国访问，永乐、宣德年间，郑和率船队七下南洋。东南亚一带的优质木材因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
因材源充足，能工巧匠能随心所欲，纵情驰骋于斧凿之间。于是，无论是皇室贵族、富商巨贾，还是市民，社会各阶层出现了争相搜罗硬木家具的习尚，相沿成风。明入范濂《云间细目钞》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不曾一见，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微小之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王志性《广志绎》载：“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之。”
通过现存文献和实物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有一大批文人热衷家具工艺研究和家具审美探求。流传下来的不少著作，如曹昭《格古要论》、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等书籍，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了家具的风格与审美。这些文化名人思想活跃，崇尚自然，讲究“精雅”，对于起居坐卧之具颇多关注，有的甚至亲操斧斤，设计家具，给明式家具注入了闲适淡雅、随遇而安的文人审美内涵。以上诸多原因，使明式家具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的家具晶种齐全，造型丰富，艺术风格渐趋成熟，特色鲜明，在世界家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清初的顺治、康熙及雍正初期，统治者忙于政务无暇他顾，故家具还鲜明地保留着明代造型风格，后世所说的“明式家具”，就是指明代以及清前期的这批家具。
明式家具主要采用木架构造的形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形体特征，造型简洁、单纯、质朴，并强调家具形体的线条形象，确立了以“线脚”为主要形式语言的造型手法，体现了明快、清醒的艺术风格。明式家具不事雕琢，装饰洗练，充分地利用和展示优质硬木的质地、色泽和纹理的自然美；工艺精巧，加工精致，使家具格外显得隽永、古雅、纯朴、大方。明式家具比例的适度和谐，体现了完美的尺度与人体力学的科学性，合理、巧妙的榫卯结构和加工工艺，充分反映了“明式”的卓越水平。从历史记载及现存文物看，明式家具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江南物质丰富，文化发达，文人荟萃，传统文化讲究平和内敛，“心如朗月连天净，性似寒潭彻底清”的文人情怀在家具上的体现就是“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另外，明代帝王多崇尚道教，好老庄之说，明式家具给人一种“素面朝天”的自然美感，装饰无多却恰到好处，可谓“多一分则繁缛，少一分则寡味”。
黄花梨为明式家具主要用材。近年，围绕产于海南岛的降香黄檀，有将降香黄檀称为“黄花黎”之说。黄花梨历史上有“花榈”“花梨”“花黎”等称呼，如唐陈藏器《本草拾遗》载：“花榈出安南及海南，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明顾芥著《海槎余录》载：“花梨木、鸡翅本、土苏术皆产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卷三十五“榈木拾遗”载：“(榈术)[时珍日]术性坚，紫红色。亦有花纹者，谓之花榈木，可作器皿、扇骨诸物。俗作花梨，误矣。”佐证了误传的“花梨”之名已成为民间约定俗成的固定称谓。有关这种木材的史料，产于广东南部海南岛地区的记载占绝太多数，可知，在古人记载中，海南岛地区是“花梨”“花榈”“花黎”的主要产地。众口相传的“花梨”在有关论述木材的古籍中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花黎”。笔者认为，“花梨”是符合历史传统及习惯的称谓。
精雕细嵌绝天巧 运意摹神夺画格——清代家具之美
承明余续，清代家具继续发展。清
代工艺美术的发展普及达到新高度，门类丰富多彩，流派争奇斗艳，著述琳琅满目，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兼之西方工艺的传入，与中国文化成果互相影响，导致审美风尚趋奢华靡丽，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多样化需求。特别是清代中期，版图辽阔，国力强盛，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创造出来的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又使民间工艺美术发展获得了赖以滋生壮大的沃土。有清一代是中国工艺美术发展集大成时期，陶瓷、玉器、竹本牙角、漆器、金属、玻璃等各种工艺美术品的各个门类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和发展，家具亦不例外。
传统家具制作以清代家具最为讲究。回顾中国家具史，清代是家具制作技术臻于成熟的鼎峰时期。如果说明式家具是以造型简洁、疏朗大度，不重修饰而重材质的话，清代家具更注重人为的雕刻与修饰。来自于白山黑水的满族在定鼎燕京后，经顺治、康熙、雍正等三代帝王经略，乾隆时期物阜民丰，统治者有闲钱、闲暇、闲趣享受生活。加之这一时期版图辽阔，对外贸易频繁，南洋优质木材源源不断地流人，给家具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同时，清初手工艺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统治者“不差钱”的好大喜功心态对清代家具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内外因素交替影响下，清代家具呈现出与明代不同的风格特点。清代家具主要产地在广州、苏州和北京三处，广州(广式)家具、苏州(苏式)家具和北京的宫廷家具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家具，被称为代表清式家具的三大名作。
广州是对外贸易的窗口，南洋各处优质本质首先要由广州进口，制造家具的原材料较充裕。得天独厚的条件，赋予广式家具独特的艺术魅力。广式家具吸收了西方家具的长处，形成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新款式，如博古柜、书架、桌、椅、凳、花几等，用材粗大充裕，术质一致，不少家具采用一木连作即用一种材料制成，且不加漆饰。装饰雕刻技法是花纹雕刻深峻，刀法圆熟，磨工精细。雕刻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雕刻的影响，装饰的花纹和纹样不少是采用西法而成，如广式家具大量采用的西番莲作装饰。这种西番莲花纹，线条流畅，变化多样，可以根据不同器形而随意延伸。广式家具也大量采用镶嵌技法，镶嵌花纹的原料以象牙雕刻、珐琅，玻璃画为主，其中玻璃画就是在玻璃上画的油画，明末清初由西洋传入中国，首先在广州兴起，形成了专业生产，大都装饰在屏风类家具上。
苏式家具指以江苏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所生产的家具。苏式家具形成较早，明式家具就以苏式家具为主。清代苏式家具大件器物多用包镶法，包镶工艺炉火纯青。所谓包镶，指在制作家具时，为节省良材，在不破坏外观整体美观功能的前提下，常在无关紧要或隐藏处用普通术材替代，如家具构造内穿带的用料等。这样做既节省了材料，又不破坏家具本身的整洁效果。这种包镶作法，费时费力，技术要求高，好的包镶家具，不经仔细观察和用手摸一摸，很难断定是包镶作法。包镶家具通常把接缝处理在棱角部位，使家具表面木质纹理保持完整。现在故宫收藏的大批苏式家具，十之八九都有这种情况。且明清两代苏式家具均如此。
明清时期的苏州，专门从事小件制作的作坊很多，艺人辈出，
《吴县志》称这些艺人的手艺是“明朝一代的绝妙技”。做“小件”需要相当高的技艺，在制作过程中，一些工匠巧妙地利用各种小料，精确计算，最后使之成型。在苏式家具中，常见这种工艺手法制作有架格的栏杆和各种围子、椅背等。用这种方法制作的家具科学美观，也是最经济的。
苏式家具的造型风格有自已的特点。有一种屏背椅，没有扶手，只有屏式靠背，在屏背下部的两侧，有各种形式的站牙扶手加固。这种屏背椅是京作和广作所没有的。在官帽椅背板的处理上，苏作官帽椅背板，整块板较少，大面积雕嵌也少，多是采用三段体的分段装饰，上部有雕以小块纹饰，或嵌以小块石片，瓷片，中部有时雕，有时嵌，下部大多用亮脚。一块背板作三段处理，既省料，又显得小巧，轻便。在椅子靠背板的这一段中，常作小面积的装饰。苏式家具的坐椅有许多是用小料拼接而成。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紫檀描金扶手椅，椅背及扶手边框两面起线，中间髹黑漆，描金蝙蝠及卷草纹。框内用短材拼接成拐子纹，描金杂宝纹。椅背正中雕“万”字纹，两面髹金漆。紫檀边、席心椅面。束腰较高，周匝绦环式围板，并以金漆描绘卷草、花卉。四直腿有云纹翅、回纹形内翻马蹄。这件坐椅从靠背的拐子纹到扶手边框都是用短材拼接而成。惜料如金。这是典型的清式苏式坐椅，采用了镶嵌、描金等技法，图案鲜明色彩艳丽，可谓精工细作。
在装饰题材上，苏式家具多以山水、风景、神话传说以及吉祥图案为主，不少取自历代名人画稿。吉祥图案多借其谐音，寓意吉祥，局部装饰花纹以“缠枝莲花”和“缠枝牡丹”为主。
清代家具最值得称道者是宫廷家具。代表了当时家具制作的最高水准。因与统治阶层的特殊需求有关，造型力求庄重宽大、威严雄伟华丽豪华的气派。宫廷家具以清宫造办处所做家具为主，风格吸收了广作和苏作等地方家具的特点。造办处有单独的本作，木作中又有单独的广术作，广木作由广州征选优秀工匠充任，所制器物较多地体现着广作风格。普通木作的活计由江南地方遴选的匠师承担，做工趋于苏式，不同的是，清官造办处制作家具较江南地区用料稍大，包镶普及不如苏作。京作家具从皇宫收藏的三代铜器和汉代石刻艺术吸取素材，巧妙地装饰在家具上。在家具上雕刻铜器花纹，明代已有之，多用于装饰翘头案的牙条和足间的镶板，清代则在桌案、椅凳、箱柜上普遍应用。明代多雕刻螭虎龙(北京匠师多称为拐子龙或草龙)，清代则是夔龙、夔风、拐子纹、蟠纹、兽面纹、雷纹、蝉纹，勾卷纹等无所不有，还出现了西方巴洛克风格的西番莲纹饰，呈现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此外，宫廷家具大量采用镶嵌技法，如嵌玉、嵌玻璃、嵌瓷、嵌珐琅、嵌螺钿、百宝嵌等，一器之成往往采用多种装饰手法，匠师们极尽所能把所有能够使用的技法都用在了家具装饰上，颇有奢华之感。
清代家具多采用优质木料，如紫檀、黄花梨、黄杨木、铁梨木、酸枝木制作，故家具因料佳工细闻名于世。清代家具以宫廷家具为代表，而宫廷家具又以紫檀家具最具典范性。
“人分三六九等，木有花梨紫檀。”从这旬民谚中不难看出紫檀木在当时国人心目的尊显地位。封建社会里，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戚才有资格享用紫檀家具，特别是清代，满族统治者对紫檀木的厚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紫檀木质地坚密，颜色深沉。有种说法，紫檀的紫是紫气东来的意思，代表太富大贵。而满族统治者正是来自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故十分推崇紫檀木。与色泽淡雅、素面朝天的黄花梨家具注重材质美不同，紫檀木不喧不燥的深沉色泽与坚硬致密的特性决定它比较
适合精雕细刻，通过繁琐的雕刻纹饰语言来掩饰它色泽过于单调沉闷的先天不足，传递出尊贵与大气的内涵。
从清代紫檀家具看，宫廷紫檀家具多采用深浮雕技法雕刻，能工巧匠们操鬼斧神工之技，把自已的匠巧工心毫无保留地倾注于家具制作上。清代紫檀家具上的雕刻内容，多为写实性很强的场景，细致人微，纤毫毕至，生动传神。有必要说明的是，从清初至清中叶，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版图辽阔，海禁初开，四海来朝，八方入贡，明代难得的新疆玉、缅甸翠和海中的珊瑚、车渠以及远道的犀角象牙汇集宫中，还有西洋的玻璃、镜子都需一种色泽沉静的木料衬托。此时，西方正值文艺复兴后的法国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期，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艺术影响日隆。中国则是清康熙、雍正及乾隆前期，尤其是康熙、雍正朝是清式家具形成期，巴洛克的那种精雕细琢、镶金嵌玉的工艺风格影响到发展中的清代宫廷家具，这种工艺风格最终选定的材料必是纹理沉穆、质地坚好的紫檀木。再有，清代统治者的审美情趣也决定了紫檀木要在清官家具制作中走运。清代是中国皇权制度登峰造极时期，宫廷礼法森严，规制繁多，帝王不论才智如何，多做事严谨，安于守成，琐事小节亦颇重视。这与明代一些帝王不务正业、喜好玩乐形成反差。而紫檀木不喧不噪、稳重沉穆的特性恰恰迎合了清代帝王的心理需求。在厅堂或宫殿里面摆上一堂厚重凝华豹紫檀家具，确实有一种蓬荜生辉、镇宅提气的感觉，这与统治阶级希望金瓯永固，江山稳定的心态极为吻合。所以，在清代皇宫、苑囿、行宫的各个殿堂里，都会摆上一套紫檀家具。精工细作的紫檀家具代表了清代家具艺术的最高成就。一些豪门权贵纷纷以紫檀家具装点门面，在社会富有阶层中，形成了崇尚紫檀家具的风气。
从现今存世的清代宫廷紫檀家具看，多是精雕细刻的精品佳之作，造型威严庄重，厚重凝华、富丽堂皇，装饰风格采用多种表现手法。这时的宫廷紫檀家具，已远远不只是满足统治者坐卧起居的生活需要，而是形成了“求多、求满、求富贵”的风格特点，统治者“不差钱”的心理开始体现在家具制作上，用料奢靡，彰显富贵的心理在家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紫檀家具上嵌铜、嵌珐琅、嵌玉、嵌象牙、嵌各类珠宝等，以求达到新奇出彩的效果。传统家具学者田家青曾归纳乾隆时期宫廷家具特点：
“乾隆时期的家具，尤其是宫廷家具，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不计功力用料，工艺精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时期家具品种之多，式样变化之广，工艺水平之高，均已超过清朝其他历史时期，是清式家具的鼎盛年代，也是清式家具制作数量最多、工艺最精湛，品种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因此，有理由认为，和其他工艺美术品一样，乾隆时期的家具，最富有‘清式’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清式家具的代表。其二，装饰力求华丽，井注意与各种工艺品相结台，使用了金、银、玉石、珊瑚、象牙、珐琅器、百宝嵌等不同质地装饰材料，追求富丽堂皇。”这些宫廷家具的特点在清宫紫檀家具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以清官紫檀家具为代表的清式家具如同一位披金戴银、浓妆艳抹的贵妇，而紫檀家具上所镶嵌的螺钿、白玉、象牙、珐琅、百宝嵌件，不正是贵妇身上镶金嵌石的项链钻戒么?
如何看待传统家具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传统家具在世界家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天，人们审美情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与时俱进，曾引以为自豪的传统家具是裹足不前，墨守前人陈规，还是有所创新，续写前人辉煌?清人赵翼说过：“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对于传统家具生产企业来说，一味摹仿前人只会走进亦步亦窄的颈瓶。君不见传统家具店里，到处是雷同的样本，所谓精工细作的家具，张口“乾隆工”，闭嘴“宫廷活儿”，几乎同出一辙。原本原方照搬克隆着前人的东西，这种高仿家具没有承载任何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
传统家具界如何才能既要继承前人的传统，又不能囿于前人的樊笼，能有所创新?笔者认为，传统家具企业的发展应遵循：传承、借鉴、发展。
传承是传承中国古典家具的流风遗韵。无论是明式家具造型简洁的风格，还是清式家具的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装饰技法都是我们可以传承下来的。
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借鉴古代其他工艺美术作品的优秀成果。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类众多，异彩纷呈，如陶瓷、玉器、珐琅、书法、绘画、古建、石雕，这些工艺作品或美术作品上所体现出来的装饰手法、表现风格、花纹图案，同样可以运用到我们传统家具的制作上。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先例，清代乾隆时期的家具曾大量借鉴其他工艺美术作品上的图案风格，如玉璧纹饰、夔纹、蕉叶纹饰、云纹图案等有些就是从清宫内府所藏玉器、青铜器上找到了灵感；在故宫博物院成福宫内陈列有一套清中期乾隆时期的紫檀屏风宝座，屏风帽子上雕刻着具有巴洛克风格的西番莲花纹，屏心上则雕刻着中国传统的山水人物纹饰，这种不同风格的装饰图案同时运用到一件家具上，并没有给人一种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的生硬感觉，反而有一种妙笔生花的自然美感。虽然清代家具曾遭人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清中期的宫廷紫檀家具毕竟形成了自已的一套独特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手法，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占有着不可替代的一席之位。
发展是在传承前人，借鉴他山之石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人的审美需求，推陈出新，创作出具有我们今天时代特点和语言的新古典家具，为传统家具的复兴带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