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鼻烟壶创制时间，学界众说纷纭，而在经过康熙至乾隆时期的初期发展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广州、苏州、扬州、蒙古等多个生产加工中心。由于经济、文化的差异，这些地区生产的鼻烟壶风格迥然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因此本文主要从鼻烟壶的创制、早期发展及其地域特色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鼻烟壶 创制时间 早期发展 地域特色
鼻烟壶是盛装鼻烟的容器，小巧玲珑，造型精美，形制多为阔膛小口，配以半球形壶盖，盖下装有象牙或木质小铲，它工艺精湛，选材多样，集书画、雕刻、镶嵌等多种工艺于一身，方寸之间，包容万千。它的创制产生与初期发展受烟草传播路线、皇帝的旨意和地域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数个生产加工地区，这些地区生产的鼻烟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
一、鼻烟壶的创制
烟草最早由美洲大陆向世界传播开来，明代传入我国，《烟谱》记载：“烟草处处有之，其初来自吕宋国，名淡芭菰，明季入中土。”烟草传入我国有两条路线，其一是东南传播路线，即菲律宾一福建一江浙地区。《景岳全书》记载：“此物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问皆种植。”《物理小识》记载：“淡把姑烟草，万历末携至漳泉者，马氏造之曰淡肉果。”明代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十分繁荣，万历年间由菲律宾传入我国福建漳、泉地区，这一地区最早开始引种烟草，而后向内陆不断扩展，江南地区也有种植。其二是东北传播路线，即日本-朝鲜-东北地区。日本天正年间（1573-1592），葡萄牙人将烟草传入日本，日本开始种植，并传入朝鲜，后经由朝鲜商人将烟草传入中国东北地区，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李氏朝鲜政府也以礼物形式馈赠建州官员，很快在我国的满族、蒙族居住地区兴起了吸闻烟草的习惯。
关于鼻烟的传入，最早文献资料见于《熙朝定案》，其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1684）皇帝南巡至南京，有传教士携四中方物进献，康熙传旨云：“朕已收下，但此等方物你们而今亦罕有，朕即将此赏赐你们，唯存留西蜡即是，准收。”其中“西蜡”即鼻烟（英文“snuff”的音译）。康熙朝臣刘廷玑著《在园杂志》中记载：“更有鼻烟一种，以烟杂香物、花露，研细末，嗅入鼻中，可以驱寒冷、治头疼、开鼻塞。毋须烟火，其品高逸，然不似烟草之广且众也。”鼻烟品格高逸，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加工工艺较为精细，虽然不如其他烟草受众广泛，但康熙时期我国已对鼻烟进行生产加工了。
鼻烟壶的作用等同于欧洲的鼻烟盒，有研究者做过相关的考证，認为鼻烟和烟具于十七世纪末作为西洋传教士的晋接礼品传入我国。雍乾二朝多有关于西洋各国为敦睦邦交，以鼻烟、烟盒进献清代皇帝的记载。鼻烟自西洋传入之初，除一同传入所用容器鼻烟盒外，并无专为此制造的容器。旧时以瓷质小瓶贮存贵重药品，造型玲珑精美，便于鼻烟的存放和使用，人们便以此类药瓶作为替代品盛装鼻烟。后来，随着鼻烟的传播发展，便创制了专为盛放鼻烟的容器，即鼻烟壶。
关于我国创制鼻烟壶的年代这一问题，大致有三种看法：即明末、顺治年间和康熙年间，需要指出的是这仅指专为盛放鼻烟而加工制作的容器，而非此前的药瓶或其它带盖小瓶等替代品。烟草早在明万历年问就传入我国，但是吸闻鼻烟在当时并未流行，因此我国创制鼻烟壶的时间也势必晚于此时。传世鼻烟壶中并不见明代作品，且明代生产鼻烟壶亦不见文献记载，因此鼻烟壶的创制年代应该在明代之后。沈豫著《秋阴杂记》中载：“鼻烟壶起于本朝”，其中明确阐述了鼻烟壶制造始于清代。关于传世最早的鼻烟壶这一问题的讨论，不得不提到顺治年间程荣章造款铜胎鼻烟壶，许多研究者正是基于它的存在，将鼻烟壶的创制年代提早到了顺治年问。程荣章款铜质鼻烟壶海内外藏品至少有十五件，其中最早的年款为顺治元年。程壶正面微凹呈盘状，是烟壶与烟碟的结合物，器物在造型方面的发展规律即：早期功能单一，而后功能逐渐复杂，可兼容多种功能于一身，程壶违背了器形演变的这一规律，因此兼容烟碟功能的程壶不应该是鼻烟壶初创时期的形制。另外，程壶的云龙纹不属于清代龙纹款式，名款中的“荣”“榮”两种字体极为怪异，且程壶现世的时间集中于20世纪50至70年代，杨伯达先生遂认为程荣章款鼻烟壶为1952年前后所作的一批伪器，程荣章的名字也是杜撰而来。除程壶以外，在康熙朝之前并无鼻烟壶传世，亦无相关史料记载，由此基本可以判断，鼻烟壶的创制年代应为清康熙朝早期。
二、鼻烟壶的早期发展
鼻烟壶创制之初，康熙皇帝下令组织内府生产玻璃鼻烟壶制品，并将其作为赏赐品，用以封赏朝臣，以示恩德，这极大地促进了鼻烟壶的发展，很快内府生产的玻璃鼻烟壶便在京师地区开始流行，可以说，康熙皇帝是我国鼻烟壶发展的奠基人。
康熙朝御前大臣王士祯撰《香祖笔记》中记载：“近京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避疫之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齿为匙，就鼻嗅之，还纳于瓶。皆内府制造，民间亦或仿而为之，终不及。”《香祖笔记》撰于康熙四十二至四十三年间，从文中可以看出，此时京师地区鼻烟壶为内府制品，壶身为玻璃材质，颜色多样，设计巧妙，匙为象牙质地，十分考究。赵之谦论及鼻烟壶引沈豫文后有按语：“制壶之始，仅有玻璃，余皆后起也。”他也认为早期鼻烟壶为玻璃材质，其它材质都是后来发展产生的，这里所指的就是康熙朝内府生产的鼻烟壶。
至康熙晚期，鼻烟壶生产所选用的材料已经由玻璃扩展到玉石、瓷器、珐琅等，工艺亦日趋精湛，尤其是珐琅鼻烟壶令康熙皇帝最为得意，外国使臣与清朝官员都曾被赐予珐琅鼻烟壶作为奖赏。雍正朝延续了康熙朝鼻烟壶的生产，仍以内府制造为主，工艺亦继承前朝余绪，虽有发展，但并未产生大的繁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乾隆朝，乾隆朝为清代的鼎盛时期，乾隆皇帝对艺术的热爱、投入和所作的贡献皆超过前人，鼻烟壶恰好迎合了皇帝的雅趣，使之迎来了繁荣的发展时期。
三、鼻烟壶的地域特色
自乾隆朝始，鼻烟壶的生产不再限于清宫制造，民间逐渐形成了数个生产加工中心，如京师、苏州、扬州、广州、蒙古、景德镇、山东博山县等，鼻烟壶的发展逐渐繁荣起来，这些生产地区各有所长，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其中以广州、苏扬二州、蒙古三个地区最具典型意义。
（一）西洋风格的广州鼻烟壶
烟草自福建传入我国后，广东地区成为烟草的主要产区，吸闻鼻烟在当地较为流行，且广州的手工艺发展也十分繁荣，如象牙雕刻、玳瑁雕刻、画珐琅等等，具备生产精美鼻烟壶的工艺基础，因此逐渐在广州地区形成了鼻烟壶的生产中心。自唐代以来，广州一直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诏令西洋商舶只限进入广州港后，西洋商舶带来大量的外来工艺品，同时广州所生产的包括鼻烟壶在内的工艺品也用于出口，因此广州的鼻烟壶加工受到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极具西洋特色。
鼻烟壶创制之初，由康熙内府生产，用于封赏朝臣与和睦邦交，属于国家的礼仪用品，传播范围很小，乾隆朝以后，广州生产的鼻烟壶为民间制造，从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彼时康熙内府的制造，已经成为根据市场需求生产的商品。李调元在《南粤笔记》中记载了乾隆年间广州地区鼻烟壶的发展情况：“鼻烟、烟草，今在处有之……贮以秘色瓷器及玻璃、水晶、玉器瓶、盒中，与银相等。来自西域市舶，今粤中亦造之，足以馈远。”可知此时广州生产的鼻烟壶在海内外颇受欢迎，且所选用的材质十分丰富。广州生产的鼻烟壶按照市场需求分为两类，一类面向外贸出口，另一类销于国内市场，所以在装饰图案和颜色选用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由于对外贸易促使中西方文化产生融合，因此在加工工艺、技法上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
为迎合西洋市场的需要，广州生产的鼻烟壶多描绘西洋人物、风景以及圣经故事，用色鲜明艳丽，在讲究透视原理和明暗关系的同时，还保留了中国绘画的某些特色元素。广州出口鼻烟壶中比重最大的应该是彩绘瓷鼻烟壶，大量的白胎瓷鼻烟壶半成品从景德镇运往广州，经过广州工匠以小毛笔描绘上外国商人喜爱的特定图案，成为精美的彩绘鼻烟壶。西洋商舶带来的印刷品、绘画、国王浮雕像以及外国货币上的纹章等等，也都是彩绘工匠参考的素材，形成了极具西洋特色的广州造彩绘瓷鼻烟壶。
除了生产西洋风格装饰图案的鼻烟壶外，广州还生产了大量我国传统图案装饰的鼻烟壶，这一类多销往本国市场，受到清代达官显贵、文人雅士的钟爱，其中画珐琅工艺的装饰图案最为精湛。画珐琅为西欧传入我国的工艺，广州画珐琅鼻烟壶康熙晚期即有之，乾隆皇帝曾多次下旨，命粤海关监督图明阿照样做画珐琅鼻烟壶。广州造画珐琅器胎体薄而轻，釉色浓艳，纹饰复杂繁密，工匠在方寸大的鼻烟壶上装饰作画难度很高，小桥流水、花鸟鱼虫、楼宇台阁，取材十分广泛，画面工致完整，且融入了勾勒皴染等绘画技法，图像真实生动，将西洋工艺与我国传统装饰图案巧妙结合，艺术风格十分独特，是中西合璧艺术的典型。此外，广州工艺的特色，还以精密复杂的雕刻见长，因此发展至清中晚期，广州生产的鼻烟壶材质愈加多样丰富，水晶、端石、竹、木、牙、角等皆有雕刻生产，其中象牙镂雕鼻烟壶精巧无比，是广州鼻烟壶的典型，而玳瑁和砗磲鼻烟壶更是广州独有的。
（二）清赏文雅的苏州、扬州玉雕鼻烟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了准噶尔部、回部叛乱后，和阗玉料大量进入内廷，期间生产了大量精美的玉石类鼻烟壶，其中大多数是由内府玉作和苏州、扬州这三处制造的。苏州、扬州在明代已是民间琢玉的中心，巧工云集，供职于清内府的玉匠也多出自苏州玉巷。生产鼻烟壶的程序一般是先由如意馆选玉料、做出画样，再交予各处去成造，乾隆曾亲自命如意馆“另画样做鼻烟壶十三个”，在审视过画样玉料后，再下旨“交苏州织造萨戴处成造”，从中可以看出：苏州、扬州地区琢制的玉雕鼻烟壶获得了清代帝王的认可。
从琢玉的传统工艺而言，将玉材加工成一件鼻烟壶，需要具备高超的琢玉技巧，对玉工的技艺水平要求极高，加工程序中重要的一步掏膛操作难度尤其大。鼻烟壶方寸大小，小口阔膛，口径仅数毫米，且玉材质坚，在这种微小的开口处掏出大膛，并保证壶璧厚薄均匀和内璧光滑，这是极难做到的，因此只有技艺精湛的匠人才可以完成玉质鼻烟壶的琢制。苏州、扬州地区是全国琢玉水平最高的地区，玉匠能够出色完成掏膛工艺，并因材施艺，以浮雕、线刻、巧琢，甚至镂雕等技法琢制出精美的装饰图案。所制鼻烟壶不仅工艺精细巧妙，且在造型和装饰图案中融入了江南地区特有的文雅和逸趣，使文人雅士开始争相把玩欣赏，形成风潮。由于玉材珍贵和工艺复杂，玉雕鼻烟壶的价格要远高于其他材质鼻烟壶。文人雅士对玉雕鼻烟壶的收藏、欣赏和把玩，已不再是作为鼻烟容器的意义，而是作为能够代表品德与志趣的玉雕文玩，发生了内涵的转变。经过苏州、扬州玉工的加工，象征美德的玉雕与鼻烟壶完美融合，鼻烟壶从烟具成为文人清赏的雅物。
（三）民族风俗与宗教礼器的蒙古鼻烟壶
烟草传入东北地区后，吸闻鼻烟在游牧民族中迅速流行开来。蒙古族由于马背上的生活方式，要求鼻烟壶坚固耐摔，因而大多以金属、木、角材质制成，并将民族特有的审美、工艺和吸闻鼻烟的礼仪融入鼻烟壶的加工，形成了蒙古族独有的鼻烟壶形制。
蒙古族人有着以互相吸闻鼻烟以致问候的习俗，通常主人双手递出鼻烟壶，宾客双手（或右手）接過，打开壶盖，礼貌的吸闻后，盖紧壶盖归还主人。他们的风俗要求人们会面时，主人以一件高贵、美丽的鼻烟壶来接待宾客，象征吉兆。鼻烟壶是蒙古族人生活的伴侣，能够用于传达情感，包含尊重、友谊、和睦的社会意义。蒙古族人的财富、身份和社会地位可以从其拥有的鼻烟壶上得以体现，是衡量社会阶层的标准，所以人们把大量钱财耗费在鼻烟壶的收藏上。
此外。鼻烟壶还是蒙古族人祭祀神佛和祖先礼仪中最严格的信物，妇女在宗教礼仪场合也都带上精巧的石刻鼻烟壶。对蒙古族人而言，鼻烟壶既是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的必需品，也是象征财富的收藏品，还是宗教祭祀的礼器，其中前两种功能与我国其他地区相似，第三种宗教祭祀则是其民族独有的。
蒙古族金属工艺繁荣，尤其是银器的制造工艺，制有大量精美的银质鼻烟壶。蒙古族的银质鼻烟壶多镶嵌珊瑚、宝石等，排布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吉祥图案，或錾刻各色花纹。此外木质、骨质、角质、皮质鼻烟壶也都体现了蒙古族的民族文化和审美意识，与其他地区生产的鼻烟壶具有明显的不同。可以说，蒙古族鼻烟壶是我国鼻烟壶文化与工艺中最具特色的一支。
随着鼻烟的传播与发展，除上述地区之外，景德镇的瓷质鼻烟壶、山东博山县的玻璃质鼻烟壶、京师地区的“辛家皮”“勒家皮”“袁家皮”套料鼻烟壶以及光绪至民国初年名家辈出的内画鼻烟壶等，皆极具时代与地域特色，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与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