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文分析论证蓉子《上海七年》话语言说的立场，是出于其“中国情结”；她的媒体 散文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注、对祖国泛文化的书写以及对当下人性的思考等方面的温情表达 ，视野开阔、趣味高洁，完全区别当前中国的“新媒体散文”。取材的自由、“四不象”的 文体、直摅心性和活用文学手法,这些构成了“蓉子体”散文的主要审美特征。
关键词：上海七年；媒体散文；中国情结；蓉子体
中图分类号：I1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9）1－0030－04
不久前苏州举行的江苏省台港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会年会和“华文文学的新现象与新思考”的 学术讨论会上，我认识了新加坡女作家蓉子；且有幸得到她题签的新书《上海七年》。读后 难忘，我深深地为她在中国的冷静书写而感动。
蓉子长期生活在新加坡，新千年之后定居于上海。她在商场打拼之余，仍然不忘情她的文学 ，这令我感佩。其实，她在新加坡文坛上颇负盛名，担任过新加坡作协副会长，出版过小说 《初见彩虹》、《又是雨季》、《蜜月》、《伴侣》，散文集《星期六的世界》、《蓉子随 笔》、《白啤酒》、《中国情》、《百万之爱》、《芳草情》等等，又是新加坡最长人气的 信箱主持人。一般人在功成名就之后，也就引退谢笔了。可蓉子不，她依然在商场打拼，依 然在笔耕不辍，依然同时驾驭事业与文学的两翼，奔波其美丽的人生之路。
《上海七年》里的作品，实际上是媒体散文。蓉子长期担任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联合 晚报》、《新明日报》等报纸的专栏作家，这个集子的散文可想就是专栏作品的结集。我读 她的这些作品，对照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的低俗化，有如沐浴着一阵清风。世纪之交，赵玫 的《武则天女皇》过度渲染了武则天的情欲描写；阎连科的《坚硬如水》，把男女主人公高 爱军和夏红梅写成情欲狂与权力狂，放开了写“性”。于是，在小说创作方面愈来愈多地出 现了低俗“欲望化”叙事，愈来愈有媚俗化的倾向。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各种“早报”、
“晚报”、“时报”、《周报》的副刊，网络上的QQ空间、博客以及网站的文学板块等等 ，则出现了大量的“新媒体散文”。2001年5卷本的《新媒体散文》（王义军主编）出版， 接着有年选本《2001最佳新媒体散文》、《2002最佳新媒体散文》问世，此后又出版了谢有 顺、王小山主编的4卷本的《新媒体女性》。“新媒体散文”标示“短”、“快”、“软” （指个性化写作）、“俏”（指机智幽默）、“雅”（指优雅风度）的叙事风格。其实，这 类散文书写的无非是家长里短、追逐时尚、男女私秘等等，绝大多数是软性的、思想苍白的 浅唱低吟，也是媚俗。然而，蓉子的媒体散文，与我国的“新媒体散文”有着迥然的区别。 我们之所以把她的散文与中国新媒体散文相提并论，第一她定居中国，写的也是进入新世纪 后的中国；第二，她的散文不是软性的浅唱低吟，我们的“新媒体散文”应该从她的散文里 得到应有的启示与借鉴。
许达然在美国，不写美国只写台湾；郭枫在台湾，除写台岛，就是写他的“老家的树”、“ 我的北方”；余光中跟他的读者说过，他在台湾写李广、王昭君、屈原、李白、荆轲刺秦、 夸父逐日，是他“中国情结”的表现。我读蓉子的《上海七年》，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中国 心”的搏动。我不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上海七年》最值得关注的是蓉子颇具吊诡意味 的双重身份和在双重视域下对在中国生活的华人的书写方式”[1]。我以为，蓉子 就是海外 游子归来的蓉子，就是游子中一个很另类的游子；她话语书写的立场，就是迷恋热恋故土故 国的、一重身份的魂兮归来的蓉子。她在《心中的潮州》这样描写她乡恋的心境：
我从潮州来，又到潮州去。
潮州，是我的祖居；那里有我的童年，我的泪影和笑语。
别了潮州，思念更殷切。26载长回忆，潮州更雅丽！母亲的慈爱，我没忘记；祖母的叮咛, 长留心底睡梦里常回去。
……
我只能记下这点点滴滴，让海外潮州人在改革开放的潮州新貌里重温心中的老故事，让不认 识潮州的潮州人，寻找传统的潮州情。[2]
我们只要读《我家有一钵老卤》，看书中间的插图《根在潮州》——她与孙子在盘根错节的 老树前的照片，再揣摩上述的一段引文，就能读懂读透蓉子生命与思想的根，是潮州，是“ 潮州”的中国。她强烈的本土性使其然：关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比一般中国人还要热心 、还更执着。《最深情的讲演》记朱基总理在位时的一次讲演，不仅对一位中国领导人表 示感佩，而且心系中国的振兴与富强。她这样写道：“贤相治国，群英同护，这必是盛世之 后另一个盛世的到来！”而且她俨然以中国人的身份感同身受，充满了无限欢欣与幸福：“ 生而有幸，能赶上这时代，梦里也含笑！”她看到上海徐汇区红红火火的建筑工地，兴奋地 展望：“仿佛是个伸腿舒腰的巨人，他就要站立起来，这就是中国！”在天安门前和儿孙放 风筝，她借风筝断线说事，预想祖国在曲折中发展的前景：“续上，依然腾空飞起，更高更 远，更美丽！”（《中国，这么漂亮吗？》）当新加坡读者质疑她书写的中国现状的时候， 她坚定地回答：“当前的世界趋势就是认识中国……中国还会更好！” （《中国还会更好 》）。凡此种种，都表明蓉子在身份与立场上她似乎没把自己当成新加坡人；她的满腔热情 表明，改革开放的中国，才是她期待与理想中的祖国。
蓉子的“中国情结”更多的是表现在对中国泛文化的书写方面。这是蓉子向新加坡和外国读 者介绍中国的写作宗旨。打开这本散文集，内容大多集中在介绍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旅游 文化、美食文化、风俗文化等等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工作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热爱，故此蓉子几乎跑遍了中国各地的名城以及著名的人文景点，所到之处，差不多 都会留下她报告其行踪的作品。在当今世界进入全球信息化、市场化、商品化、物质化以及 大众审美世俗化的今天，愈来愈多的作家为物质欲望而写作，多数人的作品给读者以冰冷酸 涩的感觉。我感觉蓉子在抒写中国文化的时候，却是排除了物质功利的目的，带着孩子投向 母亲怀抱那种温暖的天真，在拥抱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自己就被传统文化所感动、所炙热， 于是就把她的温情诉诸笔端；于是，蓉子给与我们读者的，就是她那种特温情的文学表达。 她到了象征中国历史文化的长城，回想起秦始皇当年为抵抗匈奴入侵而征集男丁修长城的情 景，不忘离别父母妻儿、缔造长城的先祖，“我心唏嘘，向筑城魂儿祷一礼”（《踏雪长城 看秦砖》）。在“层林尽染，漫天碧透”的九寨沟，见当地政府对原始自然环保的成功，不 禁慨叹：“不敢相信，中国也这么干净。”（《九寨秋色》）参观新建的南京博物院，看到 “巧夺天工”的上古玉器、漆雕、青瓷、墓葬的结构与东汉银缕玉衣等文物，惊叹“中华之 伟大”（《南京博物院的大餐》）。她见到扬州迎宾馆的“红楼早点宴”，亲口品尝那些“ 贾府冷碟”、“宁府羹汤”、“怡红细点”，再登上仿古龙舟，就感觉到“恍似唐朝盛世情 ”（《扬州，真宝地！》）。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褒奖，自然是蓉子的温情脉脉的真话真 情。但是，在《京城特景》、《物贵，情淡》、《谁坍上海人的台》、《给上海挑刺儿》、 《当老人变成“孙悟空”后》、《生活点滴》等等作品中，她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 问题，尤其是对上海人的自私、狭隘的“国民性”，则毫不客气地予以揭露与批评。说真话 、敢揭短，不失作家的良知与道义，做到善意的美刺结合，想使中国社会生活更文明、更进 步，这更是真情真话。这对海外归来的蓉子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蓉子以她的“中国情结”进行温情的文学表达，还表现在她对时下中国人人性思考与书写的 方面。《上海七年》有不少写新加坡的题材，但更多的篇章是写中国的内容。于是，新加坡 与中国在这本书中自然形成了人文精神的比较对照。新加坡是南洋的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都市 ，那里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嬗变、传统和现代理念的撞击和整合，这在蓉子的创作机制里 自 然形成了对中国人人性思考的审美价值参照。在她看来，整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在发展在进 步在繁荣，但人的人文精神在萎缩在倒退，尤其传统的人性在萎顿。她说：“地方漂亮了， 社会进步了，人性复杂了，人情也茫然了。”[3]而对照新加坡以及欧美西方国家 的情形， 中国则可堪安慰。她在中国的社交中，还时时为那种善良温馨的人性所感染所激动，于是就 在她的笔下大书特书。《东北朋友》记述作者初次认识的、做人参生意的张家秋，还欠款两 万元；她“连我姓什么住哪里都不知道”，就让“我”把货先取走，欠款“改天再算”。再 去东北作客，她夫妻两人驱车六小时前来迎接，“不让我们付酒店住宿费”。作为商人，这 对夫妻没有狡诈、虚伪和欺骗，而是诚信、豪爽与大度，作者被其人性的善良所深深感动。 《汕头金海湾》叙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最是难忘，前年炎夏，我病倒在汕头，高烧不退， 几近虚脱，多蒙大堂总经理副理关心，天天送水果送茶水，餐饮部小赖更是特别照顾，早晚 定时熬来中药送至客房。因我食欲全无，又为我送来白粥小菜，我要签单。小赖说：你病了 ，我们连这碗粥都要收钱，还是人吗？”如此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蓉子真的有宾至如归的 温暖感受，说：“金海湾，是我在汕头的家。”诸如此类的叙写，在她的书里时有所见；在 那些描写个人家庭生活的作品里，则更多地书写着作为母亲、作为祖母的爱心、道德和人生 体验。她有一颗细腻的人性化之心，又软又热地在文字背后搏动。在经济飞速发展与人文精 神萎顿形成悖论的今天，我觉得蓉子是一位道德理想主义者，而且在后现代时期的整个地球 村，尤其需要像蓉子这样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在其人性化描写中间，展示的是温馨、温热与 温润；她告诉她的读者，用人性之“爱”救赎自己与整个世界，是作家艺术家的良知，是不 会徒劳，也永远不会徒劳的。
经过上述粗略分析，可见蓉子散文的思想是饱满的，有力度的。文如其人，其散文像她本人 一样的大度与潇洒。比之我们的“新媒体散文”，她的作品视野要开阔得多，题材内容要大 气得多，审美趣味要高洁得多。
作为报纸媒体专栏的散文，蓉子的文风与文本又是很有特点的。陆士清教授评论蓉子说：她 是《联合早报》等几家报纸的专栏作家，“她在《新明日报》上主持的《秋芙信箱》，历二 十多年而不衰……信箱的一部分文章，收入她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别碰，那是别人的丈夫 》和新加坡出版的《情未了》。今天，蓉子可以说是新加坡的一个‘品牌’。”[4］ 她像中 国上世纪50年代写“思想随笔”的“马铁丁”（陈笑雨、张铁夫、郭小川三人合作之笔名） ， 60年代写“燕山夜话”的邓拓、写“世象杂谈”的林放等专栏作家那样，逐渐成为中国读者 熟知的公众人物。专栏的文章受版面所限，在千字的篇幅里做文章，是很受约制与束缚的， 可在蓉子却游刃有余，表现出一种信手拈来、无拘无束的自由。这是写散文的硬功夫，就像 练中国拳术一样，倘若不是经过20多年的打磨，舍此是断断不能掌握得如此自由的。唯其如 此，蓉子就经过了一个熟能生巧到熟能化巧、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程。
蓉子散文自成一体。具体说来，蓉子媒体散文的特点，就是她的“个人”性。对“蓉子体” 的文体审美特征，笔者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首先，一事一议，有感而发，取材是很自由的。从蓉子散文的内容看，涉及到政治生活、经 济体制、文化教育、人际关系、生活态度等等方面。但写作的时候不可能刻意追求什么系统 性、有序性和连贯性。在她的事业与文学的活动中，包括她旅游、读书、看戏、购物等等， 题材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她只要有了感兴、感悟、感动，就沉思默想，码字成文。既然是 为媒体的专栏写作，她就在应急应需的积习中，自然采取了一事一议的立论与自由发挥的铺 陈两者结合之方法，因此她获得了把握个人写作的高度自由。
其次，不拿架子，不拘格套，文体是“四不象”的自由。蓉子驾驭文体的时候，不顾及约定 俗成的形式感，也不顾及散文文体的陈陈相因的章法，自由自在地写来写去。故而她的文体 很杂，像随笔？像速写？像通讯？像小品？像微型报告？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有点像，如果 一定要强加名目，就是“杂文”。我则称其为“蓉子体”的杂文。纵观她的文本，五花八门 ，形形式式：可以事缘起，可以人开笔，可以景生情，可以物起兴；可以叙述为主，可以议 论贯穿，可以叙议结合，可以情景交融……一篇文章是一个样子，各异其面，她不重复自己 。上百篇、数百篇地写，却能做到不重复自己，这就是蓉子的聪明与智慧。
第三，我写我心，文笔跳荡，自由地、又是文学地直摅心性。蓉子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落笔， 以“自我”的所感所思为中心，极其自由地结构篇章，都是归趋于直摅蓉子“这一个”的心 性。读者读她的散文，感到亲切而又有亲近感，就像和她促膝谈心、林中漫步，似乎可以感 觉到她的呼吸与脉动。蓉子的散文是她的自叙传，更是个人抒情的诗。她在表现自我的时候 ，常用文学的手法增强其温暖表达的效果。有时用联想将两个或三个时空不同的片段浑然起 来写。如《35年前的裕廊》 ，将35年前与后的事情进行拼接。有时几笔叙述之后，来个放 大了的“特写”，如《上海来的老太太》在叙述去剧场看戏之后，不是写看戏如何，而是写 此前自己和导演陈薪伊在东湖畔的“她依依，我亦依依”。有时以幽默来讽刺，如《京城特 景物》，写女人盲目地跟在男人后面寻找厕所，看男人停步、背对小路、双手前拢，才猛然 醒悟转身；以引起的尴尬情景,来讽刺十三陵茅厕的上“锁”……这些文学手法的运用，使 蓉子的散文总是充满了艺术感染力。正如陈贤茂教授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所说： 蓉子的散文是“一种非常富有文学色彩的优美散文”， 是“她的一种独特的创造”[ 5]。
总而言之，蓉子的散文有着个人风格印记，而且这些印记又是十分鲜明的。当然，这些急就 章也留下了急就的痕迹。我想，如果蓉子写作时再多一点打磨推敲的功夫，相信她一定会给 我们读者奉献出更多的佳品与精品。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她，但愿我们的期待不会徒然。
注释：［1］周海玲：《旅居生活的情真书写——评蓉子新著<上海七年>》，《华文文学》2007年 第5期。
［2］蓉子：《上海七年》，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蓉子：《35年前的裕廊》，《上海七年》，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4］陆士清：《蓉子专栏的魅力》（代序），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5］参见陆士清：《蓉子专栏的魅力》（代序），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作者吴周文，男，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