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生命活力的浓绿的夏日过去，随之而至的是“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恬淡。1981年，钱学森步入古稀之年，退出了第一线，进入他的金色晚年。
住房与亲手剪报
30年前，我到过钱学森家。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说，钱学森至今仍住在那老房子里。钱学森就是在他家2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接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这样的贵宾。
钱学森渐渐步入老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组织上曾经打算给他盖一座带院子的小楼，这样便于他在院子里晒晒太阳，散散步。可是，钱学森一再谢绝。他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和我同船归国的那些人都好，这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常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脱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
秘书告诉他，你说的是“老皇历”了，现在科学家的住房条件都大有改善，很多人的住房都比你宽敞。
钱学森却对秘书说：“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习惯了，感觉很好。你们别折腾我，把我折腾到新房子里，我于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吗?以后不要再提这个问题了。”
钱学森家中，最多的家具是书柜，将近50个。钱学森书多，杂志多，剪报多。蒋英说：“我不羡慕人家装修这、装修那的。教授的家就应该是这样的，都是书。”
我有幸亲眼见到了钱学森保存的629袋剪报，总共24500多份，整整装满了五大个书柜。
剪报，是钱学森的资料库、信息库。他的剪报按照不同的内容，装进一个个牛皮纸袋，袋上写明剪报的主题。也有的主题的剪报很多，他就一、二、三……这样编列下去。
钱学森有好几位秘书。我原本以为，这些剪报大约是钱学森在报纸上画个圈，他的秘书帮助他剪下来，令我惊讶的是，钱永刚告诉我，这些剪报全是钱学森自己动手剪的!在工工整整剪好之后，钱学森把剪报端端正正贴在白纸上，再注明报刊名、年月日，便于日后引用时注明文章的出处。
钱学森喜欢看报。他每天要看的报纸依次是《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这“依次”，是指他的阅读顺序。服务员知道他的阅读习惯，每天收到这八份报纸之后，必定按照这一顺序放好，送给钱学森。钱学森逐一看完，必定按照“依次”的顺序放好。在阅读的过程中，他以为有保存、参考价值的文章，就剪下来保存。日积月累，钱学森的剪报竟然超过两万份，形成了一个有着钱学森特色的资料库。
在钱学森上了年纪之后，读报更是他每日常课。诚如钱学森在1994年7月4日致南开大学陈天嵛教授的信中所说：“我因年老行动不便，已不再出席会议……我是在家看书读报刊，想问题，与同事用书信讨论问题，效率也很好。”
在钱学森致友人的信中，常可以看到“附上剪报复印件”这样的话。这表明，钱学森不仅以剪报作为自己“想问题”的资料，而且也用来供友人参考，一起“讨论问题”。
钱学森看报很仔细。有一回，他的秘书涂元季告诉他，这一期《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介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的母校。钱学森马上回答说，不是一期，是连载了两期!
钱学森对涂秘书说：“读了这篇文章，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充分民主，活跃异常，大家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钱学森的阅读面很广。他不光是看报，而且阅读方方面面的杂志，既有他的专业方面的杂志，如《力学学报》、《力学与实践》、《中国航天》、《航天技术通讯》、《西安航空学院学报》等等，也有自然科学杂志《科学通报》、《物理学报》、《数学的实践与认识》、《化学通讯》、《Scientific American(学美国人)》，还有社会科学杂志《新建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语文建设》、《中国图书评论》等等。钱学森家中，藏有15000多册他阅读过的期刊。
在钱学森1992年11月23日致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戴汝为院士的信中，一开头就提到“近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2期(20顶)王钟俊的《论神话思维的特性》，又联系到去年《自然杂志》5期戴运生的《第二次成人过程原理》，我想到一个问题：人脑的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寥寥数语，便透露出钱学森阅读面之广也反映出他的关注面之广。
值得提到的是，从1958年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直至后来改名为《求是》杂志，他每期必读。
钱学森的剪报习惯，其实早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养成。1950年8月下旬，美国海关无理扣压了钱学森的八大箱准备托运回国的行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细细审查这些行李时，发现内中有九大本、400多页按照不同主题分类的剪报。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的科学家的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钱学森也注意保存自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剪报，便于自己查阅、检索。1994年7月5日，钱学森在致王寿云等人的信中，亲笔写了一份《钱学森论文艺与文艺理论著述目录(1980年至1994年)，便开列了自己的21篇文章目录，这目录极其“规范”，不仅按照文章发表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都按照篇名、报刊名、年月日。倘若是报纸，还注明第几版；倘若是期刊，则写明第几期、第几页。这种精确到报纸的版、期刊的页，体现了钱学森治学的严谨。
年过九十之后，钱学森虽然仍每日坚持看报，但是毕竟体力有限，已经无法一一亲自剪报。他只能请身边的服务员代劳。不过，服务员要么贴歪了，要么日期、报刊名写不完整，钱学森不满意。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我来!”钱永刚贴的剪报，跟钱学森一样规范，钱学森这才满意。
最近几年，已经年迈的钱学森，只能大致上看看报纸大标题。他对哪篇文章有兴趣，就请服务员读给他听。他依然是那么关注国家的命运，
科学的进展。
“铁杆”广播迷
我见到钱学森两件特殊的“作品”：一个是他自己设计的音箱，另一个褐色的木柜，看上去像是五斗橱，钱永刚告诉我，那是钱学森自己设计的收音机。
钱学森不仅每日读报，而且每天收听广播，是一个“铁杆”广播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一档科学普及节目，叫做《科学知识》。在=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知识》有两个忠实的听众，一个是作家夏衍，一个是科学家钱学森。
夏衍当时是文化部电影局局长。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听见夏衍在那里谈电脑、激光、人造地球卫星、人工合成蛋白质等等，头头是道。他笑道，他的这点“本钱”，是从广播里听来的。作为文学作家，他每天都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借以了解科学。
我在《解放军报》上看到过一篇报道，说钱学森也“每日必闻”——每天早上6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科学知识》节目。有一次，有人当面“考”他，今天旱上的《科学知识》广播什么?钱学森脱口而出：“讲的是南京天文台的趣事。”
、
钱学森身为科学家，为什么还要收听《科学知识》节目呢?因为专家只是在他的专业范围内是“行家里手”，专业以外的知识，需要从科普作品中汲取。钱老学识渊博，他天天听《科学知识》节目，说明他深知专家也需要科普的道理。
钱学森曾回忆说：
早些时候电台每天早晨有个15分钟的《科学知识》节目，后来改叫《科技与社会》，我是天天听这个节目的。1984年在人民大会堂开茶话会，纪念这个节目开办35周年，我去参加了。当时我说要在15分钟以内使听众有所收获才算成功，不要让他听了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没起到作用。
钱学森“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是每天晚上六时半，他必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为此，钱家通常在晚上六时吃晚饭，钱学森在半小时内吃完晚饭，然后开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非常关心国内外的政治动态，以为《新闻联播》是信息准确而又及时的节目。
直到90多岁了，钱学森还一直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不过，他的听觉渐渐减弱，特别是女声，他往往听不清楚。钱永刚告诉我一个细心而又有趣的观察结果：《新闻联播》节目是男女声交错播送新闻。男声在播的时候，钱学森睁大眼睛在听。到了女声播出的时候，钱学森的眼睛闭上了。接着，男声播出，他的眼睛马上又睁开了!
令我惊奇的是，钱永刚说，钱学森几十年来不看电视。对此，钱永刚解释说，这是钱学森早年在美国任教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加州理工大学的教授们为了专心工作，很多人不看电视。
但是，最近几年钱学森开始看电视了，那是由于他的听觉的衰退，听不清楚广播，改为看每晚七时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虽说依然听不清播音员的声音，但是他可以从电视画面大致了解国内外动向。
看完电视节目，他开始练气功，然后睡觉。
有趣的是，我看到一大摞钱学森用过的扇子。钱永刚说，钱学森喜欢用扇子，不太喜欢电风扇。
钱学森写信
钱永刚送我一套《钱学森书信》，总共十卷，十六开本。钱学森秘书顾吉环告诉我，他曾经遵钱学森的嘱咐，给美国友人寄过一套，总重量为35公斤!
这套《钱学森书信》所以又大又厚，不仅仅因为钱学森的书信多，而且是手稿的影印本。
钱学森的书信，总共达一万多封。《钱学森书信》所收录的，还只是钱学森的3000多封书信。另外，《钱学森书信》只是选编了1955年6月15日至2000年11月26日期间的部分书信。
我逐卷阅读《钱学森书信》，由于是手稿影印，可以看出，钱学森的这些书信全部是亲笔，不是秘书代劳。他的字，端端正正，没有一封龙飞凤舞。书信卷面非常干净，没有“大花脸”——大量的圈圈改改，偶而有一两处涂抹，可见他写作时思路非常清晰。
信的开头，总是写上收信的单位名称或者地址，然后才写收信人名字。信末，除了早期的少数信件把“1959”写作“59”或者没有写年份之外，绝大多数信末都清清楚楚写明年月日。有的人写信，往往只写月日，不写年份，这样过了几年往往弄不清楚是哪一年写的。
一笔一画从不潦草。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他的右手颤抖，字迹才有点歪扭，但是依然清晰可辨。像他这样的年龄，早年写惯繁体汉字，在写信时，间或会出现一些繁体汉字是习惯使然，但是我注意到他的书信，除了“协”字写成繁体的“恊”之外，几乎是清一色的简体字。这表明钱学森在回国之后，非常认真学习简体字。
顺便提一句，1956年钱学森刚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礼堂为200多位科技工作者讲授工程控制论，在整个讲座中没有夹杂一个英语单词!须知，当时他在美国生活了20年，讲英语比讲汉语更流利。为了在讲座中涉及的科学名词能够用中文表达，他事先花费了不少功夫作准备。
不过，在钱学森的书信手迹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不规范的简体字，如“意”字写成“乙”下面一个“心”字，“展”写成“尸”下“一”横，“部”字写成“P”等等。这些字，大都是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公布之后，由于受到普遍的反对，只试用了半年多，到了1978年7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停止试用这批简化字。可是，当时已经认真学习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的钱学森，有的字写惯了，没有改过来，所以仍然沿用那些被停止使用的简化字。
在书信中可以看出，钱学森的习惯用语“您们”，现在很少有人用了，甚至有人认为不合乎汉语规范，但是老舍、王蒙、从维熙的作品中都用过“您们”，表明“您们”还是可用的。
我最为看重的是收入《钱学森书信》首篇，即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致陈叔通的信的手稿。钱学森用一手繁体汉字，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
钱学森致陈叔通的这封信是历史性文献，理所当然成为《钱学森书信》的开卷之篇。
《钱学森书信》其实是钱学森对方方面面的问题发表见解的真实记录。他的涉猎面之广学识之博，是令人佩服的。
钱学森的书信，是用钢笔书写的。除了早年少数几封信用印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公笺之外，绝大多数是用A4白纸写的。收入《钱学森书信》的信中，除了最初的两封信是竖书之外，其余都是横写。虽然白纸上没有横线，钱学森的一行行字都保持水平，而目行距相等。
《钱学森书信》能够得以出版，钱学森秘书涂元季功不可没。他在1983年起担任钱学森秘书，就把所有钱学森寄出去的信件复印留底，所以《钱学森书信》中才有那么多钱学
森书信手迹。钱永刚说，“几十年下来，一个保险柜被塞得满满的。”
我问钱永刚，1983年前的钱学-森书信没有留底，怎么办呢?他说，靠征集。虽然征集了不少，但是失散的还是很多。
我又问，钱学森的书信有没有用电脑写的呢?钱学森发不发E-mail?
钱永刚的答复使我惊讶：钱学森从来不摸电脑!尽管钱永刚是电脑软件高级工程师，他1988年毕业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工作，但是钱学森从不使用电脑，当然也就谈不上用电脑写信和收法E-mail了。
我还问，钱学森记不记日记?
钱永刚说，不记。不过，钱学森有着非常详尽的工作笔记，每天都记，相当于日记，一本又一本。只是他回国之后的60多本工作笔记，因为涉及国防机密，所以至今仍保存在他的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这些工作笔记什么时候能够公开，恐怕还要等很久。
从美国归来的“宝贝”
钱学森深厚的科学功底，令“两弹一星”系统的科技人员打心底里佩服。几度在发射现场发生重大疑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钱学森作为主帅力排众议，作出果断而准确的决定。事实三番五次证明，钱学森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带领科技人员走出困境，闯过难关。很多人除了敬佩钱学森的天才之外，不明白钱学森为什么在科学上能够有一双洞察迷雾的火眼金睛。
1993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才使许多人明白钱学森学问的来历。
那时候，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忽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洛杉矶的电话。电话的那一头，响起了男声，说自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弗兰克·E·马勃(Frank E·Marble)，是钱学森的老朋友。他说，自己很快就要退休了。他收集、保管了钱学森先生大量的手稿，这些手稿非常珍贵。他知道钱学森曾经是研究所的所长，问研究所要不要这一大批手稿?
真是出人意料，1955年钱学森被美国“驱逐出境”的时候，美国移民局不许他带走手稿。这样，大量的手稿就留在了加州理工学院。没有想到，将近40个年头，居然这批手稿尚在!
喜出望外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除了对马勃教授连声道谢之外，马上打电话给正在美国探亲的郑哲敏院士，希望他跟马勃教授联系，能否带回这一批珍贵的手稿。郑哲敏院士是钱学森的学生，闻讯当即从美国东部飞往西部的洛杉矶。他在马勃教授那里，看到了共达15000余页、重达80磅重的钱学森手稿，又惊喜又震撼!
马勃教授是在1946年与钱学森相识，共事于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他是富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当钱学森被美国移民局关进监狱的时候，他开车前去探望钱学森，并为钱学森找律师申诉。
1955年当钱学森离开美国之后，他看到钱学森的手稿散落在钱学森原先的实验室、办公室里，就帮钱学森收集起来。钱学森有个很好的习惯，他总是把手稿、资料保存在一个个牛皮纸的口袋里，在袋上写明文件的总标题。马勃教授把这些牛皮纸口袋保存起来，经过将近40年，仍完好无损。
郑哲敏院士代表钱学森向马勃教授深表感谢。他把一部分手稿先带回中国。接着，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邀请马勃教授夫妇访华。199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成立40周年的时候，第二批钱学森手稿由马勃先生亲自带到中国。至此，钱学森的手稿全部完璧归赵。
钱学森的这些珍贵手稿，被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全部文稿用英文端端正正书写，字迹娟秀，简直是一页页艺术品。手稿分门别类装在一个个牛皮纸大信封里，有条有理。这些手稿，涉及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工程科学、物理力学等方方面面。如此众多的手稿，无声地说明了钱学森那广博深邃的学问是怎么得来的。
山西教育出版社从中选编了一部分，出版了《钱学森手稿》，让更多的读者领略钱学森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中国科学院党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同志在读到《钱学森手稿》之后，撰写了《让科学精神永放光芒——读(钱学森手稿)有感》的文章，他指出：
这是一份难得的世界科学精神的宝贵财富。我虽不懂得英文，也不懂得力学专业知识，但看到学森同志当年做学问时写得清秀流畅的一串串英文，工整严密的数学公式推导，大量复杂的数值计算，严格规范的作图制表，再加上编者通俗易懂的中文说明，使我看到了在《手稿》中所体现的闪闪发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作风。
顺便提一笔：曾经在钱学森手下工作多年、后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回忆说，他最初当参谋的时候，受到钱学森的一次表扬。那是因为钱学森看到他总是随身带着工作笔记本，随时进行记录。钱学森的表扬，使伍绍祖从此一直保持这一良好的工作习惯。
丰硕的人生秋天
在2007年，钱学森被美国《航空周刊与航天技术》杂志评为年度人物。可以看出，96岁的钱学森在太平洋彼岸依然是那么地引人注目，富有影响。
也就是在2007年，钱学森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当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从这两个“年度人物”可以看出，愈是晚年，钱学森的声望愈高。可以说，在钱学森晚年，荣誉纷至：
在1989年，78岁的钱学森荣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W.F.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小罗克韦尔奖章”是国际理工研究所于1982年设立的最高奖赏，每年授予至多三位在国际理工界有很高声望的科学家。当时，在接受“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称号的科学家16人中，钱学森教授是惟一的中国学者。
国防科工委和中国科协为祝贺钱学森获得“小罗克韦尔奖章”，举行了座谈会。钱学森在会上说：“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名中国人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
在1991年10月16日，80岁的钱学森荣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可以说，这是钱学森所有获得的奖励中的最高荣誉。
钱学森在获奖时深有感慨地说，自己能够为国家做一点事，是与党的领导和在座同志们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没有党和集体，他将一事无成。
接着，在1995年，香港的何梁何利基金颁发首届“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时，把84岁的钱学森列为首选人物。
1996年4月，在交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的钱学森图书馆，矗立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新世纪广场。这是中国第一座以科学家命名的图书馆。
在1999年，当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两弹一星”元勋时，88岁的钱学森理所
当然名列其中，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议批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763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钱学森星”。11月7日，霍英东奖金委员会把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授予90岁的钱学森。
2007年12月9日，96岁的钱学森除了成为中国与美国两项“年度人物”之外，还获得母校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校友奖”。
2009年12月28日，“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京大学举行，98岁高龄的钱学森获最高大奖一“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奖”。
2009年12月25日，在新中国60大庆前夕，钱学森入选“中国因你而骄傲，世界为你而感动”为主题的“建国60周年感动中国60人”。
晚年的钱学森，几乎成了“获奖专业户”。
种种奖励和荣誉，对于钱学森来说，是名至实归，是对他为中国、为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的肯定。
尽管在钱学森的晚年，各种各样的荣誉如同雪花般飞来，但是钱学森本人非常低调，他坚持“四不”：
一不题词；
二不好为人序；
三不出席各种应景活动；
四不担任顾问、名誉顾问。
当人们称颂他是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父”，他总是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那么多人共同努力，哪有火箭?哪有导弹?
钱学森走过漫长的人生之路。我曾经仔细看过钱学森与中共四代领袖的合影，仿佛浓缩了不同岁月的钱学森身影：
1956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国宴上请钱学森坐在他的身边，那时候45岁的钱学森一头黑发，显得那么年轻活跃；
1989年10月，邓小平接见钱学森时，78岁的钱学森头发稀疏，但是仍很精神；
1996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去看望钱学森时，85岁的钱学森不能站立，只能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但是谈吐自如、思维活跃；
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去看望97岁的钱学森时，钱学森坐在床上，虽然听觉差一些，仍能与胡锦涛交谈。
钱永刚用一句很概括的话，形容步入晚年的钱学森：80岁起拄拐杖，90岁起坐轮椅。
钱永刚说，钱学森不久前体检，无慢性病，大夫说“心脏如同60岁的人”。
钱学森有严格的作息制度。他一般是在下午见客。由于年事已高，通常不见客。每年的12月11日，来客特别地多，因为那是钱学森的生日。
另外，神舟系列飞船成功发射之后，航天员们前来拜访钱学森，这差不多成了惯例。杨利伟、聂海胜、费俊龙、翟志刚都上门看望过钱学森。
钱学森最喜欢吟诵的诗是：
事理看破胆气壮，
文章得意心花开，
步入晚年，钱学森思索的范围更加广阔，迎来了人生丰硕的秋天。他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科学理念和理论。他修订再版了《工程控制论》，写出了《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文库》，整理出版了《钱学森文集》、《钱学森手稿》、《钱学森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