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蔡元培的前任及除蔡元培之外执掌北大校印时间最长的校长，胡仁源在任的四年时间里，北大呈现出一派气象：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规章制度日趋完善，教育教学方式持续改进。他在任期间推动的一系列改革，对北大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提起北大，人们常常想到的就是蔡元培。在传诵蔡元培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其他一些同样为北大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家，胡仁源就是其中之一。
胡仁源（1883〜1942），字次珊，号仲毅，浙江吴兴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此后留学英国学习造船，从推尔蒙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京师大学堂教员，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工科学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教育部总长，唐山交通大学校长，浙江大学工学院教授等职。编写了《中等应用力学》《机械工学教科书》，翻译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萧伯纳的《圣女贞德》。作为蔡元培的前任及除蔡元培之外执掌北大校印时间最长的校长，胡仁源在任的四年时间里，北大呈现出一派气象：学生人数大幅增加，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规章制度日趋完善，教育教学方式持续改进。他在任期间推动的一系列改革，对北大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临危受命
1914年前后的中国，正是辛亥革命成功不久，中华大地各种思想、各种力量激烈碰撞的时刻。当时的北京，风云际会，精英云集，各种思潮交汇激荡。反映在教育领域，仅1912～1913年两年间，教育总长就换了六任。北京大学则是四易校长，三起学潮，两次遭停办、裁并之危。当时的北大，封建衙门习气浓重。按照1903年的癸卯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因此，大学堂在当时便成了各种失意官员、举贡生监寻求出身的好地方。仕学馆、进士馆的学生，均带有听差。每到上课时间，各房中便响起一片听差“请大人上课”的声音，然后由听差把笔纸墨砚及茶水、烟具送到讲堂。下课时，听差又来“请大人回寓”，学生大人拍拍屁股便走，听差收拾杂物在后。上起体育课来就更热闹了，操场上时不时传来“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的喊声。1913年秋，教育部为减省经费，几次要停办北京大学，欲将之并入天津北洋大学，遭到时任大学校长何燏时及全体师生的反对，何为此呈文：“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由此可见北大当时内部之混乱。
正是在这样外部社会环境恶劣、内部师生思想习气顽固落后的情况下，1914年，胡仁源接替何燏时走马上任，出任北大校长。
改革理念
胡仁源对北大的变革，是在一定理论基础上，融合自身信念所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创办文艺杂志《新生》时，他的同乡、同期留学日本的胡仁源当面质问道：“你弄文学做甚，这有什么用处？”鲁迅轻描淡写地说：“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这便是好处。”耐人寻味的是，在发表文学无用论之后7年，即1914年，学工出身、崇尚实业救国的胡仁源却当上了北大校长，再过12年，又登上了教育界的权力最高峰——教育总长的宝座，实实在在做起了文化有用的事情，用实际行动推翻了自己当初的质问。这反映了胡仁源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凸显了他的爱国情怀，及凡事以国家为己任的高尚情操。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策动军阀官僚和御用文人们拼凑各种各样的请愿团体，上书国会要求改变国体，拥戴他当皇帝。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和教授也成为他竭力拉拢和收买的对象。他先封胡仁源为“中大夫”，又授给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儿子袁克定“就使人说仁源率大学诸教授劝进”，但遭到胡仁源和北大教授们的严词拒绝。“仁源本诸教授之意持不可，谢使者。大学遂独未从贼。”面对权势不为所动，坚守道义，体现了胡仁源的风格气节。
就是在这种以国家民族为己任、坚守道义不佞权贵的气节下，胡仁源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改革举措
胡仁源担任北大校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规划，拟订整理大学计划书，对本科及预科分制做了调整充实，主要改革措施如下：
扩大学校招生，增聘教员 1913年，北大在校人数仅有781人，如此稀少的数量无法满足人们的受教育需求。1914年胡仁源上任后，扩大招生，学生人数增至942人，1915年达到1333人，到1916年其卸任时，全校学生已达1503人。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大学之大，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对一所大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胡仁源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陆续招聘和引进了一批国外留学归来、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来校任教，提高了北大教师队伍的素质和学术水平。尤其在1913〜1915年，陆续聘任了一批从日本留学回来、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马裕藻、朱希祖、黄侃、沈兼士、钱玄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他们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著称。这种学风以后逐渐成为北大文史科教学与科研的主流。
改进教育教学方法 编写教材和教授要目， 注重实地教授和校外学习。通过改进教育、教学、考试方法，结束了以前教育教学活动中混乱无序的状态。同时，每年假期，工科学生“由教员带赴各处工厂、矿山、铁道，分门实习，以资历法”。法科学生每月一两次，“由教员带领赴各厅观审，以资验习”。文法各科还要进行专题研究和讨论，毕业生需完成毕业论文。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成立了教材编委会，由学有专长的教员充当编辑。中国古代的教学向来主张口口相授，耳耳相传，对于教材课本向来不重视，胡仁源组织编写教材及教授要目，有助于纠正这种风气。学校图书馆所藏中西书籍不下十万册。因管理不善，颇多散失。在胡仁源主持北大之后，重新“大加整理，将所有书籍详细清查，重新编订目录”。使大学图书馆管理常规化、制度化，解决了以前图书管理的混乱。图书馆对大学生来说可算得上第二课堂，在图书馆，学生可自由摄取各种知识，不断深化已有知识。一个大学的图书馆是除教师资源外学校的另一大宝库。胡仁源对图书馆的变革，有利于图书馆的正常运营，师生因此可以方便快捷地阅读书籍，进行自学。
另外他还为北大添购了教学设备。近现代科学是以实验推理发展起来的科学，实验设备对科研的助力自不待言。在胡仁源之前，囿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学校或无心或无力添置设备。胡仁源主持北大时，添置教学设备，保障了教师教学科研及学生学习之用。
培养专门学者 胡仁源在大学计划书中说：“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焉，不可谓非国家之耻矣。”胡仁源充分认识到了彼时教育的一大缺失，即过分注重有用性、实效性，而缺乏理论性的研究。他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之一途，为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梯，故鲜能久于其任”；二是教师“每年所担任科目本已极多，而且逐年更换”；三是“学问之士居本国而久，往往情形隔阂，学问日退”。针对以上三种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一是“延聘教员，务宜慎选相当人才，任用以后，不可轻易更换。国家对于教员尤宜格外待遇，以养成社会尊尚学术之风”。二是“各科功课由教员按照所分别担任，至多不过三四科目。认定以后，每年相同，非有必要情形，不复更易”。三是“于各科教员中每年轮流派遣数人，分赴欧美各国，对于所担任科目为专门之研究。多则年余，少则数月，在外时仍支原薪”，这样才能使“校内人士得于世界最新知识常相接触，不致有望尘莫及之虞”。胡仁源期望通过以上措施，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进而影响学校整体氛围，变革整个大学。
教师是一所大学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高低关系着教学成果的丰硕与否和学术氛围的浓厚与否。胡仁源通过以上措施的改革，期望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进而影响学校整体氛围，变革整个大学。
调整教学科目与分类，改革学校评议决策机构 1914年3月，农科被改为农业专门学校，脱离北大而独立。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民以食为天，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更是如此。农科脱离北大而独立有利于农科的发展，学有专攻，致力于农业的发展及现代化。同时，文科增设中国哲学和英国文学二门。
1915年11月，胡仁源根据蔡元培主持定制的《大学令》，设北大首届评议会，聘请陈介石、辜鸿铭、冯祖荀、俞同奎、陶孟和等为评议员，议决校政“大事”。设立评议机构参与对学校的管理，有利于学校的正常运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学校的健康发展。胡仁源的此制度与后来蔡元培改革时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胡仁源是将此制度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改革的深远影响
胡仁源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变革与创新，基本建立起北大的日常运行体系，将北大的发展引入正轨，为之后蔡元培改革北大奠定了基础。1916年6月，经与比利时仪器公司商洽，胡仁源、徐崇钦代表北大，与比方签订合同，借款20万银洋，在原有操场兴建有300多间居室的楼房一幢。这幢楼房，就是后来的北大第一院，亦即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红楼”。而胡仁源也就像红楼一样，在北大发展史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胡仁源对北大的影响还体现在与蔡元培改革措施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蔡元培在1918年明确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场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场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再如蔡元培改革中的核心思想“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之教员”“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改革教育教学体制”等，均与胡仁源的思想有一脉相承之感。至于胡仁源设立的教师评议制度，更是蔡元培“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先行者与实践者。
“高下楼台浪碧波，艰难岁月去如梭。门墙桃李盈天下，谁为斯人唱挽歌。”外甥王福穰的一首诗，诠释了胡仁源的一生。斯人已逝，而其功业将永为世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