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集
二月二十五日：十一点杨少五和杨大钧来了，一起乘车去了杨少五的家，在那儿举办了盛大的午餐会，以庆贺天风琴社成立。下午是弹奏音乐度过的，吃晚餐后欣赏灯笼。
荷兰人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随身记事本上写下的这个天风琴社的成立活动，应该发生在一九四五年的重庆。那时距离二战结束，日本人投降还有半年多时间。荷兰自一九四○年被纳粹德国占领，政府和王族被迫迁至伦敦。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荷兰在远东的重要机构驻日本公使馆被迫撤离。当时在公使馆任译员的高罗佩经非洲和印度，辗转数月才来到重庆，担任荷兰流亡政府驻重庆使馆一等秘书。
周围世界的时局是不确定的，但战时的重庆却因国民党政府退守西南，成为陪都而显赫一时。这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生：有利用职权倒买倒卖发国难财的达官贵人，有抛家舍业救国图存的仁人志士，还有无数因战争置身水火的苦难百姓、流亡学生，当然还有二十世纪被中国现代化过程裹挟的最后一批文化贵族，他们从北平上海，塞北江南，躲避战火而云集于此，使这个一向以草根文化为主的西南山城出现了一个文化繁荣的阶段。
一九四三年四月高罗佩初来山城，那里的文化气氛和文人雅集一定给这个流亡政府的外交官很大的安慰。他在日本七年的东方艺术收藏刚刚毁于战乱；而他在东京早已开始学习钻研的琴道、诗画、印书、收藏似乎在被战火打断之后又找到了延续的可能。高罗佩当时的住处在国府路二九五号，他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吟月斋，几乎每天都有文人雅士来做客，讨论书画，切磋琴艺。他还常常出入江南名人苏渊雷的“钵水斋”书肆，与重庆的文人雅士在此诗酒唱和，有戏剧家田汉，诗人郭沫若，也许还有画家徐悲鸿。
很快他就如鱼得水。高氏参与的最积极的活动就是与聚集当地的琴师的切磋唱和活动。据他自己的记载说，“几乎每天都有一些中国作家和艺术家来我们的‘吟月庵’里做客”。而演奏古琴就是饭后的余兴节目。他也经常去外面参加古琴活动，而最常去的地方也是杨少五家。杨少五的父亲是有名的古琴收藏家杨庭五，收集过二十多把出名的古琴。战时重庆聚集了各地来的琴师，而他们重要的聚会地点就是杨家，即位于南纪门凤凰台一号名叫“清白家风”的杨宅。天风琴社会员除了一批沉醉于古琴的名士，还有不少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冯玉祥，如德国社会学家库特纳、美国汉学家艾维廉（William Reynolds Beal Acker）和专治中国音乐史的英国人毕铿（Laurence Ernest Rowland Picken）。而在这批人中，最显眼的无疑就是个子高高，戴一副圆眼镜，神情总是十分专注的高罗佩。
高罗佩对古琴的兴趣在东京时就开始了，他不仅潜心研究古琴谱，还拜闽南派古琴大家叶诗梦为师，学习弹古琴。叶诗梦是孙敬斋的弟子，对古琴演奏有很高的要求，曾经自编古琴谱《诗梦斋琴谱》。他从《梅花三弄》开始，一共教了高罗佩十首古琴曲。后来叶诗梦去世，高罗佩十分悲痛，他用中国画法画过一张叶氏抚琴图。一九四○年，高罗佩在东京出版了《中国琴道》，用西方乐理来解释介绍古琴这一东方乐器。特意说明是献给他的老师。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因为“乐之”，高罗佩在异乡这个战火纷飞的土地上，有一种旁人不能理解的满足和从容。就像外交官陈之迈后来描绘的：
我认识他时他已经是古琴高手，在重庆的文人雅集上，每次都带着他的古琴，虽然这很不方便。聚会时就为他的朋友弹奏几曲。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酷热的夏夜，我们在嘉陵江岸上的院子里晚宴，酒足饭饱之余，他开始弹奏古曲《高山流水》。这是中国古人所描写的那种得意忘言的时刻，也是高罗佩心心向往的时刻。这个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中国人的人，却弹出了两千多年来流动在中国人心中的旋律。（本文作者译）
这些雅集唱和，以二战结束高罗佩奉调回国而结束。一九四六年四月，当高氏携其在重庆结识的新婚妻子水世芳依依不舍离开时，天风琴社和渝都各界几十人前来送别。后来水世芳回忆说，高氏在重庆的岁月是最快乐的。这份快乐想必与他遇到水世芳有关，也与他的士大夫情结得到了满足有关。因为这个战乱的缝隙，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实现他最大的野心，成为一个玩物“尚”志的中國士大夫。
这次为了告别的聚会，高罗佩也用最中国的方式保存了下来。他请来送别的朋友在纪念册上题诗作画，这就是整整两册的《巴江录别诗书画册》，现在保存在莱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高罗佩特藏室。
二、收藏
莱顿大学汉学院的天井式的庭院建筑设计别具东方特色。二楼“格物致知”的横匾下就是有名的东亚图书馆，里面藏书丰富，尤其以印尼研究方面的书籍资料最为全面。一九七七年莱顿大学汉学院从高家买下高氏的个人收藏。有三千四百种近万卷之多，于是在图书馆特设一个高罗佩特藏室。从一九三五年左右他开始到远东，直至一九六七年去世，高氏收集的图书史料主要有三类，一是古典音乐，包括琴谱等；二是文学艺术字画类；三是中国的通俗小说。这些书籍多是蓝布皮包的线装书，其中有九十余种珍稀书籍书稿，更有十种孤本。
高罗佩的个人藏书最后安家莱顿大学汉学院，也算得其所归。
莱顿大学是欧洲汉学研究的重镇，从一八三三年开始就源源不断培养和训练传教士、外交人员、研究者。十九世纪中期，这里的学科项目就有日文、中文，主要培训派遣到殖民地印尼的荷兰商人和官员。莱顿大学设置东方语言历史文学以及汉学的兴盛发展，与十九世纪荷兰的殖民地历史直接相关。荷兰在远东的贸易殖民主要工具就是荷属东印度公司，而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在日本和印尼最为活跃。荷兰与日本十七世纪初就开始贸易往来，日本对西欧的科学技术以及军事知识的了解最早是通过荷兰。而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更是深重，殖民历史长达一百五十年，从一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因为印尼有大量的华侨需要管理，所以荷兰派到殖民地的军队和官员有很多也要学习中文。
高罗佩和东方的缘分最早也是与荷兰在远东的殖民活动有关。一九一○年，高罗佩出生在荷兰小镇扎特芬（Zutphen），他父亲是荷兰殖民军队的一位军医，高罗佩幼年就随全家来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小学时光。高罗佩的文化启蒙是多元的，充满异质文化和异国情调，他学习中文、马来文和爪哇文，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接触到印度佛教、伊斯兰教和荷兰基督教。
高罗佩十二岁时回到荷兰上中学，十八岁时曾为校刊Rostra写下一篇回忆当年在印尼生活的文章《自美丽岛》，文章里写道：“小房间里只有一只从被烟熏的漆黑的房梁上悬挂下来的纸灯笼。暗淡的光亮使得房内的空间和家具都如画一般。一角立着放着很多中国书的书架。靠墙还有祭坛，周围贴着红色亮纸的条幅，上面是孔夫子的训言。还有一只矮几上面摆着精致的瓷器。房间正中一只烧炭的小火炉闪着亮，温暖着斜躺在卧榻上的老人。他穿着宽袖阔腿的白布衫裤，细细眯着的眼睛藏在那张布满皱纹的慈祥的脸上。他用广东话招呼着我，说面好了。我却更喜欢沿着陡峭松动的楼梯爬到顶楼，俯瞰眼前的中国城，一片屋顶的海洋。”（本文作者译）文字中深情的乡愁几乎让人不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位少年之手，而这种文化的乡愁与怀旧将是他一生沉醉于东方文化研究的情感动力。
一九二九年，高罗佩进入莱顿大学，选择汉学作为专业。一九三二年，获得中文及日文学士学位和殖民法学士学位之后，高罗佩去乌德勒支大学东方学院继续深造，随后以讨论米芾论砚的文章获得东方研究硕士学位。一九三五年三月，以论文《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在乌德勒支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高氏很早就显示出罕见的语言天赋。中学时期他学习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他还结识了著名的语言学家C. C.乌兰贝克。后者又推荐他学习俄文和梵文，并请他协助自己进行黑足印第安人（Blackfoot Indians）语言的词汇研究。乌兰贝克研究成果后来由荷兰皇家科学院出版，还把他列为合作者。
汉学训练和语言天赋，使得高罗佩毕业后很快找到了荷兰外事服务的工作。最初作为助理译员被派到荷兰在东京的公使馆工作。作为职业的外交官，高氏一生始终以业余身份从事汉学研究和作为个人爱好的艺术收藏，它们构成了高罗佩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而日后他成为侦探小说作者，写出在西方读者眼中的中国式侦探故事“大唐狄公案系列”，也是从中衍生出来的故事。
三、狄公案
高罗佩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在远东生活。作为初级外交人员，他工作之余喜欢在东京或京都那些狭窄的街巷里闲逛寻找。他也时不时到中国，搜寻让他感兴趣的东方文明和生活方式的遗迹。那些年，他在学习了中医、古琴、书画装裱和印刷书籍的同时，也开始了他的私人文学艺术收藏。
一九四三年后，高罗佩转移到战火中的山城，走在那些曲折陡峭的大街小巷，高氏依然醉心于古董店和旧书店。那一阵子，他在学习书画装裱，每当与外交官们躲避在地下防空洞里时，心里却担心轰炸落下的尘埃会损坏他的书法作品。在日军炸弹的间隙，他就跑到不同的文物店搜集不同的画纸。在挽救一家因日军轰炸要搬迁的旧书店时，他拾到了一本写于两百多年前的公案小说《狄公案》（也有一说，他最初看到这本书是在一九四○年的东京）。
高罗佩是个不落俗套凭兴趣行事的人，战时混乱不定的时局和居无定所的环境，并不能阻止他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热心。但战时环境不太适合需要搜集资料潜心写作的研究工作。于是时刻闲不住的他开始翻译手上这本《狄公案》。
按高罗佩自己的解释，他翻译《狄公案》的初衷是因为中国民间流传的大量公案小说在西方从未被系统介绍过。他归结其中的原因，无疑是古今、中西阅读习惯和文类规范的不同。中国的公案小说总是一开始就把罪犯是谁交待清楚，犯了西方悬疑侦探类型的大忌。里面大量的鬼神超自然因素，再加上各种旁枝末节，次要人物过多，以及直白血腥的刑罚细节，都是现代读者不能认同的。然而，高罗佩却在《狄公案》这本十八世纪的小说中，发现公案小说文类独特的叙事传统，它所使用的文学技巧是西方犯罪小说中没有的，就是判官/侦探同时处理三个案件的结构布局。一九四九年，高氏在日本自行印刷了一千二百本他翻译的《狄公案》。他在译者前言中写道：“这是《狄公案》的忠实翻译。如果能够按照我们（西方）读者更熟悉的方式重新创作，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显然，高氏已经意识到把中国公案小说介绍给西方读者的可能。他甚至给几位英美偵探作家寄去译本，向他们建议：“我觉得如果我们现代侦探作家能试着写本古代中国的侦探故事，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但是似乎没人响应。
也许不久高罗佩就意识到了自己就是那个最适合写中国侦探故事的人。《狄公案》出版的第二年，高罗佩就写出了“大唐狄公案系列”的第一本《迷宫案》，一九五一年先在日本出版。第二本《悬钟案》，一九五三年出版。此后几乎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一直写到一九六七年去世。“大唐狄公案系列”一共有十六本书，包括十四部长篇，两篇中篇合集，一本短篇小说合辑。用想象和热爱，这个荷兰人为大唐王朝的一位儒家官吏虚构了一段辉煌的历史：狄公从公元六六三年到八一二年为官断案的生涯，也因此开创了一个独特的侦探小说次文类。
说高罗佩是写中国风侦探小说最合适的人选，因为高氏对西方流行侦探犯罪文类的了解，更因为高氏对中国文化和古代社会大百科全书式的兴趣。“狄公案系列”的重要素材灵感来源，包括宋代的案例汇编，明代的公案短篇和清代的白话长篇。他将中西传统很好地融合起来，创造性地重写了中国的公案小说。虽然情节来自中国素材，但想象和写法却出自高氏自己的理解。高氏写狄公，几乎像做学问一样虚构着他的人物情节。我看到他列的一份详尽的狄公年表，里面按年月罗列了狄公从公元六六三年到八一二年间辗转不同地方，履任的官职，以及断定的案件，甚至四位助手/伙头的来踪去脉也计划得清清楚楚，有条不紊。同时高氏运用他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对明代风俗人情和通俗文化深深的感情—他曾一度把自己在东京的书房称为“尊明阁”—来填补小说中的骨肉细节。所以狄公系列的叙事者是明代人，讲述他所尊敬的“古人”狄公的故事，而且小说中描述的社会习俗也更接近明代而不是狄仁杰生活的唐代。
为了“大唐狄公系列”，高罗佩不仅搜集阅读了大量民间公案小说，更重要的是，高氏对中国古代的刑法也颇有研究。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大唐狄公案系列”刚一开始就翻译了《棠阴比事》，一部十三世纪刑法折狱的案例汇编。这本书和其他历代决疑断狱和司法经验的古代案例后来都成为“大唐狄公案系列”的故事来源。
悉尼麦考瑞大学的一位博士专门对“大唐狄公案系列”做了研究，认为高氏“创造性解決了中西模式融合的问题”（Sabrina Yuan Hao）。从结构上看，狄公系列沿袭章回小说，保持多个案件齐头并进的形式，比如《悬钟案》里面就有三个案件交叉并行：半月街奸杀案，佛堂秘影和神秘的尸骨。但高氏创造性重写公案小说，解决了中西悬疑小说不同的要求。公案小说常常一开始就交代罪犯，并伴有警示的语气，这是因为古代公案小说是作为刑法案例出现的。还有，公案小说的一个重要情节就是案犯口供，这也与中国古代刑法的特殊性有关，那就是必须有罪犯口供才能定罪。上面提到的高氏写的“半月街奸杀案”就来自公案短篇《龙图公案》，但他采用了倒叙的方法，保持了西式悬疑推理小说的神秘；又把原文中鬼魂出现令案犯招供这样的超自然因素去掉，让狄公采用心理战术，用一只偷去的发针诈供使罪犯认罪。此外，他还根据西方侦探小说的传统，减少不必要的枝叶人物。后期小说中，几个案件也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互相关联有主有次，使得同一人物在不同故事中出现，比如最后的长篇《黑狐狸》（Fox Magic Murders）。
“大唐狄公案系列”可以说是高罗佩介绍东方最为成功的尝试。在狄公这个精力充沛、能文能武、体恤民情的儒官身上，高罗佩投射了他心中理想的人格：即有“官”的威严和责任，又有“士”的趣味和修养。中国的公案小说正可以证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和逻辑思维，这也许是高氏的诠释，但无疑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尊重与热爱。
藉着狄公，无数西方普通读者开始对那个东方和中国产生好奇和兴趣。从它诞生以来，“大唐狄公案系列”已经用好几种文字发行了上百万册。从早期的高氏自己出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主流商业出版社争相出版，比如Scribner’s以及 Harper & Row，再到九十年代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一系列的平装本，“大唐狄公案系列”已成为西方流行侦探悬疑文类中独具一格的畅销小说。
当然，“大唐狄公案系列”也有为人诟病的地方，那就是书中高氏亲手绘制的封面与插图有很多是裸体形象。据高罗佩自己解释，他当初在日本出版小说时，书商建议，要吸引读者，就得加点“颜色”。于是高罗佩就在绘制插图上，加上了明代春宫画的“影响”。因为当时高罗佩正搜集资料，开始着手中国古代房中术研究。
四、《秘戏图考》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图书室里的《秘戏图考》（Erotic Colo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是一九五一年高罗佩私人印制中的一套。我花了两个下午才把这套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其实这部书包含三册：一本是明代春宫图册《花营锦阵》，一本是《秘书十种》（集中了古代医学、道家典籍以及历代通俗小说中有关房中术的部分），还有一本是高氏自己的《秘戏图考》。也就是说，前两本实际是后一本的研究资料来源。
高罗佩在《秘戏图考》序中解释说， 他一九四九年在东京做使馆参赞时发现了明代彩色套版的《花营锦阵》，本是十八世纪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一个日本封建家族的私家收藏。“余于西京旧家购得万历雕《花营锦阵》春册版木，尤为难能可贵。”“外国鉴赏家多谓中国历代画人不娴描写肉体，据此册可知其谬也。”作为一位业余汉学研究者，高氏知道这本画册的艺术和研究价值，希望能与其他研究者分享，于是打算自己掏钱小批量印行。本来想为此写个序，简单介绍中国古代性生活和习俗，作为春画艺术的文化背景。结果与其他高氏感兴趣的题目一样，他为序做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演化成洋洋洒洒的二百多页的文献研究《秘戏图考》。
此书的中文序言高氏用工整的文言写成，提出“中国房中术由来已久，易论一阴一阳生生化之其义深矣其为教也。则著之于书导之以图。自汉以来书图并行”，“此术行而得宜则广益人伦”。他随后比较古希腊罗马印度，认为各个文明皆有此类书，“至今欧美医士立房中术为医学一门编著，夫妇携儿女必读之书。而中土则自汉已然海外知之者歁矣”。他认为这是因为“及夫存明宋学复兴儒家拘泥亦甚，故此类书籍一时不振”，“且清之奖励宋学又甚于明儒者，遂于次图书深藏不宣后竟遭烁禁之厄”。
《秘戏图考》主要是介绍自汉及明的色情文学和春宫图画。第一部分介绍四个时期（汉、六朝及隋、唐宋元、明）的医学典籍，性手册和小说中的色情文字。第二部分介绍春宫艺术则只以明朝为划分，重点介绍明代此类题材的画册，小说插图以及彩色套版春画，非常详尽，很有价值。既介绍了春画艺术的基本发展以及艺术特征，还具体讲解了《胜蓬莱》《风流绝畅》《花营锦阵》《风月机关》《鸳鸯秘谱》《青楼剟景》《繁华丽锦》《江南销夏》等八部画册。书的第三部分就是《花营锦阵》的英译。《花营锦阵》全套共二十四图，每图搭配艳情诗一首。高氏不仅精确译出原文，而且加上注解。
高罗佩研究中国的色情文学和春画艺术是非常严谨认真的。他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纠正西方认为中国缺少对性问题的讨论或不正常的性习俗。“余所搜集各书，除《修真》《既济》二种外，殆可谓有睦家之实，无败德之讥者。可知古代房中书籍，不啻不涉放荡，抑亦符合卫生，且无暴虐之狂，诡异之行，故中国房室之私，初无用隐匿，而可谓中华文明之荣誉也。”因此他对此书的阅读传播范围也有谨慎考虑，一共只印了五十套书，分别捐赠给世界各地的大学图书馆和各大博物馆。一九五一年的高氏手写版后面附有三十七家欧美图书馆博物馆的名录， 此外的十余册他捐赠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可见，高罗佩对自己这种筚路蓝缕的工作的价值是非常清楚，也非常骄傲的。
一九五六年荷兰莱顿的博睿出版社（Brill）提出让高罗佩写一部古代中国性与社会的专著。高氏在《秘戏图考》的研究基础上，加入汉代以前的史料，适当删减春画部分，扩充其他相关内容，使之成为更为广泛的关于中国性文化的介绍研究。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中文名依李零译本）。所以说，这两本书有同样的史料，相似的研究问题甚至结论，只不过前者集中在春宫画以及彩色套印艺术，而后者更多从社会人类学和历史学角度看中国的性习俗。
《中国古代房内考》是按历史顺序排列，各章有不同的主题侧重。比如东汉三国就介绍房中术与道家的有关论述；隋唐时期则介绍高级妓女、宫廷的性文化，以及当时的医学和色情文学；宋代讲缠足、妓女文化和宋代新儒学对性文化的影响；明代集中文学艺术中的性学。高氏运用历代医书家训、诗文典籍，各章对当时流行的房中术都有出处援引，甚至还交代哪些是根据了散落在日本的资料。据此书中译者李零介紹，高氏研究房中术，一部分资料是利用叶德辉的辑本，而叶德辉的《双梅景闇丛书》主要来源是日本医书《医心方》，里面抄了不少失传的中国古书，如《素女经》《洞玄子》《玉房秘诀》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汉学界，高罗佩的古代性学研究重新得到关注。二○○三年博睿出版社请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主编莱顿汉学系列，重印了《中国古代房内考》，次年重印《秘戏图考》。著名汉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艾思仁（Sören Edgren）等纷纷为之作序。美国学者金鹏程（Paul R. Goldin）在为《中国古代房内考》作序时，对高氏的中国性文化的研究高度评价，认为其从深度到广度以及方法论都是开创性的。这次再版还补上了很详尽的有关中国性文化方面课题的英文研究目录，从中可以看出当年高氏筚路蓝缕的研究给后继者多大的影响，包括金鹏程自己在二○○二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性文化》（The Culture of Sex in Ancient China）。
五、吟啸
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高罗佩，一生以业余身份从事汉学研究，却写出十九本专著、三十六篇论文、十七本小说。而且其研究题目大多在当时都很冷僻前沿。高氏的成就来自勤学自律，更来自他对东方文化的好奇与热爱。这份好奇与热爱与他的职业地位和薪酬无关。据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曾邀请高罗佩到剑桥大学，高氏婉拒，称自己外交生涯还没有完成。估计他还是想凭兴趣做学问，不愿受学院的束缚。
据他的传记作者维特壬（Janwillem van de Wetering）讲，高氏每天作息时间非常严格。以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驻海牙负责荷兰在中东和非洲事务期间的生活为例，他每天一大早上先到自己的办公室阅读处理亟待回复的文件邮件，然后口述答复给秘书。不到咖啡休息时间就已经走出办公室，来到车站。在去莱顿的火车上，他读中文资料。到达莱顿大学后喝完咖啡就一头钻进图书馆做自己的研究写作。四点临近下班时又回到办公室，在秘书打好的文件上签字，听下属同事做国际事务的简报。然后走回家。吃完晚饭后又是读读写写，工作到凌晨。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有时也陪他们一起看电影。他的爱好就是在他任职的当地到处走动，了解风土人情，不管是在马来西亚还是日本，黎巴嫩还是印度。
高罗佩在一九六五年开始成为荷兰驻日本大使，其事业达到巅峰。两年后的秋天因癌症去世。他在病榻上完成的最后两部书，一是“大唐狄公案系列”的最后一部《黑狐狸》，另一部是那年五月写成的《长臂猿考：一本关于中国动物学的论著》，该书“将上自商周下至元明三千余年的中国猿文化变迁史纳入视野，横跨文学、史学、动物学、艺术学等领域……极具开拓性、原创性及交叉性”（施晔）。在某种意义上这部书也代表了高氏知行合一的“乐之”态度。他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实践艺术家，学习到的东西都要自己玩玩看：收集东方艺术就要自己写书法、弹古琴，了解宋明律典，就自己写公案小说，就连他养的宠物也与人不同，成为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高氏平素不苟言笑，但是不乏趣味真情。他很早就开始关注长臂猿，但是只有在亚洲履职时那里的气候才适合养长臂猿。长臂猿是一种很古老的动物，现在只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西南部才能看到。它们极其聪明，重人伦，善长啸，而且与一般的猴子和猩猩不同，不喜欢群居而常常独来独往。在中国的猿文化里，常常被文人视为高洁的象征。“临风亭而唳鹤，对月峡而吟猿。”高氏晚年在马来西亚和东京的寓所，都有几只长臂猿陪伴。在晨昏之际， 他和他养的长臂猿一起吟啸，就像从这些自远古走来的生灵身上，找到共同的语言，彼此唱和，分享孤独。
由于疾病的原因，这本《长臂猿考》高氏是用手写，而且是用中文文言。他笔下的猿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史书到诗歌，从杂文到笔记小说，他广征博引；但同时，他又用充满情感的笔触，记录了他养的宠物猿的日常行状，以及他们充满尊严的死亡。
高罗佩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帮助一位在日本驻守的下属。这位外交官因被调到韩国，郁郁不乐。到医院看他时，讲了自己的境况并向他求助。他在病榻上给使馆打电话，安排调迁。当那个年轻人问他，你怕死吗？他回答，用日本俳句似的语言：“所有的迁移都是幻象，从首尔到神户，从生到死。”
可是，他自己又是那样一个深情的过客，迷恋东方的色彩，以及那里的浮世光影。像高罗佩这样的汉学家也是濒临灭种的稀世传奇了。他糅合西方文艺复兴精神和东方名士的生活态度，用无法之法，把日常之物，把民间文学图像，以及各种杂学引入学术研究，他对人类物质文明的欣赏与喜爱，不分你我，无论东西。
二○一四年十一月，在重庆三峡博物馆，就是当年国府路二九五号的对面，荷兰高罗佩家族捐赠高罗佩私人收藏文物的仪式隆重举行。这里将是莱顿大学之外最大的高氏藏品永久展馆。据说有家具、字画、古玩近二百件，包括几把高氏当年收藏的珍贵古琴。
几年以后，在三峡博物馆四楼一侧，高罗佩私人收藏文物展的展厅空空荡荡，除了一端被布置成当年高氏书房“尊明阁”，四壁只剩下文字介绍而鲜有实物陈列了，看来很多藏品已经被“收藏起来”。但在墙上，我还是看到了那首七律诗，那是一九五一年，高罗佩从印度到香港，遇到重庆时的故交、江南琴师徐文镜时写下的赠友之作—
漫逐浮云到此乡，故人邂逅得传觞。
巴渝旧事君应忆，潭水深情我未忘。
宦绩敢云希陆贾，游踪聊喜继玄奘。
匆匆聚首匆匆别，更泛沧浪万里长。
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