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二元对立思维的支配下，学者倾向认为，在文化上，包括哲学、修辞学等相关领域，中西二者之间有重大本质上的区别，西方享有对中方的优先地位。运用西方修辞话语机制，分析轴心时期儒家政治话语，发现中西轴心时期的政治话语享有共同的运行机制，而我们观察到的差别仅仅是表象而已。中西政治话语的相同机制的发现，对我们公允地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特别是破除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二元对立；文化比较；政治话语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5-0017-09
一前言
在二元对立思维的支配下，学者倾向认为，在文化上，包括哲学、修辞学等相关领域，中西二者之间有重大本质上的区别，西方享有对中方的优先地位。受篇幅限制，本文不拟面面俱到，仅尝试在政治话语领域证明中西文化似异实同的机理。本文运用西方修辞话语机制，分析轴心时期儒家政治话语，发现中西轴心时期的政治话语机制基本相同，而我们观察到的差别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已。
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是较早倡导开展“比较修辞”研究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他已为比较修辞确定研究方向，即关注“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公共言语及言语意识呈现出的差别，[比较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发生的]言语、言语事件及言语行为的种类以及[不同语言社群认为是]可接受和值得赞许的言语所具的不同形式特征”。特征或特点总是通过比较而彰显，没有比较就没有特点。换言之，当我们说中国修辞学具有高度自我韬晦（self-effacement或者sprezzatura）特色的时候，那一定是通过与西方修辞学特点相比而言。就是说，西方修辞学有自我韬晦的特点，而中国的修辞学在韬晦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比较时，如果对参
收稿日期：2015-08-20
[HTH]基金项目：[HTF][ZK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4BKS03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介事件镜像中的国家形象建构策略研究”（11CXW011）
作者简介：张进军（1977-），男，河南新蔡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及政治话语分析研究；林怀艺（1974-），男，福建晋江人，政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及公共组织与管理。王琰（1973-），男，河南温县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广播电视传播学。
照物了解不深入，对其特点不甚明了，或对其特点把握不准确，则谈不上总结、发现出自我的真正特点。有一点必须强调，中西的修辞概念是不同的，甚至西方的修辞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有差别的。如果以“人之所短”关照“己之所长”，或者是采用不统一的标准互相比较，很容易得出修辞的西方特色或中国特色的结论。本文采取修辞的“说服”视角及“说服”赖以实现的自我韬晦机制来观察先秦时期中西修辞在实践中的异同。首先，认识一下西方修辞自我韬晦的特点。
二西方修辞“自我韬晦”的概念演变、形态及其实质
1西方修辞“自我韬晦”的概念演变
西方修辞“自我韬晦”的概念演变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在谈及修辞风格的时候，告诫修辞者应该 “精心构筑文本而不使人注意[体现在文本里的机心]”，“听起来自然而然却毫不造作。”亚里士多德举了他同时代两个成功的修辞者，西奥多勒斯（Theodoru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因为他们的演讲中所构筑的修辞人格，与“听众心目中产生的人格并无二致”。这是因为他们在构筑文本时“选词自然”，于是得以“瞒天过海”。亚里士多德解释了“修辞只有在不被看成是修辞时才能真正发挥效力”的原因：“人们痛恨被玩弄”[2]。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在《论言说者的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一书中，教导学生避免在演说中做“任何使人感到巧妙设计”的事，并使演说中体现的言行“好像是所涉修辞事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不是源于演说者的艺术”[3]。公元2世纪古罗马的朗吉努斯（Longinus）在讨论辞格时，与以上两位学者所见略同。他认为只有辞格在不被觉察到的时候才能实现演说效果的最大化[4]。
“自我隐蔽”这一西方古典修辞原则，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书中实现概念化。他同时丰富并扩展了这一原则的内涵与外延，他认为一切成功艺术的前提必然是对艺术所蕴含的机巧、盘算、匠心等不露痕迹地掩盖起来，使其看上去自然而然、天然无雕饰。卡斯蒂利奥内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对艺术性的成功掩盖（sprezzatura， self-effacement）[5]204。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则从“权力”的角度深入探讨了“自我隐蔽”的生效机制。权力机制的自我隐蔽，使其所支配的群体产生行使自由意志而非受支配的错觉，从而使权力的行使可以被接受或容忍而畅通无阻[6]。福柯对权力机制（mechanism of power）的论述与分析使我们对修辞的理解推向新的高度。修辞作为权力运作形态之一，即话语或语言权力（power of word or speech），其自我韬晦使受众忘记了或认识不到修辞者通过语言向其施加影响的企图，从而乐于接受修辞者的观点而受其支配[5]228-232。
2.西方修辞“自我韬晦”的历史形态及其实质
西方修辞自我韬晦的三种主要形态：自我隐蔽、反修辞、化整为零。
第一种形态，已于二（1）小节中详述。兹不赘。
修辞自我韬晦的第二种形态，反修辞（anti-rhetoric）。反修辞在西方修辞史演变进程中屡见不鲜。其经典表现形式是，修辞者将对手的言辞贬视、斥责为奇巧淫技，不足为训，号召受众勿为其花言巧语所动；同时将自己描述为客观、公正的形象，宣称己方观点与对手不共戴天，不可同日而语。反修辞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其实质为假修辞之名行修辞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