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动物园 野生动物 博物学 物种保护
新鲜的，抑或久远的，动物园几乎存在于每个人的记忆中。但是您了解动物园的发展历史吗？
说到动物园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然而“动物园”（zoo）这个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仅在一百多年前才为公众知晓。19世纪下半叶，英国伦敦的音乐厅里活跃着一支名为“狮子丑角”的乐队，他们演唱的一首《逛逛动物园》颇受市民喜爱。歌中有段合唱：“到动物园逛逛，到动物园逛逛，在星期天的下午。去动物园逛逛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欢快的歌声把“动物园”一词带人了人们的生活。歌里唱到的动物园成立于1826年。是世界上第一家动物学会——伦敦动物学会收集与展示动物的场所，即当今伦敦动物园的前身。它也是世界上最早向公众开放的动物园，在成立之初只有星期天对外开放，于是出现了歌中的场景。
今天，动物园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所有饲养一种或多种野生动物，并且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向公众开放展示的场所，均可称为动物园。形形色色的动物园规模差异巨大，形式多样，像综合性动物园、水族馆、鸟园、蝴蝶园等都属于动物园的范畴。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动物园超过10000座，其中约有1/10是国家、地区或世界性动物园协会、学会、联合会的成员，被认为是动物园行业的主流。
滥觞及源流
动物园的起源和发展与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对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址的发掘，证明人们早就开始饲养野生动物。先民们把满足食物需求之外的所捕获的野生动物活体圈养起来。有些作为伴侣动物或者原始信仰的图腾。人类最早关于圈养野生动物的记载，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的古埃及。从位于孟斐斯附近萨卡拉墓葬的壁画和象形文字中，可以看到古埃及人饲养的多种野生动物，包括羚羊、埃及狒狒、鬣狗、猎豹、鹤、鹳和隼。关于古埃及圈养野生动物的记载还有：统治埃及的法老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在位于卢克索附近的卡纳克神庙庭院中饲养了大批野生动物：公元前1298年至公元前1235年，拉姆西斯二世（RamessesⅡ）饲养了作为宠物的长颈鹿与狮子。有文献记载，被饲养的狮子曾陪法老王参加战役。但最早在古埃及开始饲养野生动物的并非王侯而是当地牧羊人，所饲养的主要是各种非洲有蹄类动物。
几乎同一时期，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位于现今伊拉克境内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有国王苑囿中饲养狮子的记载。在亚述圣殿遗址的墙壁上雕刻着狮子、大象和羚羊等野生动物。甚至在现代动物园中号称先进展示模式，以野生动物生态类型为展示设计线索的“生态式展示”，也发源于这里。文献记载，公元前704年至公元前681年间在位的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中文版《圣经》里译为“西拿基立”）曾在坐落于底格里斯河畔的亚述都城尼尼微（位于今天的摩苏尔附近）修建了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这座神秘的古代建筑曾被认为是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为了缓解爱妃的思乡之苦而修建，但近期的历史研究证明，其真正的建设者是亚述国王。辛那赫里布在建于高台阶上的花园中营造了一片人工灌溉的模拟湿地，种植了大量湿地植物，饲养着众多以湿地为主要生活环境的野生动物。史料记载，古代以色列所罗门王（King Solomon）曾拥有庞大的野生动物圈养规模，其中包括4000匹马、100头羚羊和数量众多的鹿以及类人猿。有学者认为从那个时代开始，人们已进行了最早期的动物行为观察与研究。
更系统进行野生动物研究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他们圈养野生动物有明确的目的——用于研究、展示和公民教育。对野生动物日益高涨的研究和观赏渴求，使得当时希腊的每座主要城市都拥有饲养与展示野生动物的场所。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甚至拥有属于私人的活体野生动物收藏。经过系统的观察和研究，他在公元前350年编写出世界上最早的动物学百科全书——《动物志》。科学的探索一直伴随着人类饲养野生动物的进程。古代阿拉伯人撰写了最早关于马和鹰隼的书籍。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Ⅱ）写了一本关于鸟类的书，书中详细记载了秃鹰通过视觉和嗅觉搜寻食物的过程，还设计了一些科学实验来论证书中的观点。16世纪末期，印度莫卧儿王朝统治者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详细记载了他对所饲养动物采取的治疗措施。这一科学传统一直在古代动物园中延续。
伴随着对野生动物的饲养和展示，人类对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也与日俱增。古罗马在公元1世纪前后成为横跨欧、亚、非洲的庞大帝国，在其版图扩张过程中，无数野生动物被猎杀、捕获及转运到血腥的竞技场。今天到罗马参观的游客仍能看见许多当年用于禁闭猛兽的阴暗狭小的地下兽舍。每次举办“人兽角斗”活动时，猛兽会在观众的欢呼声中通过特殊设计的升降系统被抬人斗兽场，与角斗士展开殊死搏斗。有史料记载，在庞培将军（G.Pompeius Magnus）举办的一次表演中曾屠杀了20头大象、500-600头狮子和许多其他猛兽。且不提死于搏斗中的角斗士。在野生动物损耗的惊人数字下面存在着更可怕的事实：往往有十倍于此数的野生动物在野外被捕捉或辗转运到斗兽场的过程中死去。那时候的大量捕杀造成了众多野生动物的生存危机乃至于灭绝。努比亚的河马、两河流域的狮子、波斯境内的老虎、北部非洲的大象等，都因古罗马的血腥嗜好而惨遭灭绝。斗兽场中饲养的大量野生动物没有为科学发展做出显著贡献，而大量捕杀野生动物造成物种灭绝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则影响至今。
启蒙与革命时代的动物园
经过中世纪漫长的思想禁锢，启蒙运动起始于17、18世纪欧洲，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当时，博物学以在动物学上取得的成就为代表，研究范围扩展至天文、地质、生物、地理及人类学，还有处于发展初期的化学。都为启蒙运动奠定了科学和知识的基础，也孕育了近现代的诸多科学领域。杰出的博物学大师布丰（G.-L.Buffon）、林奈（C.Linnaeus）、居维叶（G.Cuvier）、拉马克（J.-B.Lamarck）、赖尔（C.Lvell）、达尔文（C.Darwin）、华莱士（A.R.Wallace）等创建了动物分类学、比较解剖学、演化生物学、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等学科，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自然观和世界观。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与动物园的发展结下不解之缘。18、19世纪在博物学发展的带动下，欧洲多国成立了各种科学学会。这些学会逐渐取代了从前以神学为主导的大学和神学院，而成为科学发展的领袖与中坚。从那时开始，为了更深入研究动物世界的奥秘，在部分学会所属的自然史博物馆中开始酝酿建造专门用于科学研究的动物园。在这些由科学学会促成建设的动物园中，对科学发展起到最大推进作用并且对后来动物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动物园。它是在法国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唤醒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精神。公众对皇室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生存状态的巨大差异强烈不满，学术界则更渴望根据科学研究的需要，有系统地制定动物收藏计划，而不是根据贵族喜好和满足上流社会狩猎嗜好来饲养大批野生动物。18世纪欧洲学者的动物科学探索还处于记述性科学之早期发展阶段，主要研究对象是已死去动物的尸体、标本、骨骼与皮张。当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积累与人们的臆想发生冲突时，布丰等博物学大师认识到一个关键的因素被忽略了：对于动物学研究来说，观察活生生的动物是至关重要的。培根（F.Bacon）也曾明确指出：一流的动物观察基地开始显得不可或缺了！在18世纪的科学界有人断言：如果一名学者不曾在一个拥有活体动物和其他补充性博物学收藏品的公园中研究过，即不可能获得成功。尽管布丰等学者都曾有机会在贵族收藏动物的花园中观察和研究过，但是对动物自然行为越来越多的关注使大家开始质疑贵族动物园的科学研究价值。一个符合科学研究需要的、真正的研究基地呼之欲出。
大革命把皇室赶出了凡尔赛宫，凡尔赛动物园中仅存的动物也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1792年下半年，一些激进的革命者为了彻底消灭“王权的象征”，把原来王室动物园中的猴子、鹿和鸟类都卖给皮货商，并计划把凡尔赛花园改造成“可以造福人民的种马场”。他们希望将剩余的动物交给巴黎植物园，杀死后制成标本在自然史博物馆展出，以利于“公众教育”。好在当时的权力机构法国国民公会最终采纳了科学界已经提出多年的建议，决定在巴黎植物园中增加一座动物园。1793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路易十六（Louis XVI）被送上断头台，而法国学术机构的整体改革亦告基本完成：所有的大学、学会及科学院均被取缔，因为它们代表着“学术专制”，但是巴黎植物园由于坚持面向公众并致力于知识传播和科学实验而得以保留。保留下来的巴黎植物园摒弃了所有的奢侈和虚饰，专供学术研究，并力图给经历了大革命的法国带来科技与经济上的优势。也是从这一年起，巴黎植物园开始逐步转变为国家自然史博物馆。
早在将动物园引入巴黎植物园之前，曾任植物园园长的布丰就在这里进行了博物学研究，其中以动物学方面的研究进展最引人注目。他不仅自身致力于科学研究。也把巴黎植物园营造成科学研究的温床。布丰开展了早期的动物行为研究，坚信只有观察活生生的动物才能真正认识它们，而仅靠解剖是远远不够的。布丰的接班人拉马克在自然史博物馆里提出了独到的“用进废退”学说，首次把进化的观点引入到学术视野中。和拉马克唱反调的居维叶从1804年起担任动物园园长。他曾致力于动物行为、动物智力和动物社群关系及驯化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创建了比较解剖学。尽管此人坚持“灾变论”，但他的成就恰恰为后续的科学家认识和支持“渐变学说”奠定了基础。拉马克去世后，他的同事和支持者圣提雷尔（E.G.Saint-Hilaire）与居维叶就“灾变论”和“渐变论”进行了长期争论，最终以居维叶倡导的“灾变论”胜出。
由于居维叶在法国科学界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灾变学说”在法国成了教条。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地质学家赖尔发表了《地质学原理》，坚持“渐变理论”，使居维叶的“灾变论”未对英国科学界产生太大影响。从那时开始，英国逐渐超过法国成为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尽管如此，居维叶仍然功不可没：他作为世界上首位国家动物园的园长，在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里确保了动物园的核心作用在于科学研究。那一时期，整个欧洲都在模仿巴黎动物园，各个国家的学会都相继成立了自然史博物馆和动物园，并遵照巴黎动物园的科研方法和态度开展研究，甚至巴黎动物园将园林景观和动物场馆相结合的展出方式也成为其他动物园效仿的榜样，欧洲大陆上原先整齐划一排列的笼舍逐渐被更自然的田园景观所取代。
近代动物园的演化
科学的天平似乎因一场辩论的结果而偏向英国，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拿破仑时代的终结使法国在动物资源的获取方面失去优势，而英国正逐渐成为“日不落”帝国。1824年，英国政治家莱佛士（T.S.Raffles）卸任新加坡总督的职位后返回伦敦，于1826年组建了伦敦动物学会，这也是首家专门的动物学学会。学会建立之初即开始筹建用于科学研究的动物园。1828年4月27日，世界上第一座由动物学会本着科学研究目的建造的动物园落成。起初，园中动物仅供学会会员研究之用，直到1847年才开始逐步向公众开放。这座动物园即今天的伦敦动物园，在动物园界拥有崇高的地位：它是首家向公众开放的动物园，被认为是现代动物园的鼻祖：它在1849年建成首家爬行动物展馆：1853年它首次建成公众可参观的水族馆：1881年它建成首家昆虫馆：1938年它建成首家儿童动物园。伦敦动物园为现代动物园的发展设定了标尺与方向。
19世纪初，科学家们开始关注动物行为学方面的研究，他们逐渐认识到整日待在动物园狭小笼舍中的动物不可能充分展现有研究价值的自然行为，于是开始变革动物的饲养展示方式，让动物能够生活在更加开阔、自然的环境中。另一方面，公众在接受启蒙思想和博物学研究成果之后，也开始转变对野生动物的态度，指责动物园为动物提供的生活环境狭小阴暗。越来越大的动物收集规模带来经营压力，也迫使各学会将动物园建设得更加符合观众口味，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以避免动物园的经营破产。一方面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其他一些城市，不仅为公众提供参观动物的机会，还建设了历史博物馆和图书馆供游客研究与交流；另一方面，其他一些学会管理的动物园也推出了鸟舍、天文馆、奇异植物温室、餐厅甚至音乐厅和焰火表演等经营项目来吸引游客。当时的动物园成为各个国家的科学学会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中心。更多游客的到访，缓解了动物园的财政压力，也使动物园拥有者们意识到动物园的大众娱乐功能。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达尔文进化论地位的确立、细胞的发现和遗传规律的逐步被揭示，动物园中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因生物学研究热点的转移而逐渐日落西山；博物学也因为发展出各个专门学科，产生新的科学热点而渐渐被人遗忘。博物馆和动物园、植物园几乎成为博物学最后的落脚点，各动物园主要在发挥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的作用。另一方面从20世纪初开始。动物园向娱乐化发展而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引发了新一轮的动物园建设。但此时建立的动物园已不再遵循科学学会的研究要求，而是把吸引游客放到了首位。一位名叫哈根贝克（C.Hagenbeek，1844—1913）的人可以说是动物园行业转型的弄潮儿：科学家们出于研究课题的需要，促使原有的笼舍动物园转变为动物公园；哈根贝克为了吸引更多游客，把动物公园变成了奇迹。哈根贝克是一位动物商人和马戏团主，他在系统测量了各种动物的行为能力之后，首次采用壕沟对动物进行隔离。1907年，位于德国科隆的哈根贝克动物园正式落成，他所创造的无参观视觉障碍的、全景式的展示效果令人惊叹，迅速引起了轰动，得到万众追捧。尽管他所依据的动物展示设计线索主要以欧洲中世纪山水画为蓝本。但他所开创的新颖的动物隔障方式为今后实现以地理区系或生态主题为展示线索的、符合科学的展示设计奠定了基础。
连续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一切，战后科学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开始思考：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很多人采取了行动：1970年4月22日，美国有超过2000万民众参与了环境保护主题的集会，是世界上首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环境保护运动。这次运动直接催生了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也给那些只关注娱乐功能和追求经济效益的动物园带来了压力甚至责难。人们开始关注动物园中野生动物的福利状况、它们野外栖息地被破坏的情况。博物学式微之后，很多动物园放弃了科学研究而专注于收集奇异动物来吸引更多游客，其对科学研究和物种保护的意义现在开始受到质疑。终于在1993年，世界动物园组织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保存委员会联合制定了“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强调世界动物园和水族馆在全球物种保护中的作用。在这一纲领性文件指导下，全世界的动物园几乎都将自己的职能调整为“四大功能”，即“休闲娱乐、移地保护、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
中国动物园的发展简史
在中国，文献中关于动物园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的夏桀时代。《太平预览》引用《管子》中的记载：“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放虎于市，观其惊骇。”这项记载表明，在近4000年前中国已开始饲养野生动物。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有人工饲养野生动物的记载，但是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被饲养在皇家苑囿中，供王公贵胄打猎或赏玩。这些宫廷苑囿既不是动物园，也未曾在科学研究领域发挥明显的作用。
中国最早对平民开放的是北京动物园，创建于1906年。当时朝廷大员端方从德国购人狮、虎、象、猩猩、斑马、马来貘、鸵鸟、鸸鹋、金刚鹦鹉、桃红鹦鹉和大白鹦鹉等“珍禽异兽”，置于京郊乐善园遗址上兴建的农事试验场内，名曰“万牲园”，供慈禧、光绪、后妃和王公大臣赏玩。万牲园于1908年向公众开放。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最初建造北京动物园沿袭了欧洲动物园特别是法国巴黎植物园动物园的发展途径。1929年，北平农事实验场改组为天然博物院，即当今的北京动物园。北平研究院生物部下设动物、植物和生物三个研究所，分别与天然博物院的动物园、植物园及动植物标本陈列室合作。三个所位于博物院内新建的大楼，名为“陆谟克堂”，陆谟克即拉马克的旧译名。到此，中国的第一家动物园几乎照搬了法国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动物园的架构。包括动物园在内的清末农事试验场历经民国时期的农事实验场、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院、园艺试验场、北平市农林实验所等阶段，不仅为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被京城人士称为“博览园”。后经战事频仍、时局动荡、世风日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已是疮痍满目、破败不堪。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动物园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关照。1950年，局部恢复后的动物园以“西郊公园”名义开放。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指示：“西郊公园有发展前途，宜建成大规模的动物园”，1955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动物园。从那时开始。北京动物园即着手进行珍稀动物饲养繁殖的科研工作。1960年，来自在京各大研究院所和知名高校的动物专家成立了“北京动物园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中国动物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秉志先生担任。1978年北京动物园成立了“动物园科教组”，1988年在科教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北京动物园科学技术研究所。这家研究所为推动中国珍稀濒危动物的饲养、繁育和种群保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北京动物园以外，中央政府于1950、1960年代在各大城市建设了大型公园，其中很多公园内还特别辟出一隅用于饲养和展示野生动物，有些城市建设了单独的动物园，但建设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不再是科学机构下属的研究场所。截至1983年底，全国各地相继建成动物园或具有一定规模动物展区的综合性公园共计135处。
1990年代起，国内兴建了大批“野生动物园”或其他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动物园。这一时期与20世纪初西方动物园转而寻求娱乐化发展的尝试非常类似。可是即使哈根贝克当时对动物园的全新改变，仍表现出对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我国动物园的发展则十分欠缺这方面考虑。目前国内具一定规模的动物园不下三百余家，但在全世界约1500家动物园中，中国除香港、台湾地区外，无一所动物园获得加入全球区域性动物园协会的资格认可，使得内地动物园始终游离于世界动物园大环境之外，无法获得先进的研究成果和与同行平等交流的机会。就科研工作而言，现今在中国尚能发挥研究作用的只有少数几家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在20世纪末伴随着“科研所”悄无声息的消失，原有的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展开密切合作的景象已渐渐减少。国内竞相涌起的是另一股潮流——各动物园轻视对本土物种的保育，热衷于引进外来的“奇异动物”，而那些曾在国内动物园中保有一定数量、有可能建立起来的国内珍奇物种的繁育种群，则由于缺少统一的种群管理规划，随着动物的年华老去而逐渐消亡。在当今国际范围内开展的物种保护合作中，我们已失去了原产国的优势。一些中国特有物种反而在国外动物园受到珍视，它们经由规范的繁育计划得以扩殖。在未来。重新从欧美动物园中引进国产物种将不可避免。经过几十年的蹉跎，麋鹿的故事有可能重演。
对重拾动物园科学传统的思考
重拾动物园的科学传统，需要管理者的勇气与智慧。今天，世界动物园已重新找到自身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位置——以专业身份参与或资助野外保护项目，以科研成果作为开展公众教育项目的学术支持。2005年，世界动物园-水族馆协会发布了新一版的《世界动物园与水族馆保护策略》，强调“为野生动物创建未来”，把动物园的职能调整为“综合保护和保护教育”。
在动物园中开展科学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事实上，在野外对动物进行科学研究往往要克服超乎寻常的困难，而在动物园中开展研究拥有诸多便利。动物园的研究成果不仅应用于圈养野生动物的饲养、繁殖和种群维系，更有助于野外种群的保护。多年来，动物园的研究成果和野外的工作相结合，使得多个极度濒危的野外物种得到了延续和复壮的机会，其中有代表性的是美洲野牛、阿拉伯长角羚、欧洲野牛、麋鹿、金狮毯和黑足鼬等。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于大熊猫和朱鹦等的保护上。
动物园的另一重要科学功能是对公众进行科学教育，其目的是在当今世界人口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让公众认识到人类发展需求与自然环境承载力保持平衡的重要性。通过活生生的野生动物展示，动物园可以将人们的关注点从圈养野生动物本身延伸到大自然中，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向游客传递对大自然的尊重和关注，还可引导公众以实际行动支持环境保护。
发挥动物园科学作用的最有效办法是放低姿态，以虚心学习的态度全面开展与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合作。动物园拥有野生动物资源，学术单位拥有大量的专业人员和优越的实验条件，加强合作以实现有效的资源共享是动物园回归科学传统之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