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1912年,应邀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他从自由、民主的思想出发,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北京大学迎来了“蔡元培时代”[1],也为中国高等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办学理念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1916年的北大虽然已经改为国立北京大学,但是封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息仍然很浓厚。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教员都被称为大人。当时不在乎老师学问的高低,而在乎官阶的大小。很多教员都是北洋政府的官员、这些老师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但是学生为了以后做官考虑,都喜欢巴结这些老师。学生不学无术,求学只是为了做官;没有什么正当的爱好,大多在外吃喝嫖赌等,进行一些不正当的娱乐。这就是1916年蔡元培任校长之前,北京大学腐败的校风。
在1917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首先宣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进而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向学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严格的要求,鼓励他们要做三件事:第一,抱定宗旨,这个宗旨即是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不可以做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抱定宗旨,为了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第二,砥砺德行;第三,敬爱师长。[2]
为此,蔡元培一方面大量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要求老师主动研究学问,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不是背讲义;要求学校多添购书籍,尤其要多买新书,以供师生的旁稽博采;另一方面设立研究所,分别组织国文、英文、哲学、数学、物理、化学、法律、政治、经济等九个研究所。每个研究所设主任一人,由校长推定主任人选。本科毕业生、高年级学生以及他校本科毕业生均可为研究所研究员。每个研究员自己选择论题,经审定合格后,由教员指示参考书及研究方法,自己研究。于一年内写出论文,其成果交由研究所审核后,其研究结果,可以交给杂志或出书发表。当时,北大研究所的设备虽尚简陋,但那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大学研究所,具有首创的意义。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蔡先生国学精深,又多年在国外留学,血液里既有中国传统的包容和博爱,也有西方自由开放的思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用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蔡先生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可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此思想自扫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3]
1允许不同学派并存
蔡先生一直认为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派学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4]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样就给学生多种选择,有助于培养学生自由独立研究的能力,启发学生创见。如,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有不同的看法,蔡元培就请他们同时就有关孔子的学问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在文字训诂方面,旧国粹派的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和新派的钱玄同并存。
2不拘一格聘任优秀人才
在兼容并包的原则下,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例如留学欧洲多年的辜鸿铭,辛亥革命后,表示效忠清室,仍留蓄长辫,但他精通英、法、德及希腊语文,对英国文学深有研究,仍请他讲授《英诗》。
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下,北大聘请到了很多学术造诣高研究兴趣浓厚的知名人士。以文科为例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黄侃、鲁迅、周作人、辜鸿铭、刘师培等这些大师。大师云集,学校的学术氛围也是异常浓厚,旧学旧人不废,新学新人大兴,学校常出现“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这种民主的风气从那时就开始形成,给北大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是北大异于其他大学的特色和原因。
三“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
蔡校长反对大学校长独断专行,主张民主办校。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时就曾仿效德国,在首订的《大学令》中有“大学设立评议会”的规定,但是未能实行。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就重新制定了北大《评议会章程》,规定大学一些“内部规则”需经评议会通过,才有效;“各学科的设立及废止”“讲座的种类”“学生纪律”等重大事项,须经评议会通过,才能付诸执行。评议会的组织成员由校长、各科学长和自行互选的各科教授(每科两人)组成。
接着,北大评议会又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规定各门重要学科合为一部,成立一个教授会,会员由本部的教授、副教授、讲师担任。教授会设主任一人,由各自的会员选举产生,任期两年。教授会有权决定,本部的教学方法和教材的选定事宜等;教授会可以参与讨论的事项有本部学科的增减事宜和本部图书仪器的添置等事情。
同时,北大在蔡元培的领导下设立了教务处,教务处由教授会推选,协助校长办理各事;设立由教授担任总务长的总务处,管理全校事务。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行政会议,行政会议是全校的最高行政机关,主要职责就是贯彻执行评议会的有关事宜等。校长担任议长,总务长兼任议长,教务长和总务长为当然会员,会员以教授为限。
这样蔡校长就设立了一套新的管理体制,由评议会、教授会、总务处、教务处、行政会议组成。评议会由校长、教授组成,作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审核、决定学校的重大问题,从而让教员有更多机会参与学校决策工作;各学科教务教学工作由教授会分别负责,管理全校教学工作的教务处也由教授会推选,这样教授们的学术自由就有了一定的制度保障。评议会和教授会共同组建的双重管理体制,让教学人员充分参与到学校教学事务的管理。这样就形成了北大特有的“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打破了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落后管理体制,给北大带来勃勃的发展生机。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期间,曾多次出国留学,但学校并没有因为他的出国而受到任何影响,仍然在稳步发展。这也验证了蔡元培“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致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动摇全校”的管理思想。[5]
四灵活的教学体制
1扩充文理,废科设系
蔡元培认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中包含有理科,理科中包含有文科,不可以截然分开。传统的文、理分科的做法不适应现代社会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发展趋势。例如文科的哲学,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理科最后做的假定,亦往往与哲学有关。以前的心理学用哲学的研究方法,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又属理科。必须“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如习史学者,兼习地质学);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如文明史之类)。”为了改变文科、理科相互隔绝,学生苦守一个学科的弊端,蔡元培采取了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将原来的文、理、法三科所属的学门废止,设立了14个系。以此来实现文理交融,避免人为造成偏科、知识单一的现象。
2改年级制为学分制
北大实行选课制为全国首创,对高等教育有重大影响,1922年以后,全国各大高校纷纷采用。选课制是当年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极力仿效。蔡元培从其崇尚自然、发展个性出发,主张改革北大当时实行的年级制,实行选课制。他认为同在一个年纪,兴趣和能力有所不同,年级制的缺点之一就是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某种课程不及格,就要全部复习,没有任何兴趣和必要。自1919年始,北大实行选课制,使学生有了自由选课的主动性,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沟通文理有很大促进作用。
为能使选课制得到学生合理的运用,防止选课只选简单的,忽视难度大的学科,忽视对本专业基本理论学习。针对学生仅凭兴趣听课,博而不精的现象,蔡元培在一次讲演中,对北大选课制特别作了解释:这种制度只能用在高等以上的学校,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只能选择必修科以外的科学。为防止学生步入歧途,学生所选的科学必须经教员审定。
3组织社团,丰富课外生活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将学生的兴趣吸引到学术上来,蔡先生大力推动各种课外活动,以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首先,办学报。蔡元培认为,办学报有利于将学生的眼光引向课外,丰富学生的知识面。在1918年和1919年,北大分别创办了《理科大学月刊》和《北京大学月刊》,学刊的创立极大地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气氛,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其次,成立各种学会,为了鼓励研究学问的兴趣,他推动学生组织哲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数理学会、理科化学演讲会、雄辩会等;再次,为了培养服务社会的能力,发扬自动精神,他推动学生组设消费公社、学生银行、阅书报社、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及编印《新潮》《国民》等杂志;又为了提倡正当娱乐,以代替不正当的消遣,他推动学生组织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社、体育会、技击会、健身会、静坐会、西山旅行队等,这些活动一方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学生正当的兴趣,激发了学生的研究热情,培养了学生对生活的热爱之情。
参 考 文 献
[1]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2]黄艾禾.蔡元培的北大时代[J].中国新闻周刊,2006(1).
[3]范保国,张多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9).
[4]钟叔河,朱纯.过去的大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