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110周年时，我们不能不纪念最早为北大作出杰出贡献的两位校长，这就是蔡元培与蒋梦麟。这两人对北大的作用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但各自的贡献又是具体的不同。打个比方，犹如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有一次，傅斯年在会上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学问不如适之先生，办事却比适之先生高明。”此说可谓知人之论。蒋梦麟则回答：“蔡先生、胡先生是北大‘功臣’（功人），我和你只是北大‘功狗’。”蒋梦麟说的“功狗”是西汉刘邦比喻的功臣，“功人”则是指挥“功狗”的猎人萧何。
蔡元培：北大“功人”
怎么看蔡元培？胡适、陶行知的老师，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实用主义学派创始人约翰·杜威说过一段很中肯的话：“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所以，世人提到北京大学，首先就不能不想到蔡元培先生对北大的贡献。
知难而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916年12日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次年1月4日到校就任校长一职。在蔡元培接任校长之前，北大已有了18年的历史，可并没有培养出什么值得一说的人才来。1898年戊戌变法残留的唯一果实就是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可是它培养的并不是革新的新士子；因其仍沿袭培养封建官僚的路子。那时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漫衍，学堂如衙门。即使到了民国初年，还是衙门气十足，几无学术气氛。不论是教师抑或学生脑子所想都是当官发财，不思学术，学风学纪一派颓废。世人说北大已成“官吏的养成所”。至于教学内容虽已不是科举时代的东西，然而也不是符合科学的课程，基本上沿习的还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正规学术，这在文科中反映尤为突出。所以，冯友兰先生说，在1916年蔡元培先生来之前的北大是半封建社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反映。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终使北大打破了半封建性质，走上了现代大学之路。对蔡元培的接受任命，不少人并不支持。他们认为北大声名狼藉，是个是非窝，进去了若整顿不了，反坏了自己的名声。然而，蔡元培正是抱定整顿和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知难而进，来就任北大校长的。正像他所表白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可见其决心之大。他当时的思考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一个真正的大学，如自己在游历欧洲所见到的那样的大学——“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上大学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就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的方针。北大当时的文科乃守旧派最为集中之处，是北大革新的首道障碍，因此，整顿北大，首先是要整顿北大文科，“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1917年1月13日，在蔡元培出任校长的第九天，他就以“三顾茅庐”的精神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领袖人物陈独秀请至北大任文科学长。陈独秀来到北大，对北大革新的意义重大。其上任文科学长，不仅是催动了北大革新的锐气，而且带来了一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正是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以北大为依托，以《新青年》为阵地，鼓吹新思潮，聚集了北大的革新力量，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随后，在蔡元培的网罗下，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大钊、鲁迅、高一涵、沈尹默、吴虞等新派人物云集北大，北大的师资阵容蔚为壮观。这批人不仅思想新，而且各有所专，学有所攻。他们各自的贡献，蔡元培并不能一人包囊；但没有蔡元培，他们就不一定会聚集在北大的旗帜下，他们也会因此难以发挥那么大的能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弄潮儿。是蔡元培为他们提供了北大平台。但蔡元培引进具有新思想的人并不意味着他排斥旧人，用他的话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因此，虽思想守旧，却旧学功底深厚的如黄侃、刘师培、辜鸿铭、黄节、崔适、陈汉章、屠寄等人也受到蔡的重视。文科中更多的是一大批学术建树颇丰的新老学者，如马叙伦、马裕藻、朱希祖、陈大齐、陈介石、陈垣、孟森、杜国庠、马衡、吴梅、章士钊、刘文典、陈寅恪、徐悲鸿、杨昌济、沈兼士、梁漱溟、马寅初、陶孟和、王宠惠；理科也是人才济济：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李书华、温宗禹、王尚济、孙云铸、陈世璋、俞同奎、秦汾、王仁辅……这批人几乎无一不是国内学术界的顶尖人物。
对于延揽人才，蔡元培是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梁漱溟既没有出国留学镀金的经历，也无国内的大学文凭，但其钻研学问、富有创见的精神，使蔡元培感到是个人才。于是年仅24岁的梁漱溟成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教师，而且聘的是讲师职称。当梁漱溟成为一代大师——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时，他总是强调是北京大学培育了他。与他同年的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并旁听包括胡适在内的一些教授们的课。梁漱溟每去杨昌济府上访问时，借住在杨昌济老先生家中的毛泽东常为梁漱溟开门。多年后，毛泽东已成中共领袖，对前来延安访问的梁还提及此事，可惜梁竟无丝毫印象。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使得“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有了实际意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反映了有权者、办学者的一种宽容精神、一种难能可贵的容忍不同学术观点的大气。放大了来看，它更反映了当权者对自己治理的自信。在这个方针下，北大的思想和学术呈现出缤纷万象、百家齐鸣的气象。北大人说，北大有多少个教授，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诚如斯言。在史学方面，既有信古派的黄侃、陈汉章，也有疑古派的胡适、钱玄同；李大钊、陈独秀可以在讲坛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有人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有人宣传儒佛道。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提倡白话文，黄侃、刘师培、林损等则极力主张文言文。黄侃讥讽胡适应把名字叫做“往哪儿去”。而正是胡适、陈独秀当年提倡白话文，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从而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那年头，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辜鸿铭上课时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手持旱烟袋，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 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指导下，各类学术团体也是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例如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年改名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有胡适、马叙伦等组织哲学研究会，梁漱溟组织行知社，徐知摩组织阅书报社；他如教育研究会、成美学会、进德学会、雄辩讲演会等竞相出现。当时办的刊物有校方的，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社会科学季刊》；有教授私人办的，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刊》、《读书杂志》、《语丝周刊》、《现代评论》、《猛进》；也有学生办的，如《新潮》月刊。其中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最有名，影响也大。
那时北大老师开课，任凭学生自由选择，既出现过每逢胡适讲课时需改至大教室或礼堂，还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有一门课仅有一名学生选修的场景。至于课堂教学中不同观点的交锋、指名道姓批评对方观点，也是家常便饭。胡适对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折合今古家法，十分佩服，遂常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做义务宣传。但他对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的争论，在课堂上也是不惜剀切陈辞地大肆抨击。可这并不影响学人之间的相互友谊。此种学术探讨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几十年后王昆仑回忆说：“蔡先生长北大时，主张百家争鸣，所以会有两教师唱对台戏的情况，这不仅充分体现了学术民主，而且能启发学生的思想，培养独立思考、探讨真理的兴趣与能力。我那时在文科学习，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钱玄同；一位是老派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上听钱老师的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钱玄同的课，也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这种情况并非罕见，它生动地反映当时的北大，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兼容并包’、百家争呜、学术民主的气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大终取得了令人骄羡的成绩。例如物理专业，由于一批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教授们殚精竭虑，北大预科的物理水平已与美国哈佛大学一年级水平相当，北大物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水平也处在美国学士与硕士之间。我们不能忘记这时的北大创办才仅仅20多年。正是蔡元培的十六字办学方针成就了北大，使北大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蒋梦麟：北大“功狗”
“学术自由，教授治校，追求真理”：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10年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5年半。凡蔡元培不在校，总是由总务长蒋梦麟代理校务。除了三次代行校长职务外，蒋梦麟长期以总务长的身份，将主要精力用在协助蔡元培进行北大的体制改革，成为蔡元培治理北大的得力助手。蔡元培正式辞去校长后，由蒋梦麟接任校长，主持北大17年。后者是北大任校长最长的。在蔡元培的主导下，蒋梦麟与胡适、陈独秀等人通力合作，共同保证北大在现代大学的轨道上疾驰。在他们的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
蔡元培是中国第一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之一，而且是最杰出的代表。他入主北大，提出自己的办学方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开创了中国大学的传统。由此，蔡元培也被尊称为“北大之父”。将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办学方针贯彻全校并身体力行者，乃是蒋梦麟，其后是胡适、傅斯年。在蒋梦麟的支持运作下，胡适提议实行的选课制终为大家所接受。北大开始正式实行选课制，准许学生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所学课程。胡适说：“大学选课制度是让学生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让他多暗中摸索一点，扩大其研究兴趣。讲新教育要注意兴趣。所谓兴趣，不是进了课堂就算最后兴趣。兴趣也要一点一点生长出来，范围一点一点的扩大。”这无疑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教育理念。选课制既有利于学校因材施教，又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必修课是基础，选修课则意味着知识面的扩大，而且开选修课的往往都是业有专攻的名教授、名学者。同时选修课的主动权更多地是操在学生的手里。以“兴趣”为动力的深入学习就有可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北大在民国时期贯彻的欧美教育新理念，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胡适去世前在一次会议上很得意地说：“自己不懂物理学，却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课程选修制。
在学校组织体制方面，蒋梦麟协助蔡元培进行调整，根据教授治校的原则，于192O年正式创设组织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四大部，分别负责学校立法、行政管理、教学安排和学术，以及图书、后勤管理。4个部门中，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评议会、行政会议则为北大首创。其中，评议会的设置作为北大的首创，终于使教授治校通过这一组织形式得以实现，也是蒋楚麟在北大所从事的改革中最为重要且有成效的一项改革。评议会的委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委员，校长为评议长。举凡学校规章制度，均需经评议会通过。评议会有权制定学校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那时校管理层十分精练，只有一个校长，不设副校长。下设总务长、教务长，然后就是各院院长。
蒋梦麟协助蔡元培主持完成的这一系列改革，其基本精神就是要使北大能够真正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从而实现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全面彻底地贯彻现代教育理念，保证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构，并以无畏精神追求真理。
“谨守蔡校长余绪”，中兴北大：1930年12月，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于1923年6月从欧洲回到国内，第七次提出辞职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北大。代校长蒋梦麟由于受军阀迫害逃离，再加上胡适等名教授的他走，旧人星散。20年代后期，北大在军阀的摧残下，经费枯竭，教师收入下降，学校规章尽废，图书散失。学术团体荡然无存，教学科研质量滑坡，人心不稳。
蒋梦麟到校视事后，随即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北大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北大的职志是“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据此重建文、理、法三学院，实行学院制，各设院长一名；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改原评议会为校务会议，人员组成与职权同原评议会，必要时可延聘专家列席，所以，校务会实际上是教授会；原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仍旧保留，职权不变；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推行的仍是他当年协助蔡元培制定的那一套管理模式，只不过突出了他那美国式的“十六字”管理方针和办事原则而已。
一个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除了管理就看师资队伍的质量了。蒋梦麟一面将流失的教授请回来，一面延揽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充实师资。他对文学院院长胡适以及理学院院长周炳琳、法学院院长刘树杞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蒋梦麟敢担当、敢作为，用人继承了蔡元培不拘一格的好传统，挑选教师只看学术上的贡献。如钱穆没有高学历，国学水平却很高，蒋梦麟毫不犹豫地将其请到北大当教授，犹如当年蔡元培延请梁漱溟。在蒋梦麟的诚挚待人下，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聚集了一大批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专家教授，使北大成为人才荟萃之地。这就保证了北大的整体教学水平。
为了保证教授专心教学科研，蒋梦麟实行教授专任制度，规定聘请教授以专任为原则；在他校兼课的，则薪水少于专任教授。在他校兼课多的只能聘为讲师。规定还大幅度提高专任教授的待遇：专任教授年薪4800~6000圆，研究教授年薪最高可达9000圆。后来傅斯年提出研究教授工资过高，经研究后降为7200圆。这样的工资可以保证教授们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30年代的北平4口之家每月12圆伙食费，全部开支只需30圆，足可维持小康水平。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930年在北平燕京大学任职，月薪320圆，合今人民币l万多元。北大当时请他，答应给他的月薪是450圆。
从蔡元培任校长以来，经费紧缺始终是困扰北大的老大难问题。而此时北大的经费更是捉襟见肘。蒋梦麟经多方活动，终于为北大争取到每年20万圆的固定经费，加上自筹资金20万圆，终算有了办学经费的基本保证。这些钱大部分用来改善教学条件，购置仪器设备，使得理工科的一些院系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实验室和仪器设备。
为了促使教学科研的健全发展，对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形成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蒋梦麟坚持不变。在“大度包容”的方针下，自由主义传统得以延续下来。他对全校同仁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的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北大引以为豪的自由主义正暗合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共产党人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应该说，北大的成就乃得益于自由主义这一传统，研究无禁区，教学无禁区，批评无禁区，更无等级之分。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时，曾想统一教材，结果遭到教授们的坚决抵制，使得他的这纸通令无果而终。
蒋梦麟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风雨如磐的艰苦岁月里，克服重重困难，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把希望之舟平稳渡过惊涛骇浪。他二十年如一日，不改初衷地中兴北大，终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提升，达到了北大历史上的最高峰，为北平国立八校之首。到抗战前，北大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对此，蒋梦麟十分谦逊地说：“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年，主持校政十七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抗战爆发后，1938年北大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为西南联大，不设校长，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杨振声组成常委，共同负责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务；蒋梦麟负责对外。这三人中，梅贻琦年纪小于蒋梦麟与张伯苓，却毅然担负起重任。蒋梦麟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所以他不干涉梅贻琦，竭尽全力支持梅贻琦，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而与西南联大几乎同时组建的西北联大，也是由北平、天津的另外三所高校组成，由于各自争持不下，矛盾重重，难以安心办学。蒋梦麟说：“他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他给胡适写信说：“西北联大彼此闹意见，闹得一塌糊涂。西南联大，彼此客客气气，互让，这是一种美德。”所以，他十分审慎地处理西南联大事务，采取超然大度的“低调”行事方略。北大教授有时不免认为梅贻琦在各院院长的人事安排上偏袒清华，蒋梦麟总是刻意维持大局，使大家相安无事。正是他的“低调”行事，三校犹如一校，使得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那样艰苦动荡不宁的岁月中，坚持下来，为祖国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在联大取得毕业证书的3800名学生中，培养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7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一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家，写下了中华民族教育史上永垂史册的辉煌篇章。这之中蒋梦麟功不可没。
主要参考文献：
1.高叔平：《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
2.《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0页，中华书局，1984年。
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7页，三联出版社，1979年。
4.《光明日报》1980年2月4日王昆仑回忆北大文。
5.《蒋梦麟自传·西潮与新潮》，团结出版社，2004年。
6.刘克选、方明东：《北大与清华》，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
7.海外学者文丛《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谈》，学林出版社，1997年。
8.陈平原：《北大旧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9.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文汇出版社，2005年。
作者：江苏省工运研究所（南京）研究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