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建国神庙是用于祭祀伪满洲国建国元神“天照大神”的国家寺庙。为了彻底实施殖民统治，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从1937年起，“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全面参与了“建国神庙”的顶层设计，还作为日本关东军在伪满皇宫的直接代理人，逼迫傀儡皇帝溥仪接受这一方案，赴日迎回“天照大神”神器，建国神庙建成后，又监督溥仪定期前去祭拜。可以说，建国神庙的创建与溥仪的日常参拜都与吉冈安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吉冈安直；建国神庙；天照大神；傀儡皇帝
[中图分类号] K26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201（2015）03-0052-05
位于伪满皇宫旧址院内的建国神庙旧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日本侵略者企图进行宗教侵略、精神奴役中国东北人民的重要历史罪证。对于伪满建国神庙的研究，学界目前从历史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国家祭祀的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考证①，但是对于建国神庙具体的决策过程、建设过程以及日常祭祀的情况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则从伪满时期重要政治人物——“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与建国神庙关系的角度，对这一罪证文物进行考察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吉冈安直与建国神庙创建的决策
吉冈安直，1890年出生于福冈县八屋町宇之岛，192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校，1935年3月被任命为伪满傀儡皇帝溥仪的“帝室御用挂”[1]97。“御用挂”是日语名词，“挂”是从事办理的意思，“帝室御用挂”就是从事办理帝室和皇帝的事情[2]。
吉冈安直在伪满皇宫的工作，是受日本关东军的指令，从政治、生活、思想上全方位控制溥仪，对溥仪的一切政治活动都要进行干预。溥仪谈起吉冈安直曾说过：“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切听他吩咐”[3]356。
1937年，伪满洲国建国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对内治安已经渐趋良好，国都建设计划顺利开展，与伪满建交的国家逐渐增多，内外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了下来，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得日本关东军方面逐步有能力思考如何加深对“满洲国”的控制。加强对伪满的控制，就是在已经完成独立“建国”，确立“日满一德一心”关系的基础上，重点从思想和精神上强化对伪满的控制。
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精神统治，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协和会开始着手研究，很快在日系官吏、协和会之间酝酿出一种共识，“满洲国”发展至今，从其建国到如今的各个阶段，都有“建国之神”的护佑，“满洲国”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应对这个建国之神加以尊重，加以祭祀，以作为国民的“精神寄托”[4]。
接下来，日本关东军责成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就祭祀场所的名称，提出了建国庙、建国大神庙或建国神庙等多个提案。就祭祀对象，也有多种观点，如关东军参谋片仓衷提出，“满洲国”的诞生渊源是出自天机、地缘、人和三要素，故应祭祀体现天时的天神，体现地利的明治天皇、清太祖，体现人和的为“满洲”建国而献身的日满忠灵，从而提出了多神信仰方案；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则认为，不应崇奉日本人信仰的神，应崇奉汉族信仰的神；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提出，根据民族协和的国体，应崇奉各民族共通的神；而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意见比较被大家接受，他认为“回顾满洲国的建国历程，将旧军阀暴政下的东三省建成光辉的王道乐土的，是关东军，关东军是皇军，皇军是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军，也是天照大神的御军，因此满洲国的创建基于天照大神御军的热血，而建国神庙所应奉祀的神体，舍天照大神而无他也”[5]。
天照大神被日本皇族尊为祖先神，亦成为日本神道所尊奉的主神，从而成为被赋予了政治色彩的日本国家神[6]。以天照大神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引起了关东军方面很多人的反对，因此在祭神问题上迟迟没有达成共识。
这个决策创建建国神庙的过程，在《我的前半生》中得到印证，溥仪回忆：
后来我才听说，在日本军部里早就酝酿过此事，由于意见不一，未做出决定。据说，有些比较懂得中国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庄繁之流，曾认为这个举动可能在东北人民中间引起强烈的反感，导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搁了下来。后来由于主谋者断定，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会扎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间，也会习以为常，于是便做出了这个最不得人心的决定[3]364。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建国神庙”的提议被迫暂时搁置。伴随着中国抗日战线的不断扩大，日本关东军为了控制和稳固后方，于1938年8月再次提出：“创建建国神庙是为了达到国家的目的而统一信念，成为各民族的统一信仰，应以真正谋求可成为满洲国永久的生命为追求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适当的方针政策”[7]。至此，吉冈安直关于建国神庙的名称、祭祀内容的提案被正式采纳。
二、吉冈安直逼迫溥仪访日迎回天照大神神器
1939年5月，诺门坎事件发生，使得日本关东军一时无暇顾及设置建国神庙，同年9月，梅津美治郎替代植田谦吉充任关东军司令，上任伊始，就开始安排吉冈安直筹划建国神庙的建设，在吉冈安直的协调下，决定安排溥仪访日，迎取天照大神神器。
确定了由溥仪访日迎取天照大神神器的计划后，吉冈安直就开始对溥仪进行种种劝说，对这一过程，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有十分详细而生动的描述：
（1939年）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我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鼻子发出了一阵嗯嗯之声，回头向我说：“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自然应该相同，哈？”然后他向我解释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现人神”，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通过这条高压线在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句，就没电了[3]362-363。
这种隐晦的提示令人颇为费解，但溥仪对日本关东军要设置国家宗庙的事情有所了解，加上吉冈安直对溥仪的诱导方式和刚刚离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如出一辙，“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不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被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弄得心神不宁，一时来不及办这件事。植田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在他临走的时候，大概又想起了这件事，于是在辞行时向我作进一步表示：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也该与日本一致。他希望我把这件事考虑一下”[3]363。联系起来思考，溥仪很快明白，吉冈安直要他做的事情，正是去日本迎回“天照大神”。
建设建国神庙，供奉日本的祖先神，和溥仪的政治理想是相悖的，尽管复辟大清的幻想随着“凌升事件”的发生已经破灭，但是溥仪仍然很难从感情上真正接受祭祀日本的天照大神。
为了促使溥仪早日下定决心，吉冈安直给溥仪洗脑的方式也变得很干脆，除了劝说，还软硬兼施，对溥仪进行威胁。1940年，吉冈安直向溥仪下达赴日迎接天照大神的最终通知，吉冈告诉溥仪，“此举是表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日满宗教必须一致”，溥仪稍有言语不和，吉冈安直声色俱厉的反驳，说“这是关东军司令的命令，日本的既定方针，不容置喙”[8]205。于是，将保命作为第一要务的溥仪，附和了日本关东军的要求，答应赴日迎取“天照大神”神器。
关于是否要在伪满洲国建立“建国神庙”、是否将天照大神供奉在伪满洲国这两个问题上，日本皇室、内阁与关东军的意见并不一致。例如，在迎取天照大神的御灵代，也就是祭祀用的神器——八咫镜这件事上，意见分歧很大，“建立建国神庙时，满洲国方面曾要求日本赐赠圆镜，米内光政内阁阁僚、宫内省官员多以满洲国是外国拒绝了这一要求”[9]。
为了贯彻日本关东军在伪满建立建国神庙的决议，吉冈安直又飞赴日本，进行多方面的游说，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达成了由“满洲国”自己筹措神镜，到伊势神宫“持参修祓”的妥协办法，即通过一定宗教仪式使一面普通的镜子，摇身一变，成为可在建国神庙中供奉的、代表天照大神的神器。据时任伪满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阮振铎回忆，“银镜是在日本京都定做的，去定做的人是伪满驻日大使馆的秘书，制成后先拿到伪使馆交伪大使亲自保管，镜系圆形，银质，用银八十两，银镜由伪外务局长韦焕章背回长春”[10]。
在溥仪准备出发访日时，日本关东军已经开始指派专人在伪满皇宫东御花园内开始了伪建国神庙的奠基建设工作。
在第二次访日期间，吉冈安直监视并限制溥仪的一言一行，在会见日本天皇裕仁前，吉冈安直交给溥仪一张纸，上面主要是溥仪这次和日本天皇裕仁谈话的范围，命令溥仪在见到天皇时，表达“基于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愿意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满洲国奉祀”是出于衷心自愿的意思[8]18。
此时，已经对日本丧失任何抵抗能力的傀儡皇帝只好全部照做了，在这种精心的安排下，天照大神的所谓神器，最终被迎回了伪满洲国。回到“新京”第二天，吉冈安直便向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汇报，溥仪在参拜伊势神宫后，决定把天照大神作为建国神庙的祭神进行供奉。
日本学者中田整一曾经就吉冈安直提出祭祀天照大神一事提出质疑，他援引曾经担任过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宣传处长武藤富男的观点，指出吉冈安直从为人上来讲，不是一个能有此构想并强硬实施的人，认为这一构想出自溥仪的要求[1]100。但是从溥仪的一贯表现来看，无论是在登基成为伪满皇帝时执意要穿龙袍、祭天，还是伪满皇宫内主要建筑的命名，如勤民楼、怀远楼，溥仪一心想的就是复辟大清，而祭祀日本的祖先神与复辟大清正好背道而驰，这一点，溥仪自然明白，所以才会在上橿原神宫的火车上大哭，因此他不会出自本心要求祭祀天照大神，充其量是在吉冈安直的暗示和监视下，为了保命，迎合了日本关东军通过吉冈安直传达的设置建国神庙的想法。
三、吉冈安直与创建建国神庙
在接回天照大神神器的归国途中，吉冈安直按照日本关东军事先设计好的方案，拿出了一纸原文，告诉溥仪，这是回国后要颁发的《国本奠定诏书》的原文，“他勒令我回长春之后，必须颁布这诏书”[8]206。回国以后，“祭祀建国神庙”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1940年7月11日，伪满当局召开了奉祀天照大神的临时国务会议，并发布如下决定：（1）由皇帝奉祀天照大神；（2）为此创建建国神庙；（3）颁布国本奠定诏书；（4）创建其摄庙建忠灵庙、祭祀殉国忠灵；（5）据以上几点修订组织法，增加关于皇帝祭祀的条文；（6）制定祭祀府官制等。
7月15日凌晨2时30分，溥仪亲自参加“建国元神”天照大神建国神庙的落成仪式——镇座祭，将溥仪访日接回的象征天照大神的神器安放在建国神庙中进行祭祀[11]。
午前11时，在伪满皇宫勤民楼内，溥仪召集日满大臣，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
“朕兹为敬立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烝烝日跻隆治。仰厥渊源，念斯丕绩，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是以朕向躬访日本皇室，诚悃致谢，感戴弥重，诏尔众庶，训以一德一心之义，其旨深矣。今兹东渡，恭祝纪元二千六百年庆典，亲拜皇大神宫，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以身祷国民福祉，式为永典，令朕子孙万世祗承，有孚无穷。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笃保神庥。尔众庶其克体朕意，培本振纲，力行弗懈，自强勿息。钦此”[12]！
这一诏书，明确了两点，一是日“满”关系从一德一心的友邦，变成了需要日本天照大神、天皇陛下护佑的亲邦关系；二是建立建国神庙，明确了天照大神为伪满洲国的建国元神，“惟神之道”成为国家的根本，日本皇室的祖先神，正式成为“满洲国”的建国元神。
这一诏书的实质，曾任伪满洲国协和会指导部长的古海忠之一针见血的指出：“通过这一诏书，把日满两国的立国根本统一起来……换言之，满洲国虽然采取独立国的形态，但是与日本则是完全一体的，承认为日本的延长，现在通过国本奠定诏书的发布，把精神、思想和日满不可分强加给中国人民，对东北人民进行全面镇压和愚昧化、奴隶化”[8]212。时任国务院总务厅长的星野直树在谈到建国神庙时，也点破了其实质：“建建国神庙，阐明御访日之意义，实益表明日满两国一神一德一心万事不渝者也”[13]。
对溥仪而言，建国神庙的创建，使得他复辟大清的幻想永无可能实现。对于这一点，溥仪实际上在当时也十分清醒：“（建国神庙）不但要以宗教的毒素，来麻痹当时的人心，并且是想用认祖宗的异想天开的思想侵略手段，达同化的卑鄙野心”[14]。
为了维护建国神庙的尊严和地位，吉冈安直又推动溥仪以赦令的形式，发布了《对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不敬罪处罚法》，规定：“对于建国神庙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建国神庙之摄庙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15]。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强迫东北老百姓，祭拜日本的天照大神，一时之间，在东北各地出现了295座神社。
四、吉冈安直督促溥仪祭拜建国神庙
吉冈安直随后参与了祭祀的具体安排工作。
一是吉冈安直直接参与溥仪祭祀服的设计。根据长期在伪满皇宫工作的周君适回忆：“天照大神”迎回来以后，吉冈安直秉承日本关东军的意旨，为溥仪精心设计制作了一套祭拜“神庙”时穿的冠服，这套冠服奇丑无比，毫无美感。
帽子上满缀着五光十色的珠翠穗子，不像古帝王的冠冕，类似戏台上的皇后娘娘和城隍奶奶戴的凤冠，戴在头上，走起路来，叮叮当当，怪模怪样，溥仪看过后，哭笑不得，情急生智，告诉吉冈安直，现在正值战争，理应穿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并说穿军服可以戴上日本天皇赠的勋章，可以充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的关系[16]。
关东军听溥仪说得振振有词，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抵触，没再强迫溥仪参拜建国神庙时必须穿祭祀服。
二是吉冈安直安排神课给溥仪洗脑。1941年、1944年先后两次，在吉冈安直的安排下，特聘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笕克彦博士进宫，于勤民楼健行斋为溥仪讲授“惟神之道”，每隔一日，讲授一次，讲授约20次。每次吉冈都会要求伪总理大臣、伪参议府议长、伪宫内府大臣、伪尚书府大臣等满系主要官吏陪听，为这些人洗脑。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此有比较充分的回忆，由于治安部大臣于芷山听课时歪着头打呼噜，结果被撤了职[17]276。
三是吉冈安直充当了溥仪到建国神庙进行祭拜的督促者角色。作为伪满宫廷中溥仪一言一行的实际控制者，吉冈安直积极执行日本关东军强加给溥仪的宗教祭祀命令，每逢每月初一、十五及建国节祭、元神祭、迁座祭、临时亲告祭等祭奠时，都要求溥仪采取日本式的祭祀方法，按举篝火、撒米粒、行修祓等繁文缛节进行祭奠，溥仪无一例外全部照做了。
在伪满末期，日本打了胜仗、败仗，吉冈安直也强迫溥仪到建国神庙进行祭祀祷告，“凡是日伪报纸上登载了日本侵略者打了胜仗，吉冈安直就令我上伪神庙祭拜，算是谢神庥保佑打了胜仗，后来日寇愈战愈败，吉冈安直又慌慌张张的令我赶紧到伪神庙祈祷神佑”[17]276。
由于积极配合和表演，两人在祭祀天照大神这件事上，表面并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冲突，但溥仪内心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在抚顺关押期间，溥仪所提交的一份笔供中提到，“日寇这种宗教侵略，是企图赶尽杀绝，要消灭中华民族的血统，要使东北人民永远陷入日本的殖民地当奴隶地位，这个滔天罪行必须由以下几个人负责：总主持是裕仁、主持者是梅津美治郎，策划者是饭岛穰、吉冈安直、星野直树，我是施行日本宗教侵略，出卖民族利益的人”[8]205。
结 语
吉冈安直来到溥仪身边之时，身兼“帝室御用挂”、日本关东军参谋等数职，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监督溥仪，迫使溥仪完全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行事。在创建、祭祀建国神庙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吉冈安直不仅是一个忠实的执行者，同时也积极贡献自己的才智，在建国神庙的祭祀对象、祭祀方式、祭祀服饰等等顶层设计上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从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得了日本天皇赏赐的正三位勋一等功四级瑞宝勋章。
此外，吉冈安直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他是日本陆军史上唯一一位完全没有部下并且一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的人物，由此可见，吉冈安直在伪满期间控制监督溥仪的工作完成得多么“出色”。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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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shioka Yasunao and the Foundingstate Shrine in Manchukuo
PENG Chao
（The Museum of the Imperial Palace of Manchuria， Changchun，Jilin，130051）
Abstract： The foundingstate Shrine of Manchukuo was built in the Imperial Palace of Manchuria.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colonial rule，since 1937， Yoshioka Yasunao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founding of the foundingstate Shrine，the decisionmaking work and the specific arrangements for the work according to the Japanese Kwantung Armys plan.As the agent of the Japanese Kwantung army， Yoshioka Yasunao forced Puyito acceptthis proposal and to receive Amaterasu artifact from Japa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Foundingstate Shrine， Puyi went to worship the regular supervision. Yoshioka Yasunao had a ver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Foundingstate Shrineand Puyisdaily worship.
Key words： Yoshioka Yasunao； the Foundingstate Shrine； Amaterasu； puppet emperor
[责任编辑：郭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