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一思想引导了西方美术教育很多年，当然，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术教育由于受到现代艺术的冲击，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而我们选择青铜器、石雕作为教材，并不含有这种目的，我们关注的是青铜文化独特的创造性，而雕刻艺术能够容纳多样化，他们各成体系。青铜器作为器物首先是可用的，它是礼器，但它把审美贯彻到体、用的全过程，从来没有把器物纯形式化，总是和精神的表达联系在一起，体用的统一，可以说贯穿到整个中国的艺术发展史中。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学生学会做青铜器，也不是把青铜器作为元素运用在画面里，而是要弘扬先人的创造精神，在学习中去体会领悟这些青铜器的制作，通过造型的千锤百炼，创造的这种观念性、抽象性，他们对造型艺术的借鉴和启发是不言而喻的。
为什么要改革基础教学，讲建立中国自己的教学体系，因为年轻人不给他这个机遇，不利用考古学发展这么重要的成就，从一年级开始就把中国体系里的知识、思想、成果教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选择一条路，我觉得实在是太可惜了。审美是有历史传承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传统是一切从生活方式、思想、教育，从一般教育到审美教育，完了还有近距离的滋养才可以得到的。
柯：西方的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几个世纪才逐渐成熟，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也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袁：西方的美术教育伴随着学院教育的历史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在西方，学院教育是从无到有，从最早的行会教育过渡到真正的学院教育，它确实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的现代美术教育体系虽然来自西方，经过了一百年的努力，也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模式，我们的教育体系的建立不是无中生有，目前的这个教育架构仍然是可用的模式，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它所形成的一种中国文化热，已经做了很好的铺垫，我们的中青年教员也一直在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以，进入新的体系，不存在根本性的障碍，可以说，只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现在需要感谢的是，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所提供的丰富资源，它们是体系建构的有力保障，这些年来，我们通过实践考察，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我们的资源如果从器物的创造开始，已有6000年以上的历史。从作为国家行为，将器物与政治文化相结合，作为一个关系到文化发展的、有纲领、有目的的行为，即作为礼器的青铜器系列，也有4000多年的历史。
我们很清楚，我们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背后，这个体系思想的统一应该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有国家的思路，现在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希望中国发展起来，不希望中国自己的文化得以弘扬。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一个可能，或者说变成一个教育体系的具体规划，如果有了一个整体的思路，统一的思想，我们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有统一的领导，在国家的支持下，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整体思考，我觉得结果会大不一样，会大大快于西方的过程。
柯萍
1969年1月生。祖籍：安徽歙县。200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造型艺术研究所实践类油画博士生， 从2005年至今，任中央美术学院袁运生先生课题组“复制中国古代雕刻与建构中国当代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学术助理至今。赴全国各地考察中国古代雕刻，整理资料，重点研究方向是如何把传统资源转化到基础教学中去，博士毕业论文《论重建造型基础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负责课题组的复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