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rison of Folk Stone Carving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South of Shanxi and North of Weihe River
Shanxi and Shanxi folk stone carving existing in the hinterland of Loess Plateau of mid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Yellow River maintained the original art character at all times and was lengthways inherited and postponed along its specific region styl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ough it was more or less impacted by mainstream culture, it still maintained native-born aboriginal character and formed unique art style. The folk stone carving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istent in the two provinces were far inferior to the stone carving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but they had unique native soil, original regional style and frugal art feature.
What"s the similarity of folk stone carving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south of Shanxi and north of Weihe River expressed in theme and content is right the deep reflection and natural revelation of the speci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era spirit. Shanxi and Shaanxi people deeply experienced and badly feared war, death and homeless lives, then plus long-term communication and amalgamation with northwest nomads totemistically worshiped lion and tiger due to influence by nomads, which is protruding compared with other aspects.
Despite frequent crosswise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s in south of Shanxi and north of Weihe River, they were mutually impacted, absorbed, used for reference and integrated, the masterstroke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was still mainly fore-and-aft inheritance of regional cultures.
存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黄土高原腹地的晋、陕民间石刻，一直保持着各自的原始艺术特征，并沿着其特定地域风格的纵向传承关系顺延下来。到明清之际，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却仍然较大程度地保留着其土生土长的原始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两地现存的大量明清民间石刻虽然在规模、品位和气势上远不及汉唐石刻，但其所独具的乡土气息和原始地域性风格以及拙朴自然的艺术特色，尤其是其自身所表现出的强烈的时代内容，却也是汉唐石刻所不可比拟的。
传统内容题材的相似与差异
晋南、渭北明清民间石刻表现在题材内容上的相似之处，也正是对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精神的深刻体现和自然流露。晋陕人民对战争和死亡以及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生活状态有着深刻体会和极度恐惧，再加上与西北游牧民族的长期交往、融合，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对狮、虎等猛兽的图腾崇拜，这一点与其它地方相比显得更加强烈。晋、陕两地的民间艺术也相应地产生了独具特色的题材内容和外部表现特征。
例如，陕西的炕头拴娃狮、山西的炕头压脚石等，都是以狮子为创作原形，通过夸张、变型、拟人化等艺术手法，并融入了创造者的理想和对美学的独特理解而创造出来的。狮子的形象自汉代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在中国传统美术领域中展示着它威猛、强悍的独特魅力，历来为世人所青睐，并大量运用于宫殿寺庙、庭院护栏、门墩望柱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处，起到宗教护法、守门壮威、镇墓辟邪、装饰、象征等作用。而在民间美术领域中一个重要功能便是实用性。
从清代中期起，西北地区民族矛盾有所缓和，长期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已不多见，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民间艺术的发展趋向也随之转变，反映到民间石刻上，其题材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时期民间石刻的创作，题材范围有所扩大，除了继承已有的传统题材外，又出现了大量紧贴现实生活、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作品。
晋南永济遗存的几件拴马桩，桩头部分的题材在民间叫做“兔子蹬鹰”。为鹰和兔子的组合，高度约40㎝、宽度、厚度均约25㎝，造型巧妙，手法概括、简洁，具体的细节处理十分到位，于方寸间能将鹰的雄健、兔子的机敏表现得恰如其分，充分体现了民间艺术家勤于观察、善于表现的高超技艺。
随着清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体现经济繁荣的集市贸易场面以及充满生活气息的蔬菜瓜果和日常生活等题材，也成为了民间石刻的表现对象， 这件作品，表现的是集市上的商贩形象。此人头戴盔式圆顶帽，身穿长袍、双腿交叉坐于石块上，将丝麻或布帛等货物置于大腿之上，喜笑颜开、表情和蔼，一副和气生财的商人形象，从而使得历来地位低下的“贩夫走卒”之流也成为了石刻艺术的创作素材。当然，以往的佛道题材雕塑和墓室中的画像砖、画像石等雕刻也有以劳动人民和日常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但大多是起说教作用或作为殉葬品，而这件作品却是单纯的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
这些紧贴现实生活的清代作品，在晋南地区有大量遗存，而在渭北地区此类作品却十分罕见。可以这样说，在晋南民间石刻创作已经开始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同时，渭北民间石刻却还停留在表现期望 、向往和劝诫的传统题材上。这或许和秦人的怀旧、接受新生事物较慢、安于现状的性格有关。
造型手法与风格特点之比较
晋南、渭北两地的文化状况虽然横向交流频繁，相互影响、吸收、借鉴、融合，但是其发展、进化的主线，仍然是以各自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关系为主。
晋南、渭北的明清民间石刻，在造型手法与具体的风格特点上都有着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风格。
遍布三秦大地的汉唐遗迹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域传统。汉唐风范的影响表现在秦人生活、文化、艺术等诸多层面。比如渭北明清民间石刻的创作，虽为民间所造石刻小品，却尽量追求汉唐石刻大气磅礴、不拘小节的总体特征。石雕表面具体的深入刻画，决不作细致入微的过多雕镂，以免破坏整体造型的浑厚饱满。并尽力追求借以石棱为器的力量感，使作品发挥出石雕艺术的独特表现魅力。在构图和整体布局上，为了使整个作品的主要部分得以突出、抢眼，不惜大胆取舍、有意夸张。有的作品干脆次要部分大面积留空，表面不作细致的变化处理，以达到主次分明、主题突出的效果。
同时期的晋南明清民间石刻在造型、构图等方面，则表现得比较理智。在创作过程中，极为注重作品的比例、动态；讲究画面的均衡、对称与客观方面的合理性；所雕出的人物、动物等形象，大多比较写实，不作过度的夸张变型；并且极为重视雕工，石刻表面大多饰以繁复的图案和花纹；尽可能在有限的空间中雕出大量的内容，极力做得面面俱到，整件作品以雕工见长。这些都与渭北明清民间石刻的大胆取舍、自由夸张并有意制造出强烈对比以及粗犷、豪放的造型风格截然不同。同样体积的一件作品，晋南石刻最多可在上面雕刻出数倍于渭北石刻的人物、动物、花木等装饰内容；并同时使用浮雕、半圆雕、镂刻等技法。渭北石刻尽量精简内容。在同等的面积里，渭北石刻仅需一个兽头作为装饰，以表现威武的气势。而晋南石刻则能表现出一个或者数个完整的动物造型，来表现华丽、喜庆的气氛。渭北石刻在有些地方甚至大面积表现一个符号性的简单图案，意图和石雕的整体造型相协调，形成古朴、凝重、简练的风格。这些更为接近中国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作品与同时期的晋南石刻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空间的布置和利用方面，晋南、渭北两地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晋南石刻重点以所雕对象为中心，力求对象符合客观规律，并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尽情发挥工艺水平。在具体雕琢过程中，围绕雕刻对象客观的写实需要，对石材进行理智地取舍。为了使作品接近对象的客观规律，不在乎舍弃原材料的部分空间。使得有的作品从总体看来，某部分大面积凹陷进去，影响了观者直观的视觉感受。石雕总体处理得华丽、细腻、精致。作品无论体积大小都尽力运用浮雕、镂刻、圆雕等艺术手法进行修饰、美化，面面俱到，以达到内容丰富、装饰华美的效果。整个作品呈现出雍容华贵、柔靡纤巧、繁缛细致的具体特征，用以迎合世俗化的审美需求。
渭北石刻在雕凿过程中，完全遵循并尽可能利用原石空间，决不轻易损失原材料的边缘空间；并尽力发挥原材料内在空间的最大容量，尽可能做到在有限的石材空间中表现出能占有最大的视觉空间的作品。决不会因为考虑写实的需要而损失原石空间，使得造型部分小于未造型部分而影响整体造型。即便是造型需要又无法避免的体积之间相联系、区别的转折，也尽量设计成花纹、动物或其他造型，给观者造成通畅的视觉感受，以避免造成某部分在视觉和形体上的空缺，并巧妙地运用这些附加造型，使石雕作品更加生动、自然。在具体的处理方法上，一切围绕作品的整体造型，在造型完整的基础上再考虑具体的细节变化，一般不作喧宾夺主地过多表面雕镂。在石刻作品的构思过程中，既考虑到不破坏原材边线，占据最大空间，又考虑到利用原材对角裁切后，对角线长度大于边线长度的科学原理，以扩展原材的视觉空间，并巧妙地安排多个面向之间的扭转关系。
同时为了保证圆雕作品可以从多个面欣赏，并结合占据空间的需要，一件作品几个精彩部分，如人头面部、兽头面部以及其他一些精彩的造型及配饰部分，经过精心的构思、设计都均匀地分布在作品的各个面上，使一件小小的作品能让人从多个面欣赏、回味，真可谓匠心独具、苦心经营。
晋陕民间石刻所表现出的审美心理比较
具体到晋陕明清民间石刻上，其审美心理上的接近之处在于：其一，民间美术与悲观无缘，它在任何情况下都祈愿生命繁荣，以生命繁荣为其最高的追求。并以各种方式讴歌生命，表现生之快乐。所以其内容往往是祈求丰收、安康、长寿、吉祥、风调雨顺之类。因此，晋、陕明清民间石刻虽各有其独特的地域性传承关系，然而，基于其表现生命繁荣的总体审美心里来说，的确是十分相近的。其二，中国民间美术的宝贵财富就是民族文化几千年来积淀的结晶，民间美术始终保持着相对的传承性。我国来自远古的太极阴阳哲学对晋陕明清民间石刻有着深远的影响。诸如民间崇尚完整圆满，讲求对称偶数，喜好以大为美等审美观念，所创造出的许多阴阳相合、两两成对的造型，如阴阳鱼、比翼鸟、双飞燕等等造型也大量出现在晋、陕明清民间石刻作品中。这些图形无不反映出正负相生、阴阳一体、生生不息的哲学观念。其三，民间美术在传承远古文化符号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特有的视觉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主要包括生殖崇拜、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等观念和内涵。如晋陕明清民间石刻作品中出现的龙、凤、狮、虎、麒麟、鱼等题材都属于这个范畴。
各个特定地域的人类族群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俗意识和民俗心态，民间美术的各种样式既然产生于各种民俗事项中，自然也反映出一种独特的民俗内涵和审美意识。晋南地区在明清之际，商业发展迅速，与外界的交往频繁，在文化上表现出明确的务实倾向，审美上需求精美、写实的艺术。而同时期的渭北地区，依然按照固有的生活状态延续，新的生活文化风气对人们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在审美的要求上还保持对质朴、简约的偏好。
晋南、渭北明清民间石刻在从宋代以来雕塑艺术全面走向世俗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使传统的石刻艺术与民间艺术相互融合，拓展了石雕艺术的表现空间，创作了无数优秀的民间石刻作品。
具体来说：渭北明清民间石刻无论在造型手法上还是在具体的风格特点上，大多呈现粗犷、厚重、简洁的特征，更多地保持与继承了汉唐石刻雄浑博大的气势，并结合了民间艺术质朴、简洁的特征，表现得颇为粗放、写意；并着重强调造型整体的厚重感与空间的外张力，不求细致入微，而求形神兼备，甚而得意忘形；表面处理简洁、明快、大气磅礴，造型大多较为温和；石雕表面处理得华丽细腻，不留大面积空白而尽可能装饰、充实，更显得纷繁复杂、细腻灵巧；作品整体处理得工整严谨、写实合理并极尽工艺趣味，紧随时代步伐，无论在造型、表现手法与审美趋向等方面都比较符合明清美术柔靡纤巧、富丽堂皇的世俗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