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产业省的干部曾跟我说：“二阶部长的时代，日本经常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两国官僚多次跑来跑去，可是不能解决。最后我们周末去二阶部长在箱根的别墅，商量解决方法。二阶部长给那位中国高层领导写了封亲笔信。我们把信传真过去后，事情就解决了。”
日本资深政治家二阶俊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做了一件违背国际惯例的事。
5月23日晚，这位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在事先没有通报的情况下，将本该私下转交的首相安倍晋三亲笔信，当着3000名日本各界访华人士的面，双手递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过去25年的公开新闻报道里，中国领导人收到的亲笔信，来自日本的最多。究其缘由，在于日本自古有“亲书外交”的传统，写信本身就是一种礼仪，即使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写信仍被当做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
1988年，日本首相竹下登给李鹏发来亲笔信，祝贺其当选中国总理，并邀请李鹏访问日本。整个上世纪90年代，日本领导人更迭频繁，而宫泽喜一、细川护熙、小渊惠三、森喜朗等上台担任首相后，都曾委托访华政要转交亲笔信给中国领导人。
一封封首相亲笔信背后，是中日外交关系的起伏。
而二阶俊博送信这一刻，因为中日近年在领土、领海以及历史问题上多有纠纷，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说法，“中日双方政府间关系，处在冰点。”
二阶俊博的“心机”
连续当选了11届众议员的二阶俊博今年已经76岁，其所在二阶派共有36人——众议院29人，参议院7人——是自民党内第五大派阀。
在日本的政界，二阶俊博总务会长（自民党核心领导层之一，掌管党内事务运营）被称做“保守左派”，“保守”指他身处执政党自民党，而“左派”则是因为他是著名的“亲华派”。
曾经在小泉纯一郎、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三届内阁任经济产业部长（商务部长）的二阶俊博与中国渊源甚深，而且与某位中国高层领导的私交也是相当不错。经济产业省的干部曾跟我说：“二阶部长的时代，日本经常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两国官僚多次跑来跑去，可是不能解决。最后我们周末去二阶部长在箱根的别墅，商量解决方法。二阶部长给那位中国高层领导写了封亲笔信。我们把信传真过去后，事情就解决了。”
2012年春天，当时我还在北京工作，也曾见证了二阶部长亲笔信的威力。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在上海留学念书的日本年轻人。我问他因为什么专程从上海跑到北京，他说为了拜见二阶部长那位好朋友，“我认识的人认识二阶部长，二阶部长帮我写了封介绍信。”一封信就能让学生见中国高层领导？我不能相信。但是第二天打电话给他，他兴奋地给我说：“刚刚见了15分钟。”
兼任日本全国旅游行业协会会长的二阶俊博，已经是第五次组织率领大型观光文化交流团访华，而他此次中国行，也是跟经济有关。今年，日本有一个流行语几乎无人不晓——“爆买”。新年、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等长假期间，大批中国游客涌入日本，日本的百货商场和酒店等，赚得盆满钵满。因此，二阶团中，拥有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御手洗富士夫等多名工商业巨头，并不奇怪。
然而，为什么会见当晚，二阶总务会长会做出如此失礼的举动？后来，他谈及此事说：“我之所以违反国际惯例，在那种场合下转交亲笔信，主要是为了让在场的3000人做个见证，无论是安倍首相，还是习近平主席，都希望改善日中关系。并且，支撑日中关系健康发展的，是来自民众之间的深厚友谊，这份情意是不会受政治左右的。我希望与中国一同构筑一个新的时代，将和平友好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人，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使命。”
没有人指责这位老政治家的“心机”，习近平主席也微笑着接受了他转交的亲笔信。
亲笔信开启中日邦交正常化
日本自古有“亲书外交”的传统，而日本与中国高层之间“亲笔信外交”，甚至还早于1972年9月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
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当时的日本，以美国在亚洲的第一同盟国自居，奉行反华政策，在联合国鼓吹“两个中国”，与中国的对立十分激烈。但是在1971年7月15日，在没有事前知会日本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称：“我想尽早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建立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日本称其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尼克松的表态，当时全世界最为震惊的，要数日本政府。佐藤荣作政权在外交上进退失据，陷入了巨大的震动和混乱之中。当时自民党“佐藤派”有三员大将，田中角荣、福田赳夫和保利茂。田中与福田有意参选下一届首相，所以处理中日关系这棘手的事物，落到了佐藤政权二号人物保利茂干事长头上。
保利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阁下”，并委托访中的左派人士、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转交给周恩来总理。亲笔信所署日期是美浓部知事访中的1971年10月25日。
“此次委托美浓部知事转交信函，意在为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恳切希望双方能坦诚交换意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美浓部知事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时，转交了保利干事长的亲笔信。周恩来总理读罢后，向美浓部知事表示：“这封亲笔信该不是伪造的吧，我无法采信。”
长期的外交对立，使得“保利亲笔信”当时在中国，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在日本却掀起了轩然大波。保利干事长曾任1962年日本自民党访台代表团团长，在党内势力亦不容小觑，日本朝野谁也没想到，一夜之间，这亲台派第一人变成了亲中派。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成功访问中国;同年6月，佐藤辞去首相一职。“保利亲笔信”的影响其后得以显现，9月，接替出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访问中国，闪电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被拒收的亲笔信
小泉纯一郎首相是给中国领导人写亲笔信最多的，分别给江泽民、胡锦涛和温家宝写过6封亲笔信。
但也是在这位执政初期被视为亲中派的首相任期内，中日关系出现危机。2002年4月21日，小泉结束访中日程、返回日本之后，突然参拜了靖国神社。
中方对小泉首相的举动大为震怒，通告日方：“取消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所有纪念活动。”受到震动的小泉首相，委托前官房长官、自民党前干事长野中广务“传话”，加以缓和。
时年77岁的京都人野中广务是“保守左派”的代表人物，一直反对修改和平宪法，1998年，他还以内阁官房长官身份访问了南京大屠杀博物馆;2000年5月30日，在中南海被江泽民主席接见时，他还作为信使转交了森喜朗首相的亲笔信。
当年4月25日，恰逢连接日本九州大分县与中国上海市的直航航班开通，一位与野中关系甚密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随机抵日。
在大分县，野中热情款待了这位中共高层。席间，一边吃着当地负有盛名的丰后牛肉，野中转达了小泉首相的口信：“无论日中两国之间政治形势如何动荡，希望都不要影响两国的经济关系。”
“政冷经热”局面和这一描述当时中日关系的特殊表述由此而来。
但是此次传话10年之后，因为民主党野田佳彦政权，中日关系更趋恶化。2012年7月7日，中国“七七事变”纪念日，野田佳彦首相在国会宣布“实现钓鱼岛国有化”，遭到了中方强烈反对。
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却成了中日两国关系最为恶劣的一年。因此，野田首相急忙向胡锦涛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称“今年是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日中双方应当以大局为重，共同克服困难，继续深化两国睦邻友好关系……”
这次负责传递“首相亲笔信”的，并非往来中日之间的友好人士，也不是传统日本政治家，而是外务副大臣山口壮——这位1989年到1991年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过的中国通，出身日本外务省官僚系 统。
2012年8月28日晚，山口壮携“野田亲笔信”抵达北京，入住长富宫饭店——该饭店是1989年由日本的新大谷酒店出资兴建而成，被视为中日友好的象征。
然而，山口壮和野田政府没想到的是，中方拒绝接受这封亲笔信。在长富宫饭店完全处于“闭关”状态的山口壮，始终无法完成任务，只得回国。
比写给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的亲笔信被韩国人以挂号的方式退回好些的是，8月31日，国务委员戴秉国最终同意接受了“野田亲笔信”。但紧接着，9月11日，野田首相强行推行“钓鱼岛国有化”措施，原定于该月末举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也因此告吹。
“绝不参拜靖国神社这句话，千万不要承诺”
安倍晋三上台后，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两项前提条件：第一，包括日本首相在内的主要内阁成员不参拜靖国神社;第二，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主权争议。然而，安倍晋三拒不接受，并于2013年12月26日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也使得中日关系依然处于低位。
2014年7月，安倍会见了著名的亲中派政治家——前首相福田康夫，拜托他传话：“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我想与习近平主席举行日中首脑会谈。”7月28日，福田前首相访华，并秘密拜会习近平主席，传达了安倍首相的意愿。
中方保持严正立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两项前提条件日方是否妥协。而安倍不愿表态，使得他与习近平主席的首次日中首脑会谈始终悬而不决。
日本经济界人士借助经济产业省出身的首相首席秘书官今井尚哉，向安倍施压;然而，以斋木昭隆外务次官为首的外交强硬派，均不肯放松强硬的姿态。
夹在稳健派和强硬派之间，安倍最终倒向了稳健派一边。因为他即将于次月参加总选举，而执政党自民党要想在总选举中获胜，必须得到经济界的支持。
因此，安倍派遣自己的外交智囊、外务省前事务次官、国家安全保障局首任局长谷内正太郎作为特使赶赴北京。在北京APEC首脑会议召开的前三天，即11月7日，谷内与国务委员、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反复交涉直至深夜。
当时，安倍首相向谷内局长交待的口信是：“只有绝不参拜靖国神社这句话，千万不要承诺。”反之，日本在钓鱼岛领土之争问题上做出了让步。
最终，谷内局长与杨洁篪国务委员达成一致，形成“四点原则共识”——当中未出现“靖国神社”字眼，取而代之的是日本一直以来否认的“钓鱼岛主权争议”。北京APEC首脑会议上，习近平与安倍之间也有了25分钟的会见。
“亲笔信”和“传话”再一次于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