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的硅谷”?是谁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了民营高科技实体?是谁放弃了院士的前程而选择做了一个并不成功的企业家?
对中国来说，1978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
对陈春先来说，这一年同样不同寻常，因为他的人生从科学家向企业家的转变，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多年之后，当历尽创业艰难的陈春先带着壮志未酬的遗憾离开人世时，所有熟悉他的人们无不向他表达出深深的敬意。
很多人在评价陈春先时，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中关村第一人”，但陈春先说起自己却极其谦逊：“如果中关村的发展道路上有一块石头是我铺下的，那我肯定是很欣慰的。”
与陈景润一起破格晋升研究员
陈春先1934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作风民主、崇尚自由的大学教授，主张让孩子顺其自然发展个性，所以陈春先从小比较顽皮，善于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点子，不过，他的头脑十分聪明，在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外，陈春先对无线电十分痴迷，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声音，陈春先就是通过自己组装的收音机听到的。
1951年，17岁的陈春先考入四川大学。19岁那年，因学习成绩优异，他被保送到莫斯科大学就读。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的大礼堂接见留苏中国学生，说了这段后来举世皆知的话，当时陈春先就坐在第三排。不久，陈春先学成回国，在毕业典礼上，他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表了演讲。
年轻有为的陈春先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从事科研工作，很受重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陈春先被认定为是“修正主义苗子”，但并没有成为主要的冲击对象。
在中科院物理所，陈春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6号)，后来又在合肥建起中科院核聚变基地，直到目前，该基地在规模和水平上仍为国内之冠。
1978年，陈春先、陈景润等几名青年科学家从助理研究员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与此同时，经国家学位委员会审定，陈春先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同年，陈春先参加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被形容为科技春天来临的标志，而展现在陈春先眼前的一切，也都如同春天般美好和生机勃勃。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春先有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个选择对中国的科技人员有着十分强大的示范效应，甚至对中国的IT业发展起着不可逆转的关键作用。只是那时的陈春先，尚不知即将要发生的一切。
两次访美的新发现
1978年夏，中美核聚变学术交流计划启动，中国代表团首次访美，陈春先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的身份是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
这次访问本来是为筹建合肥托卡马克(8号)做前期准备的，但访问的过程却完全改变了陈春先后半段的人生轨迹。
陈春先在与美国核聚变试验室负责人、被称为“核聚变事业之父”的弗斯教授的交谈中发现，尽管托卡马克是苏联首先研制成功的，但弗斯教授带领科技人员，只用几个月就研制出托卡马克并超过苏联，成为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建造托卡马克的学习基地。
美国科研的强大爆发力，让陈春先印象深刻，只是这次访问行色匆匆，他来不及探访其中的奥秘。
1980年，陈春先第二次访问美国，走访了20多个城市，参观了多处核聚变实验室。访问期间，陈春先得知美国实验室所用的设备大多是由几十人的小公司制造的，且设备质量优良、生产周期短。他向弗斯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些小公司怎么能为实验室制造设备?
从弗斯教授那里，陈春先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技术公司，什么是美国技术扩散区。原来在旧金山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两地，聚集了几千家技术公司，从而成为了一个技术扩散区。技术公司与其他公司不同的地方在于，这种公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教授，工程师，大学生，他们有技术，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另一部分人是风险投资家、企业家、金融界人士，他们有钱，负责提供公司创业时需要的资金。
在汤姆克公司的参观，给陈春先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汤姆克是一位物理学教授，他对陈春先说我有技术、有想法，另一些人有钱，大家坐下来谈，同意合作就开公司。公司小的只有20多人，买卖多得忙不过来时，招些临时工，但公司的产品却是供全球各个核试验室使用。
“开公司当老板比当教授挣的钱多吗?”陈春先直率地发问。
汤姆克教授则坦率地回答：“开公司能够赚到很多钱，使我的夫人、孩子生活很快乐。但是，我设计的产品在市场上销售非常好，这种自我价值、自我满足感的快乐，超过了赚钱的快乐。”
陈春先访问的第二站是硅谷，硅谷位于旧金山南60公里处，当年只是一片乡村，在地图上甚至都找不到标记，但是，由于附近散居着斯坦福等世界知名大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这里逐步汇聚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在此基础上，又诞生了一批如思科、英特尔、惠普、朗讯、苹果等著名的大公司，成为美国高新技术的摇篮。
陈春先在硅谷参观时，美方陪同人员向他介绍：“斯坦福大学校长特纳把校园的土地提供给教授开公司，才有今天的硅谷。惠普公司就是斯坦福大学电机系两个教授开办的；还有大学生乔布斯在车库里设计出全球首台个人电脑，他拿设计图纸找到投资商后，创办了苹果公司。”
参观硅谷后，陈春先灵光一闪：北京的中关村与硅谷在人才密集度上极其相似，应该在中关村搞试验，开公司扩散新技术。
于是，将中关村建成“中国的硅谷”，成为陈春先回国以后奋力呼吁的头等大事，他在物理所游说同事的同时，还四处打报告，想在物理所搞试验开公司，但这些报告都是泥牛入海。
陈春先决定自己先干起来。
惊动中央的服务部风波
陈春先是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这个学会是北京市科协的一个下属学会，陈春先和北京市科协咨询部负责人赵绮秋及科协党组书记田夫交流想法后，决定以等离子体学会的名义搞一个服务部，由陈春先具体负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绕过工商局批准这一关，按工商局的要求，办公司要有大笔注册资金、门市用房、上级主管单位等，这些手续半年都不一定能办下来，可陈春先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北京市科协为服务部拨了200元，开了独立账号。1980年10月23日，在北京市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上，陈春先宣布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正式成立，服务部工作人员除陈春先外，主要由来自中科院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电工所、清华大学以及市科协总共14人组成，其
中很多人曾经是研制托卡马克(6号)课题组的成员。
服务部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关村一个仓库的一角。这个小小的服务部，被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也是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
服务部的业务主要是利用中科院的牌子和北京市科协的关系，为北京乡镇企业搞设计解决技术问题，或讲课传授实用技术，所有工作基本上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做，陈春先那时还带着硕士生和博士生。
1981年，服务部介入生产核聚变试验需要的电源开关。但是，这一产品触犯了物理所的规矩，很快引起非议。服务部主要成员来自物理所，他们拿物理所发的工资，做出产品再卖给物理所，被认为是“损公肥私”；如果产品卖给别的单位，更是“吃里扒外”，抢物理所的生意。
开办电子培训班是服务部的另一项业务，主要为待业青年讲授计算机和电子技术等方面的知识，电子培训班造就大批人才，被称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期的“黄埔军校”。授课老师从清华、北大、北航聘请。当时国家规定兼职教员授课费每小时1.5元，陈春先为请到优秀老师，将授课费提到每小时6元。这也成为陈春先的一条“罪状”。
经过一年的运作，服务部大约有了两、三万元的收入。从1982年起，服务部为工作人员发放每月7到15元的津贴。这笔钱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按当时的工资标准，15元就相当子长了两级工资。
于是，一场风波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当时，物理所的领导对服务部有12个字的评价：“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
物理所要求查账，理由是陈春先把科研项目中的国家财产，非法转移到服务部卖掉，还有十几万元国家拨款也被转移到服务部私分；服务部每月发放津贴，鼓励不务正业、腐蚀科研队伍……陈春先被贴上了“科技二道贩子”的标签。
就在陈春先被立案接受审查，服务部面临解体的时候，新华社记者潘善棠的一篇题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的内参报道改变了事件的方向。
潘善棠在内参上写道：“近两年来，这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先后与有关单位签订了27个合同，目前已完成一半以上；与海淀区四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建立了技术协作、帮助开发和移植新产品的关系；帮助海淀区创建了海淀区新技术实验厂和三个技术服务机构。”这份内参接着指出：“但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扩散试验，却受到一些领导的反对，使该所进行这项试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1983年1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内部动态清样”有关陈春先报道上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1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小组研究方针政策来。”
20天后，《经济日报》率先公开报道了陈春先扩散新技术遭阻挠的新闻，同时公开了中央领导人的批示，随后又接连做了系列报道，表示支持陈春先和服务部。
于是，形势迅速出现变化。随着北京市政府尤其是海淀区政府放宽在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1983到1984年，京海、四通、信通以及科海等公司出现在中关村，到1984年底，这里的电子一条街初具规模，在此背景下，已经被公认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也在中关村花园路6号创立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
大起大落的商海沉浮
1983年4月，海淀工业公司出资10万元，帮助陈春先开办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研究所”。不幸的是，一桩长达数年的官司，让这个公司大伤元气。
1984年初夏，中科院器材供应站委托华夏所开发并提供100套用于科研单位器材管理、有完整硬件、软件、外部设备配套的微计算机系统，全部合同额为320万元，可是，当华夏所如期完成硬件的组装调试并通过软件系统的技术鉴定后，供应站却提出终止合同的要求。对方一会儿说是质量不合格，一会儿说要降价，一会儿又提出增加配置的要求。如此一来，半年时间过去了，眼看华夏所背负的270多万元的银行贷款利息日增，陈春先忧心如焚。
1985年5月，忍无可忍的陈春先捧着申诉书，请求工商局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经数月调查取证，华夏所第一次胜诉。此后几年，供应站不断上诉，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仍然先后判决华夏所胜诉。
然而，在供应站不服判决再次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0年11月认定协议书不是技术开发合同，华夏所无完备营业执照，其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经营范围。于是，将此合同纠纷案一笔改判，三次胜诉方败诉。供应站可以不履行合同，华夏所还要退还40万元定金。
于是，华夏所账号被封，资金被扣，物资查没，人心涣散，只有关门一条路了。
但是，陈春先并不想就此放弃他的创业梦想。
其实，在华夏所即将关门的时候，陈春先就得到多家金融机构的支持，以“金融租赁”的形式引进设备，成立了华夏硅谷公司。在事业发展最好的时候，陈春先还成立了华夏硅谷集团，分公司遍布深圳、天津、北京、成都、昆明、甚至在香港还有办事机构，在天津盖有办公大楼。
华夏硅谷公司做的最初的一桩生意是数据录入，是中国最早做大规模信息加工的企业。有资料显示，当时华夏公司有100多位操作员，每输入1000个字符收入为0.4元，如果项目进展顺利，每年收入可达几十万美元。
陈春先对这个项目非常乐观，他把所赚的钱都投入到新式设备购进上，但到了1989年，市场突变，国外订单被取消，项目萎缩了。
事后，陈春先反思说：“我们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这样的项目抗风险能力必然很弱，但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本身的风险又会很大，这个矛盾对企业是一个考验。”
不过，所有这些都没有打垮陈春先，他依旧在寻找新的机会。公司开发了好几种产品，但都不太成功，有的是在营销推广上有问题，有的是产品本身选择有问题。
其实，华夏硅谷公司曾早于方正开发出888排版系统，并用该系统印出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世界广告大会全部的文稿，但是，由于营销推广没跟上，没有后续资金作更深入的产品开发，这套系统胎死腹中。90年代初，华夏硅谷公司又着手开发语音寻呼机，据说为此项目投入了200多万元，可语音寻呼机市场昙花一现，该项目也只得半途而废，
1996年，陈春先的糖尿病日趋严重，曾多次晕倒在公司开会的现场，心力交瘁的他最终决定退出商场一线，公司也随之烟消云散。
失败的企业家与成功的启蒙者
走进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大街边上的一座老式居民楼，先坐电梯上11层，然后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再下一层楼，拐两个弯，便是陈春先生前居住的一套三
居室。这房子是1981年物理所分配给他的，2002年以后，这里成为陈春先一生所办的最后一个公司——“陈春先工作室”的办公地。陈春先要把自己半生辛酸换来的经验告诉后来者。
陈春先曾经承认，作为企业家，自己有明显的缺点，“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
这种转型的痛苦折磨了陈春先20多年。
但是，回首陈春先走过的路，很多人又不得不承认，他的高瞻远瞩在那个时代的人当中是极为罕见的，他的很多想法和创见都在若干年以后为其他人所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春先不但是个成功者，而且是个极大的成功者。启蒙者的梦想总是由被启蒙者来完成，陈春先是先驱，是启蒙者，是他开启了中国高科技创业的先河，推动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并且对今天意义上的中关村的形成有开创之功。
“有人对我说，你如果不去做企业，一定是院士。我觉得他说的也不过分，原来在我手下工作的同事以后都是院士了。院士就说明他在科研上有了更多的成绩，1980年以后，我没再搞科研了，卷入了商业的大潮当中，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经历，又走过了很多曲曲折折的道路，如果从个人成就来说，也许我搞科研成就更大，但是我没有那样选择，又怎么办呢，也不能从楼上跳下去吧，也不能老是很失望丧气吧，相反，在办公司这条路上我也学到了在科学院当院士、当科学家绝对学不到的社会知识。”这是陈春先对自己后半生经历的反思。
陈春先从来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代人只能做他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事。人活着总要做点事，做了这件，也许就要放弃那一件。我做事从不后悔，即使做了较为愚蠢的事，也不后悔，因为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
2004年8月9日，陈春先在过完他70岁生日的第三天，溘然长逝。在朋友为他举办的庆祝70岁生日的饭桌上，他还说要“再干10年，把没有结成果实的东西做成果实”，但是，老天再没给他机会。
如今，提起中国“硅谷”中关村，几乎无人不晓，但记得陈春先名字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不过，在全国上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日子里，很多人又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他，并称他为中关村的“先烈”。
的确，一个人的一生能做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成功的人生。陈春先以川人的执着放弃当院士的前程，立志创建“中国的硅谷”，虽然命运多舛，但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谁能说这不是成功的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