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应用价值。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实践中，通过以当时创作、保留至今的造型艺术图像在汉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为例，说明图像能形象对照文学作品的内容，形象衬托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也能在汉代文学研究等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不断提高和完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课堂教学效果。
关键词：图像；汉代文学；作品教学
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图像”在为学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图”与“像”含义不同，宋代史学家郑樵认为：“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1]此处的“图”就是指图形，“像”则指的是图形中蕴藏的含义，“图”和“像”能让人更容易研读学问，也容易取得功效。西方在19世纪产生的图像学理论主要是对古希腊和中世纪宗教艺术的图像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并由此使艺术史研究进入到人文主义的学科中。时至今日，李倍雷认为：“当今‘图像’与西说融合，基本上属于美术学（造型艺术）意义的范畴，有独立的自足的编码符号系统。”[2]指出当代中国艺术中的“图像”概念与西方艺术中的“图像”说能够相互融合，都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造型艺术，就是使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艺术手段而创造出来的可视、静态、空间形象的艺术，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书法、篆刻、建筑等艺术种类。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艺术和造型艺术都是艺术领域的主要种类，它们有相通和关联之处。多年以来，从事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教师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讲解主要是放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框架之下进行解读，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一味地、不加变通地长期这样做，教学效果就不一定很理想。毕竟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许多内容已经远离了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何况我们现在身处网络和信息传播时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我们现在身处“读图”时代，图像已经成为人类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将能够获取到的图像适当地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这就要求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备课环节中，首先通过认真浏览翻检学术性很强的专业网站或正规的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等，查阅到与上课要讲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图像资料。这些图像资料是在当时创作的，且能一直保存流传至今，教师配以简洁明了的文字说明，然后在上课时展示给学生。通过我这些年给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及全校文学类公共选修课学生的教学实践证明，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摆脱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抽象枯燥的说教，会大大地促进和提高教学效果，值得大家认真思考和关注。下面我以汉代文学作品为例来谈谈自己在教学实践中得出的体会。
一、图像能形象对照文学作品的内容
汉代文学作品中反映的内容距离后世非常久远，再加上文学接受理论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所以我们在课堂讲解汉代文学作品内容的时候，就很不容易充分调动学生的感性思维，也很难让学生们在头脑中形成一个清晰统一的形象，把握不准就难免抽象陌生。既然语言艺术作品和造型艺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内容都离不开当时客观存在的、具体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它们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肯定具有相通性，所以，通过当时创作的造型艺术图像来形象对照文学作品内容，就会使课堂教学变得具体可观，饶有兴味。汉代的工艺制作水平很高，绘画和雕刻盛极一时，其中许多保存至今的造型艺术艺术图像对汉代文学作品内容作了非常形象的对照。
汉武帝对整个汉代文学的影响不小，他本人就创作过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太初四年（前101年），李广利征服大宛， 获得几十匹最好的汗血马，将“天马”之号易名于大宛的汗血马，而将原先被称为“天马”的乌孙马改称为“西极马”。《史记·乐书》中提到汉武帝为大宛马所作的《西极天马歌》内容为：“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首诗将汉武帝以天马来归显示其开创伟业、降服四夷的宏大意图尽显纸上，显示了大汉气象蓬勃进取的豪迈气势。诗中歌咏的主角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汗血宝马。然而，学生对它的真实形象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能最好查找到西汉时期创作的具体造型艺术图像。我通过查阅、筛检陕西茂陵博物馆和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等提供的图像音像资料，给鎏金铜马图像所配的文字说明如下：1981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豆马村的西汉鎏金铜马，专家们结合一起出土的其他器物上的铭文，认为鎏金铜马的主人就是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这匹铜马是汉武帝赏给姐姐的。鎏金铜马的体型作为一种艺术形象，首见于汉武帝时期，它严格按照汉代当时真实存在的骏马作为样本，不加夸饰地如实雕塑。专家们通过考证目前世界上现有的马种，认为西汉鎏金铜马外形特征最接近于原产于土库曼斯坦的阿哈尔捷金马。西汉鎏金铜马在两耳间生有一角状肉冠，表明它就是依照汉代从西域引进的大宛汗血宝马特征所铸造，也就是在本诗中提到的大宛马。整个铜马呈站立状，马口微张，昂首翘尾，双耳直竖，肌肉丰满，以鎏金方式更加显示出其鬃毛特有的金色光泽，充分体现了汉武王朝的富丽强盛和威武气势。当学生看到鎏金铜马图像以及阿哈尔捷金马的照片时，对这首诗的内容理解就会非常形象准确。
《西京赋》是一篇汉代辞赋名篇，作者是东汉文学家、科学家张衡。西京指西汉都城长安。这篇赋假托凭虚公子之口，重笔描绘西汉统治阶级奢侈豪华、游猎玩乐的铺张景象。其中关于汉代百戏杂技的描述，很少见于其他史料典籍和文学作品，文学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很高。辞赋中有这些描写句子：“乌获扛鼎，都卢寻橦”“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复陆重阁，转石成雷”“吞刀吐火，云雾杏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侲僮程材，上下翩翻”。这段内容记载了“扛鼎”“跳丸剑”“走索”“转石”“吞刀吐火”“画地成川”以及翻筋斗等许多精彩杂技节目，堪称一幅汉代百戏杂技画卷图录。在课堂教学中透过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字描述，学生们不禁会产生疑问：这些场景只是作者虚无缥缈的艺术想象，还是当时汉代社会的真实存在？这就需要我们能通过造型艺术图像去加以寻印证和对照。我通过课前查阅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存有大量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博物馆提供的资料以及相关考古文献，从中找到了许多汉代百戏杂技的图像。我在上课讲解《西京赋》之时，将其中几幅有代表性的图像进行整理编辑，然后展示给学生，课堂教学效果自然不错。可以说在汉代文学作品和史书中记载的百戏杂技在当时创作的造型艺术图像中基本上都能得到印证，说明张衡《西京赋》中对表演盛况的记叙是真实可信的。难怪翦伯赞先生赞叹道：“假若我们将上述汉代绘画和石刻画像等艺术中所凝固之汉代人民的现实生活的形象，通过我们的头脑加以有机的组织，则两汉的历史，将会在我们面前浮凸起来，表现为一种立体的形象。”[3]
二、图像能形象衬托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
汉赋是汉代的一代之文学，贯穿着两汉文学发展始终。汉赋中较为抽象的主题思想通过当时创作的造型艺术图像能够得以形象衬托。例如，在景帝之后继位的汉武帝刘彻终于把西汉王朝推向了盛世的顶峰，大汉气象在汉武帝时代充分展现，散体大赋响应时代要求而产生。西汉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写的《天子游猎赋》即为当时散体大赋的代表作之一。该赋极尽夸饰之表现手法，不但以大量篇幅着力描绘和渲染苑囿中的高峻山峦、众多水流、巍峨宫馆、各种奇异植物和珍禽异兽，更大肆铺写汉武帝强大的狩猎阵容、壮观的场面、丰盛的猎物、曼妙的歌舞、艳丽的美色……所有这些文字描写的主题思想主要就是展示和讴歌汉武帝国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夸赞炫耀物质享受方面达到的极为富足程度。当我们给学生讲解这篇字义繁难、篇幅冗长的大赋时，会感觉到很吃力，主题思想的把握也很费力，但如果在授课中给学生适当展示一些当时创作的造型艺术图像，则作品主题思想的阐释就会变得容易一些。我当时在屏幕上展示的是一件错金银镶嵌铜器“狩猎纹车饰”，所配的文字是：1965年河北定县出土，现保存于河北省博物馆，汉武帝时期制作。此器长 26.5厘米，直径3.6厘米，中空，形似竹管。器为四段，各段除金银纹饰外，并用黑漆填补空隙，磨错光平。其花纹是在山峦起伏和缭绕的云气之中饰有与畋猎有关的各种物象，人和动物共有一百多个。它是一件保存至今并且被考古学家称为最精致的金银错工艺品，也是汉武帝时代贵族富人追求奢丽、夸富耀贵之风的明证。
热情赞颂大汉天子消除边患，征服匈奴，建立起空前强盛的伟大帝国，这是散体大赋的又一个重要主题思想。西汉末年的扬雄是另一位著名辞赋作家，他在《长杨赋》中极力讴歌了汉武帝时期卫青和霍去病征服和平定北方匈奴的非凡功勋，其中有“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票、卫，汾沄沸渭，云合电发，猋腾波流，机骇蜂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等大段酣畅淋漓、气势逼人的句子。这篇大赋中的气势、背景和主题思想完全可以用汉武帝在位期间建造于霍去病墓前的雕塑群像来形象衬托。我在讲解这篇大赋时给学生提供的是“马踏匈奴”和“跃马”两尊雕像图像，所配的文字是：汉武盛世是中国雕刻艺术取得极高成就的时代。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年仅24岁的西汉抗击匈奴名将霍去病去世。汉武帝为其举行了规格极高的厚葬仪式，特赐陪葬茂陵，将坟墓整个外形仿照霍去病生前抗击匈奴、取得最著名大捷的发生地，即地处现在西北的祁连山来修建。霍墓现存16件单个动物雕像中最为大气恢弘的是原来放置在墓碑前的“马踏匈奴”雕像，主体形象是一匹昂首挺立的骏马和被踩踏于脚下的匈奴王。另外一件就是“跃马”雕像。两件石雕艺术作品宣告大汉天威，彰显大汉雄风。正如李泽厚指出汉代艺术作品“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题”[4]。
三、图像对汉代文学作品的其他价值
汉代文学作品课堂教学离不开专业方面科研工作的不断推进。汉代文学研究虽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汉代造型艺术图像不仅对汉代文学课堂教学作用很大，对汉代文学的研究等方面也很有价值。例如，汉代造型艺术图像能补充完善汉代文学内容。一般认为汉代文学作品主要有赋、散文和诗三种，其实在汉代工艺作品中也能散见到一些诗文，作为汉代文学的补充和完善。铜镜在汉代发展到了鼎盛阶段，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且为常见的随葬品，这从各个地方汉墓出土的大量铜镜就能得到证实。有许多汉代铜镜铭文本身就是文学色彩很浓的文学作品，采用了三言、四言、六言、七言等表现形式，表达了相思、祝颂、期盼长生久视、得道成仙、官运亨通、风调雨顺以及五谷丰登、天下太平、后代兴旺等多种主题。陈直认为：“汉镜的铭词，是两汉文学上最美丽的作品，也是两汉文学上潜在的遗产”，它们“不但为优秀古朴的作品，主要看出两汉社会状况，尤其是戍边的痛苦，哀怨连篇，这些宝贵的材料，在《汉书》里是看不出来的”[5]。汉代铜镜铭文流传至今并未受到后世修改，因此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袁行霈等学者利用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铭文来论证“七言诗”的产生年代，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问题。另外，诸如汉代文学语言艺术的发展变化与其他造型艺术样式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密切联系等现象也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总之，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独特的，这些作用不是光靠解读抽象的文学作品文本所能达到的，也不是借助多媒体课件简单罗列文学作品大致要点所能实现的，而是能将作品的部分内容、主题思想以及研究价值等方面都能形象表达或解读出来的重要载体。
参考文献：
[1] [宋]郑樵. 通志二十略（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95：1825.
[2] 李倍雷. 视觉文化： 图与图像[J]. 艺术百家，2013（4）.
[3] 翦伯赞. 秦汉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585-586.
[4]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3.
[5] 陈直. 汉镜铭文学上潜在的遗产[J]. 文史哲，1957（4）.
[责任编辑：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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