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抗战中，我国高校重新布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沦陷，民国教育部将20多所专科以上学校合并为东南联合大学，辗转择址于金华、建阳。东南联大克服重重困难，帮助大量东南地区各高校学生分赴内地就学；同时艰苦办学，为战时高等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 键 词 抗日战争 高等教育 东南联大
作 者 房鑫亮，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上海：200062）
抗战初期，由于大片国土沦丧，很多高校纷纷内迁，为适应战时体制，民国教育部对高校作了调整，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另有一些学校经历了短期的分分合合，如北平师大、北平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等合并为西北联合大学；大夏大学和复旦大学在迁徙中一度合并为第二联合大学。［１］上述学校，最终择址于大后方的昆明、贵州和相对安全的西安一带，为战时的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因而名垂青史。然而，拟由上海２０多所专科以上学校组成、设立在抗战前线第三战区辖区内的国立东南联合大学（下称东南联大），尽管为战时的高等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鲜为人知。
东南联大的筹办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军进攻上海，仅花了３个月就攻占全部华界地区。在日军包围之下的租界如同孤悬的小岛，因此被称为“孤岛”。
由于日本一时还不敢公然对美英下手，因此，在孤岛这块弹丸之地上，麕集了大量难民和各式机构，仅大学就有30多所！①这些学校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学，积极参加支援抗战的活动，有的同时还要筹划内迁。如暨南大学多次为前线将士募捐；上海美专则举办过“救济难童书画展览会”、“历代书画展览会”，以筹措建造孤儿教养院经费及伤兵医药费。［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孤岛上的气氛越来越恐怖，时任暨大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说，日伪甚至闯入大学捕人，还公然绑架教职员。［３］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化教育界人士频频遇难，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大美晚报》记者张似旭等均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刺杀。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占上海租界，暨南大学、上海美专等高校纷纷关闭，以示决绝。为了避免学生失学，１９４２年１月，民国教育部决定将未在内地设立分校的上海专科以上学校全部合并，在浙江境内成立东南联大。东南联大筹备委员会的委员由并入各校校长、浙江省府相关部门主事者何炳松等１６人担任②，暨大校长何炳松与王凤喈为正副主任，后因王氏辞职，由周宪文继任。
何炳松受命以后，立即与各校接洽，密商有关事宜，上海美专、上海法学院、大同大学等校都决定内迁。在此前后，慑于日寇淫威，上海商学院院长裴复恒、诚明文学院院长王蕴章、中法工学院院长禇民谊及学界名流樊仲云、董修甲、张素民等纷纷落水。尽管随时有生命之虞，何炳松仍然不动声色地推进着东南联大的筹建。
由于东南联大的多数筹委是大学校长，忙于学校的善后事宜，无法脱身到浙江筹备建校，所以民国教育部电令《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和骆美奂先行设立东南联大筹备处。当年３月２４日，筹备处在金华市酒坊巷金华中学内正式成立。
４月初，何炳松抵达金华，在处理完暨大公务之后，立即赶往东南联大筹备处就职。为了全面推进校务，他多次召开有胡健中、骆美奂、许逢熙、许绍棣、阮毅成、李培恩及杨永清的代表盛振为等人参加的筹委会会议，决定废止筹备处，启用东南联大筹委会名称，并修订了组织规程。东南联大设文理法商４个学院及艺术、体育、纺织３个专修科；校部有设计委员会、秘书总务处、编训处、会计室等机构。聘请杜佐周、顾石君、谢海燕、倪贻德、沈仲俊等为东南联大设计委员，朱中虑为总务处长，娄子明为编训处长，方岳为会计室代理主任。
会议决定了与打算内迁高校的联系方法、内撤路线等问题，并作了明确分工。决定杜佐周继续留驻上海与各校联络；派专人分赴临浦、诸暨、南润、禄渚４地设立交通站，以便沿途照顾内迁师生。会上，何炳松介绍了上海的情况：“上海租界上原尚有５个国立的专科以上学校，但最近的消息是已经有４个学校陆续的投降附逆，只有暨南大学的师生，坚贞不屈——至于各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大多数愿意来归，但因在敌军占领之下，不能公开联络。日后究能有多少师生到达，现在尚难预料。”［４］
这段时间，兼两校校长的何炳松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筹建东南联大上。上海美专是最早决定、也是整体加入东南联大的学校。孤岛失陷后，代校长谢海燕等乔装内撤，顺利到达金华，“在文昌巷会见何炳松校长，受到热烈欢迎。我致电在重庆的上海美专校董钱新之、陈树人、顾树棠等先生，一致同意参加联合大学。”［５］稍后，上海法学院也撤到兰溪。何炳松闻讯后，即与该校联系加入东南联大之事，得到了积极回应，但因稍后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联系中断。后来，在该校法学院经济系主任孙怀仁带领下撤到安徽的部分学生加入了东南联大。③当时，已到金华的上海各高校学生达２００多人，不少师生正在内迁途中，东南联大成立在望。
东南联大还接纳了很多自发内迁的学生，并根据实际情况，为他们解决了入学等困难。由于战时混乱，行程仓促，有的学生往往因证件不符等缘故在办理入学手续时遇到麻烦。如原上海女子大学一位学生回忆道，因校长吴志骞被暗杀，学校解散，她的学历证明转由三吴大学出具。当她带着三吴大学证明到东南联大招生处报到时，因与就读学校不符而被拒收。后来在何炳松的批准下，才得以入学。④东南联大帮助过不少转校的学生。根据战时规定，沦陷区的学生可以到内地相关大学借读。因此，上海交大、上海医学院等校一些不愿留在沦陷区的学生分赴内地院校就读，在途经金华时，都得到了东南联大的帮助。
金华位于交通要道，显然不适合长久办学，因此，当务之急是寻找安全的校址。在校务初定之后，何炳松即与胡健中、骆美奂、许逢熙、李培恩、盛振为、朱中虑等人专程前往浙赣边界的江山南乡石门村勘察东南联大校址。由于当地自然环境极其优美，祠堂规模宏大，遂决定设校于此，并当即电请民国教育部核准，同时请当地人士协修校舍。此后，何炳松往江西上饶会见东南半壁江山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洽商支持办学之事。
５月上旬，何炳松自上饶抵达福建建阳，对暨大校务作了详尽指示。不料，几天后就传来金华危急的消息。原来，此前美国空军少将杜立特率领１６架Ｂ－２５轰炸机轰炸了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地，计划返航途中在衢州机场降落加油；由于这是二战爆发以来本土首次遭袭，在日本引起极大震动，于是日军发起旨在摧毁衢州机场的浙赣战役，并迅速逼近金华、兰溪。
艰难的迁徙
因东南联大初创，必须亲临主持，何炳松马上离开建阳，兼程返回。１７日晚回到金华时，东南联大师生２００多人已在朱中虑带领下乘车撤往江山。原来，胡健中在浙赣战役发动的当天就得到消息，于是立即令东南联大内撤，当地政府也下达了强迫疏散令。次日，何炳松携眷属与谢海燕、倪贻德分乘两条民船，最后一批匆匆撤离。２３日到达江山时，巧遇因接洽东南联大事宜而遭日伪缉捕，只身从上海脱险而来的杜佐周。在这里，何炳松接到顾祝同来电，建议将东南联大迁到闽赣边界。在与胡健中、杜佐周、谢海燕等人商量后，根据日军不断推进的新情况，决定撤往建阳，同时电告民国教育部。果然，不到一周的时间，衢州一带告急。
５月底，在谢海燕等率领下，东南联大师生步行撤离江山。何炳松与娄子明则先乘便车前往浦城安排食宿，并借车辆运送行李。但直到次月上旬末，疲惫不堪的东南联大师生才越岭而来，陆续到达浦城，时横亘闽赣之间的仙霞岭上已经可以听见炮声。等行李运到浦城时，日军又有越岭南下之势。何炳松让谢海燕、倪贻德、杜佐周坐车先走，亲率师生们冒雨徒步往建阳，一路上，几乎无日不雨。
东南联大的内迁因战局的不断变化，目的地数度更改，行程几经周折。因此，从５月１７日离开金华，到６月２４日才抵达建阳，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山高岭峻，路途遥远，风餐露宿，而敌机追踪扫射，所经村镇轮番被炸，一夕数惊，备尝艰辛。
建阳旧称潭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在宋代，它以书籍刻印业闻名，其刻本世称麻沙本，与浙本、蜀本并称，远销朝鲜、日本。但随着刻印业的衰落，早已盛况不再。清代以来，更因多年荒欠和疫疠流行，以致地旷人稀。抗战前，全县只有９万多人，县城不满万人。因为地处闽西北崇山峻岭之中，日军始终未能进犯，环境相对比较安定。但东南联大抵达时，建阳已聚集了大量的军政机关和避难民众，物价暴涨，房屋无余。东南联大总算觅得城郊童游乡的中山室和中心小学作办公处和学生宿舍，暂时安顿了下来。随后的两个月中，东南局势忽紧忽弛，东南联大曾３次打算迁往闽西。为了应对变局，学校特设了迁校委员会和校舍设备委员会（又称建筑委员会），主管规划学校迁移和选择校址等工作，由艺术专修科主任谢海燕兼主任。
谢海燕说，他领命后，立即与倪贻德等人到建阳近郊的乡镇四处勘察校址，还步行经过时有野兽和强盗出没的山野去离县城七八十里的麻沙镇。结果发现那里的文庙颇具规模，还有几处可以利用的祠堂，但是最终因为交通太不方便而放弃了。后来选定建浦公路边一处依山傍水的地方为校址，并绘了一张示意图和几张建筑图样请何炳松审阅，两人商量后还作了一些修改。东南联大总务处派人进山定购了建筑用的大批杉木，准备建筑校舍。同时，谢海燕还设计了校徽。
正当东南联大积极筹备之时，浙赣战役却在向纵深发展，铁路沿线城市相继沦陷，从上海到福建的水陆交通被阻断，内迁师生骤减。由于形势不稳，建设校舍之事因而搁置。８月中旬，顾祝同电告何炳松，日军退至金华、兰溪一带，战局趋于稳定。于是，东南联大决定以建阳童游乡北段为临时校址，为此整修了一些祠堂等旧建筑，还建造了一些新校舍。东南联大筹委会设在龙游街奎光阁新建楼房里，楼上是教师宿舍，谢海燕、潘天寿、江之永、罗君惕等人均住在这里。
为了解决群集建阳的沦陷区高中毕业生入学问题，尽管校舍和师资尚未完备，８月下旬，东南联大招收新生８６名，其中先修班３８名。连同上海内迁学生１４５名，全校学生２３１名。这时，沪、浙、皖、赣等沦陷区和战区的高中毕业生来闽者日渐增多，而福建省教育厅和教育部金华先修班又分发一些学生来校，等待东南联大再次招生。在这种情况下，何炳松认为正式成立大学已刻不容缓，遂两次致电民国教育部，要求正式开办东南联大。然而，民国教育部却朝令夕改：先令大学暂缓成立，将现有的学生并入暨大，继续收容上海内迁的师生；继又改令沪、浙、闽撤退的学生中，高中毕业者入先修班，大学在读者入暨大或东南联大借读。
１１月初，东南联大决定将全部学生送到暨大借读，但食宿仍在本校；先修班则于１２月初开学。先修班是对沦陷区学生的一种优待办法：凡是未被大学录取的学生，都允许在先修班读一年；成绩在前一半者，次年可以免试入学。更重要的是，入学可以享受贷金等待遇，对贫寒学生来说，意味着解决了生存问题。另外，根据当时的规定，大学生所修学分如果三分之一以上不及格者要留级，一半以上不及格者要退学，所以先修班对学业程度较差的学生是一种理想的过渡办法。当时有些学生因不了解情况，不愿进入先修班，何炳松曾亲自做解释，希望他们能利用这一条件。
在修建校舍和招生的同时，东南联大的其他校务工作也在积极推进。首先是设法延聘各科教师。到９月中旬，已聘教授２１人，另有２０人则正在洽聘中。学校组织方面，也着手健全。据浦江清日记，直到９月下旬，联大教务长尚虚悬以待胡健中，但稍后即由胡寄南担任，另任命罗君惕为大学秘书，娄子明为训导长，朱中虑为总务长；杜佐周为文学院院长，江之永为理学院院长，孙怀仁为法学院院长，陈振铣为商学院院长，谢海燕为艺术专修科主任，娄子明兼任先修班主任。至此，组织结构和人员已经完善。
艰辛的战时办学
东南联大虽然存在师资和物资缺乏的双重困难，但在何炳松领导下，师生们因地制宜，保证了较高的教学质量，艺术专修科就是一个典型。该科师生仅十几名，但质量很高。４名专业教师为谢海燕、倪贻德、潘天寿和俞剑华，都是当时负有盛名的画家、原上海美专的教授，分别教授西洋美术史和艺术概论、素描、色彩画和创作、中国画和书法、中国绘画史和美术技法理论。
何炳松对艺术教育极为重视，经常就美学、美术史和美术鉴赏等话题与艺术专修科的教师漫谈。他对费城博物馆收藏的昭陵六骏中的“拳毛騧”、“飒露紫”石雕和波士顿博物馆藏的阎立本名作“历代帝王图”赞赏不已，认为雕刻、绘画、建筑等美术作品都是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是形象的历史记录。谢海燕回忆道：“何炳松先生是一位学养渊博的史学家，精通中国和欧洲美术史。所以同我们很谈得来，深受教益。”［６］何炳松说，大学有条件设立艺术科系最好，否则也要鼓励学生积极开展艺术活动。他指出，蔡元培任校长时北大设有绘画法、书法、音乐研究会，请著名艺术家来校讲学，使学校办得有声有色，生气勃勃。暨大也曾聘请黄宾虹、谢公展、丘代明等为中国画和西洋画导师，很受欢迎。他还常常看学生的作业。当时，物资极为匮乏，他一面派人到福州、南平等地购买教学设备和画具材料，一面要求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办学，“他说希腊、罗马雕刻多是神话里的人物，是洋菩萨，我们画庙里菩萨塑像作为基本练习，有何不可”？［７］所以没有石膏像就画泥菩萨，画农民、铁匠、水木工、畲族猎户，有时则由学生轮流充当模特儿。画素描的木炭条是自制的；因缺乏油画的画具和颜料，色彩画就以水彩画为主。由于木刻工具材料比较易得，为配合宣传就成立了课余木刻班，其成员张怀江、夏子颐、张树云、葛克俭等人后来在版画艺术方面饮誉海内外。
战时办学，粮食、药品、衣被的匮缺始终困扰着东南联大和暨大。此外，据浦江清《西行日记》记载，建阳物价竟高出屯溪一倍，而屯溪作为战时安徽省府所在地，物价本就不低。因此，对绝大多数完全依靠膳食贷金生活的学生来说，根本无力置办过冬衣被。为此，何炳松除了直接向顾祝同陈情外，还趁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邹文华来校讲演的机会，专门商谈。他以暨大入学训练队列时，学生们长衫、西装、破绒线衣混杂，有碍观瞻为例，强调服装的困难。终于使邹文华同意以每套１０元的价格调拨１３００套旧棉军衣。当时两校学生一共１１００多人，冬季衣被问题顺利解决。
战时除了生活困苦外，最严重的莫过于疾疫横行，谢海燕和潘天寿都患过疟疾，学生和教职员家属甚至有病死者。两校师生关于建阳时期的回忆中，这方面的文字极多。
为了延揽合格的师资，何炳松采取了很多措施，如请校内外教师介绍，允许自荐，挽留途经建阳的其他高校教师等等。对不愿留在建阳工作的教师，他也一视同仁地热情迎送。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于上海时已在暨大兼职，后来，他在去西南联大的途中，旅费用尽，滞留屯溪，当地有关机构办事效率低下，一味搪塞，他不得不电请何炳松汇款接济，何炳松接电后立即令人将款汇出。浦江清到达建阳后，何炳松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各方面予以无微不至的照料，并面邀任教，还请戚叔含设法挽留。浦江清在讲述了不得不返西南联大的情况后，询问能否领取暨大的欠薪。何炳松表示，无论是否留下，都可领取。于是他领取了几个月的欠薪及津贴１９００多元。他在日记中说：“此则未曾教课而得干薪，暨大之特别优待也。”稍后，又在东南联大领取了旅费１０００元（凡从上海内撤的师生均可在东南联大领取旅费）。浦江清充满感激地写道：“昆明汇建阳款迄今未到，赖暨校欠薪及此旅费，否则余将在此耽搁，不能前进矣。此则何柏丞先生待人厚道处。”为了表示感谢，浦江清往见何炳松，“告以不能留此之苦衷，且答应为东联尽力，在人才及图书方面，一路为之留意”［８］。他旋即写信给浙江大学教师徐声越，告诉他东南联大拟聘其任教，并详细介绍了学校情况。
成立东南联大之事一波三折。９月中旬，何炳松致电民国教育部，请求正式成立东南联大，以免上海未迁学校徘徊不前。但两个月后，民国教育部才覆电“已令该校限期成立”，但始终未发正式公文。不久，因上海内撤学生到达屯溪，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率领师生亦将抵达，教育部电令何炳松收容，并说可在屯溪设立东南联大分校。１２月中旬，何炳松在拜访即将离开建阳的顾祝同时，还请他在设立屯溪分校一事上多多帮忙。［９］然而，正当东南联大紧张筹办之时，情况却发生了根本变化。１２月２９日，民国行政院决定，将浙江省立英士大学改为国立，任命吴南轩为校长，东南联大归并英大。
１９４３年６月２１日，东南联大的文理商三学院和先修班并入暨大，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大，７月底，存在了１年５个月的东南联大结束。何炳松在《东南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同学录序》中对东南联大未正式成立十分遗憾。谢海燕回忆道，许多内迁师生对民国教育部的决定十分不满，有人甚至为此大哭。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大的次年，潘天寿、谢海燕、倪贻德等相继离开英士大学，前往重庆任教。
东南联大的教师并入暨大后，加强了师资阵容，一些人成为学校的骨干，如江之永担任暨大理学院院长，深受何炳松倚重，为抗战胜利后的复校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主要有上海本地的交通、暨南、复旦、大夏、同济、震旦、大同、沪江、光华、圣约翰、上海商学院、持志学院、上海医学院、中法工学院、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海法学院、上海法政学院、正风文学院（前身为诚明文学院）、同德医学院、东南医学院及上海药专、上海音专、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东亚体专、纺织工专、吴淞商船、立信会计等等，加上从外地迁来的原设于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部分院系，总数竟达３０多所。
②主要有何炳松、胡健中、骆美奂、王凤喈、张寿镛、曹惠群、杨永清、黎照寰、樊正康、裴复恒、阮毅成、许绍棣、许逢熙、胡寄南、李培恩、胡敦复、周宪文。
③ 见上海法学院二十周年纪念刊
④ 见屠坤英手稿：何校长与我
参考文献：
［１］中央日报，１９３７．１１．６．
［２］［４］谢海燕、阮毅成． 何炳松纪念文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９９－３００、２６４
［３］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 郑振铎文集第三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４０
［５］［６］［７］谢海燕．何炳松纪念文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８］浦江清． 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７：１４９、１５２－１５３
［９］何炳松． 校长报告（十二）、（十三）． 暨大校刊建阳版，第１期
编辑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