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国家利益重于一切的科学泰斗

工程物理造就一位天才提供了通道。为此，钱伟长不得不拼命学。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钱伟长的物理及格了。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达到八十多分。“那时候跟我一样拼命的有华罗庚。我是很用功的，每天早晨5点到科学馆去背书，可是华罗庚已经背完了。”对这段求学经历钱伟长记忆犹新。他在物理系苦读了四年，变成全班物理学得最好的学生。

清华六年，让钱伟长从瘦弱的“out of scale”（1.5米以下不合格身高），成长为强壮的校田径队和足球队队员，这得归功于体育教授马约翰先生。钱伟长对体育的钟爱一直持续到老年，60岁时参加教研组的万米赛跑还能遥遥领先。

1939年8月1日，钱伟长和清华中文系同学孔祥瑛在昆明西南联大结婚，吴有训先生主持了简单的婚礼。三周后，中英庚款会公布他和林家翘、段学复、傅承义、郭永怀等9位西南联大同学考取了第七届留英公费生。

在国际物理界一鸣惊人

1939年9月2日，中英庚款第七届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不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在等候通知期间，钱伟长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不同形状的板壳有不同的方程。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他以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析之创新思想，居然获得了前所未闻的统一内禀理论。

1940年8月初，庚款会再度将钱伟长等留学生召集于上海，赴加拿大。9月中旬学生们终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始了艰辛的留学生涯。

钱伟长和林家翘、郭永怀同时师承应用数学系的辛祺教授。师生第一次见面，辛祺教授就发现自己和钱伟长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只是导师宏观学生微观而已，尽管当时所得到的结果还不能统一，但深信既是同一实质，必将能统一。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即决定师生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祝贺冯·卡门教授60岁诞辰。祝寿论文集于1941年夏季刊出，共24篇论文，作者均为“二战”时集聚北美的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铁木辛柯、科朗等，钱伟长是唯一的中国青年学子。这一旗开得胜之举增强了他的自信和中国留学生的知名度。

1942年底，钱伟长即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1943年至1946年期间，钱伟长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同时还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钱伟长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以及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等，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由于钱伟长在航空研究上的成就，他成为了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得克萨斯州白沙试验场进行下土式火箭发射实验和液体火箭发射实验。同年秋，他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这是国际上第一篇这方面的论文。其中一个重要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方程”，他提出的非线型偏微分方程，被国际誉为“钱氏摄动法”。

国家利益重于一切

1946年，他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这几年确实是钱伟长一生科研的多产期。然而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乘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名为回国探亲，实际上，早已做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由于钱伟长在科研中接触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了让美方顺利放行，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还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就连刚刚晋级的薪水也没有去领取。

钱伟长1946年8月初回到阔别8年的北京清华园。在母校清华大学当了一名普通的教授。9月，爱妻祥瑛自成都携已6岁的儿子元凯赴京，钱伟长才第一次见到儿子。那年月物价飞涨，作为穷教授的钱伟长入不敷出。到第二年冬季长女开来出生后，只得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彭桓武等告贷度日。

“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钱伟长反复强调。据钱老回忆，他这一生学过十几个专业，科研生涯涉足几十个行业。每一次重大的改变和选择，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

为了生活，更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新中国成立前，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三校的基础课应用力学、材料力学和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锥流和水轮机曲线导板的水流离角计算等领域不懈研究，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

1949年3月，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叶企孙任主任，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周培源为教务长兼常委，费孝通和钱伟长为副教务长兼常委，陈新民为总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

在繁忙的教学与科研之外，钱伟长还为北京各所高校培训应用数学与力学的师资。社会兼职也令他忙得不亦乐乎。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他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并兼任中科院学术秘书。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花大量精力参与由周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在规划研讨会上，周总理公开赞誉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为“三钱”。

1953年，钱伟长还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在忙得连喘气都很紧张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是没有打乱自己的科研节奏。凭着让新中国科技早日腾飞的满腔热情，这几年他发表了20多篇成绩卓著的科研论文，出版了《弹性柱体的扭转理论》、《圆薄板大挠度问题》等专著。

1955年前后，他参加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在激烈的争论中，他和钱学森、钱三强一起，顶着压力，极力主张列入原子弹、宇航、计算机和自动化等4个项目，而没有提自己的专业，因为诞生不久的新中国需要它们来扬眉吐气。195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弹性力学专著。

1957年，钱伟长被错划为右派，此后他丧失了20余年珍贵的年华。直到1979年夏，党中央以文件形式公布的被错划为“右派”的55名党外人士一律予以改正，并恢复名誉，钱伟长是其中还活着的七人之一。

1980年，钱伟长率团参加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中文计算机会议，并公开表示：“中文计算机将由中国人自己搞，我们自己将做出世界上最实用、最优化的中文计算机来。”回国后，即组织了中文信息研究会。由于钱伟长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汉文化根底，在1985年他独创了宏观字形编码法，俗称“钱码”。“钱码”以高速易学闻名于世，为IBM机所采用，并获得1985年上海科技发明奖。

1983年1月12日，钱伟长被邓小平亲自批示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从而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钱伟长就倡议“拆掉四堵墙”: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系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育与科研之墙；“教”与“学”之墙。为此，他抓师资队伍建设，抓科学的学制建设，抓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抓学校硬件设施和软件建设……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告诫师生：“我们中国青年应当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应当用高尚的思想去指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们承认现在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对此，我们不能光抱怨这个社会有问题，我们自己同样有责任。我们的民族若没有那么一批人敢把国家的责任挑起来，用全部精力为国家和民族工作，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被人欺压。”

1980年后，钱伟长相继被选为民盟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副主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编审委员会委员等。这二十多年来，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多彩的政治社会活动，广阔的学术天地，使钱伟长的生活更富有意义。这位可敬的老人担任上海大学校长，却不拿学校一分薪金，在上海连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都没有，常年住在学校条件很一般的招待所。

2004年3月12日，钱伟长受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些科学家的委托，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编研出版《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系列图书，该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2006年12月，《概览》项目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划拨的国家重大出版项目启动资金。科学出版社成立了专门工作机构，负责整个项目的运转。该项目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传播科学、创造未来具有划时代意义。

钱伟长的人生是独特的：文理相济、中西融会的学习经历；顺逆交替、宠辱数变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对教育的那份特别感悟和深刻思考。正所谓，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这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决定了钱伟长的教育思想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他的一位学生的话或许是对他此生最好的评价：“钱老传奇般的人生是最好的教科书；他的爱国敬业无私无畏的精神，求真务实追求创新的理念，敢作敢为坦坦荡荡的人生态度，是我们永远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