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墓前石雕的造型艺术，历来在美术史上颇受重视。它以其自身的制度化、造型的规范化、组合的简约化而区别于自汉以降至魏晋南北朝其他时期的同类作品，以其阔大恢弘的气势、精致华美的刻迹、生动灵秀的神韵展示了中国传统雕刻的审美特征和语言魅力，在中外艺术史上写下了堪称经典的一页。
根据史籍记载和实物遗存可知，我国的墓前石雕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相当发达，在川、陕、晋、冀、鲁、豫等西北和中原地区都有大量分布。我们现在所说的陵墓石雕，主要指陵墓神道两侧以石人、石兽等装饰性雕塑组成的仪卫，即所谓"石像生"，其次也包括陵墓建筑构件等处的装饰雕刻。它们以整体构成为表现形式，列置种类十分丰富，依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分，如帝陵有石象，太尉墓有石驼、石马，校尉墓有天禄、辟邪，太守墓有石牛、石羊、石虎，县宰墓有石狮、石羊等。石人也多有设置，史称"翁仲"，象征护陵的文武臣勋。陵墓石雕作为我国古代生死观念的特殊表达方式，与陵墓这种特定环境融为一体而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独立的存在来审视其独具的审美价值。而历代陵墓石雕中，南朝石兽的造型艺术可以说是我国传统雕塑艺术中的一抹亮色。作为生命力量和内在精神的不朽载体，南朝陵墓石兽传递的那种悠远而神秘的美感所产生的震撼是动人心魄的。
我国古代陵墓石兽雕刻，尤其是在形态方面，初期受外来影响较多。从现存的资料考察，两汉时期的陵墓石雕在造型上比较客观地强调对象的外形和方正齐整的体量感，姿势略显僵硬，神态也嫌呆板，因此气韵不够生动，限制了内在情感的表达。而到了南朝，这种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造成这种改变的，首先应该说是汉末特定历史时期哲学与人本思潮的流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先相信万物皆有神灵，并逐渐形成了阴阳五行、相克相生的哲学思想，认为天地合一，人受合于天地而行于世间，死亦归于天地，其精气不散而与天地共行。陵墓作为界定生与死两重世界的物化标志，宣示着先人对于生命的原始认知。在他们看来，这里既是幻想与神仙境界进行最后沟通之处，也是渴望死后能够继续享用人间烟火或通往极乐世界之所，因此，"事死如生"成为华夏先民对"死"的概念做出的合理诠释。自汉末政权分裂到隋重新统一的近四百年是汉、唐盛世之间一个巨大的历史漩涡，是华夏文明史上格外引入注目的时代。汉末的社会动荡不仅结束了两汉王朝，更使"独尊儒术"思想和政纲引领下的社会生活规则和文化艺术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道释思想为主，重视"修心"与"养性"，而"心性"在中国古代恰是"思"的主宰。这个时期更注重儒学中关于"思律"的论说而轻视其提倡礼教的方面，并进一步将儒道两家在"思"的问题上统一起来，加上接受佛教的影响，初步奠定了"三教归一"的基础。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比较完整的美术理论著述和较为系统的美术理论体系。当然，艺术理论的形成主要依赖于艺术创作的实践，但不同时代哲学的发展对认识的促进必然会反映在那个时代的艺术创作上。承传了魏晋时期重视"思律"的南北朝哲学思想，则深刻地影响了南朝陵墓石兽艺术风格的走向。南朝的石雕艺术家们正是在当时哲学思想鼓舞下，强化主观"思律"的作用，讲求"形"与"神"的兼备，前所未有地发挥出创作者自身的意志、才气与内心的感受，大胆、自信地进行石雕创作，使雕刀下的石兽呈现出极强的形体表现力和内在的精神穿透力，从而推动南朝石雕艺术走向成熟与辉煌。
从南朝陵墓石兽艺术风格的演化来看，可分为宋、齐、梁、陈四个时期。宋以武帝初宁陵一对石麒麟为典型，其身体平正，颈短而直，腿略短直，整个姿态缺少变化，纹饰也较简单，显现了初创时期的特征。齐代石兽风格变化较大，以武帝景安陵石麒麟为典型，兽身窈窕而颈长，腰细而胸凸，整体呈S形，装饰效果强烈，并注意圆雕、浮雕与线雕等技法的综合运用，其艺术表现力较宋时更加充分。梁代陵墓石刻最盛，其特点是突出了宏伟豪迈的气势。肖宏墓石辟邪昂首天际，雄视阔步，周身充满力量；肖秀墓石辟邪侧面轮廓线洗练概括而明确，充分展现了狮子凶猛、强悍的性格；肖正立墓两双石兽，雄性英俊倜傥，吐舌扬长而来，雌性略作蹲态，似有所等待，情感交融，统一而有变化。陈代积累了前三代的成果而有所发展，在表现某些细部如脚爪的处理上作了大胆创造，不再像前三代那样贴地平放而是向上伸张，使麒麟不仅张牙舞爪，气韵也更加生动。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南朝陵墓石兽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在于动势，这一特定的审美需求缘起于神兽护墓的基本职能，因而要通过动势来表现其威猛、矫健等审美内涵。圆睁的双目、大张的巨口、展开的羽翼、舞动的披毛，无一不使神兽灵异的气质在动势中得以升华。南朝神兽在创作过程中非常注意将主题简明化，有意忽略各种形体与相貌的细节，着意强调"神"与"兽"这两个主要方面的特征，并在总体形态、肢体以及首尾的处理上集多种表现手段于一身，成功地体现了"势"与"态"的完美结合。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南朝石兽的动势变化非常巧妙，其身躯扭动的幅度和四肢撑出的角度都经过细致的造型推敲，无论从正面、侧面还是半侧面去欣赏都能令人回味无穷。以头、胸、臂三大量块为定点，由颈、腰予以连接，表现出变化丰富的曲动，辅之以四肢和尾部的动态处理，在关节点、结构点和轮廓线上，相当准确地刻画出与圆浑体面对比锐利的转折关系，构成了立于平面基石之上的强烈动势。南朝神兽艺术风格由朴拙向灵动的转变，打破了呆板的竖长方形定规，神兽的胸部浑圆隆起，极富伟岸之态与凌厉之气；四肢前后撑开，增添了矫健之感和雀跃之势；头或前伸或上仰，巨口怒张，兼具了呼啸之威及勇猛之性。这种对东汉神兽造型的超越完善了对圆雕的认识、理解和表现技法，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
华丽的纹饰也是南朝陵墓石兽艺术风格最鲜明的特征之一。纹饰的走势依神兽的动势而设计，在头、胸、背、臀、腿、肋等所有适合展示的部位，都布置着或深或浅、丰富优美的刻饰，而且纹饰的组织错落有致、极富韵律，使整体动势外放的舒展与内敛的紧凑得以相辅相成。例如齐景安陵神兽纹饰，自头部开始环眼球刻画了密集线条组成的起伏较大的羽状眉毛， 以鼻孔为中心向两边展开口纹，又以两条自下眼睑披下的面纹加以强化，一组肋毛与上述三条纹路相悖向后延伸，在疏密变化上与眉毛相呼应。 下颏长须在胸前打了个卷，引出两侧均衡布置的简明羽纹，每侧虽只有三道，却在前胸醒目的位置上起到了引导整体动势的作用。它们是弧度优美的曲线，而与其表意相同的腋下羽纹却近乎直线，这些直线在腰身的关键部位产生对比，勾勒出前肢的曲动。因此，南朝神兽体表的纹饰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它在增加疏密意味和传达表意特征的同时，强化着运动的节奏与韵律的变化，在完美地表现整体动势方面承担了重要的使命。
南朝陵墓石兽在造型艺术上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并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对唐宋时期以及后世的民族雕塑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