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度搞笑诺贝尔奖揭晓，得奖名单有：鸟类学奖颁给了加州戴维斯大学的鸟类学家伊万·舒瓦布，他解释了啄木鸟为什么不会头痛；数学奖颁给了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研究组织的女数学家妮克·斯文森和物理学家皮尔斯·巴内斯博士，他们计算了每名摄影师必须拍多少张照片，才能确保团体照中都没有人眨眼；营养学奖颁给了两名科威特科学家，他们发现“屎壳郎”(学名蜣螂)吃东西其实很“挑食”。他们更喜欢吃马和狗的粪便，而不是骆驼和狐狸的粪便；医学奖颁给了两位发明了“按摩直肠止嗝法”的医生。(10月7日《重庆晨报》)
这些研究成果表面上都十分搞怪，充满了喜剧色彩。但是同时，它们也都是十分严肃的研究成果。它们都以规范的学术语言书写，发表在正规的学术刊物上。这一点从颁奖者的规格之高也可以看出，给“搞笑诺贝尔奖”得主颁奖的嘉宾，是七位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而去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的物理学家罗伊一格劳伯更负责打扫场地。如果这样一场披着搞笑马甲的颁奖典礼出现在中国，你能指望有这么多科学界的头面人物出场吗?更不要说让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打扫卫生了。舆论批评会汹涌而至：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人才!
东西方社会对科学目的的理解是相当不同的。在西方，科学就只是为了科学而已。换句话说就是，科学就只是为了人类天性中的那份好奇心，这从现代科学源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直到现代的搞笑诺贝尔奖一脉相承。至于科学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那只是副产品而已。而在我们东方，搞科学就是为了“有用”，“有用”是科学研究的核心。
科学史上有一种学说就认为，中国古代科技虽然一直领先于西方，但现代科学还是产生于西方并最终反超中国，核心因素就在对科学理解的差异：面对科学上茫茫的未知领域，我们谁也无法知道哪一个研究方向是正确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好奇心远比“有用”更能指引路径，带我们走得更远。
当珍妮·古德尔独自一人走进非洲丛林，考察黑猩猩时，她完全是受好奇心的驱使。当时的动物学界普遍认为，动物是没有感情、不会使用工具的，长期的野外实地观察是没有必要、没有效用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女子，一个在专家看来完全是小孩子胡闹的研究，却一直能申请到一个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当珍妮·古德尔二十多年后，走出丛林时，她的研究结论震撼了整个动物学界。她告诉我们，动物也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而像黑猩猩这样的动物，早已在相当程度上使用工具了。你不得不承认，在讲究科学要“有用”的东方，珍妮·古德尔的研究恐怕早就胎死腹中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日间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模拟与数字的技术之争。日本投下巨资，协同攻关，美国则放任无数的车库小公司八仙过海。结果日本大败，美国大胜。其实，双方科技政策的不同，从根子上讲，正是源于东西方对科学目的理解的不同所至。
现在是十月，正处于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期，每年到了这个时段，国内都会掀起一阵关于诺奖的话语喧嚣。老实说，我一直觉得这种喧嚣挺无聊：什么“中国十三亿人为什么就没人得诺贝尔奖呢?”什么“诺贝尔奖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象征”，云云。我不是说这些话有什么错，但却未免功利得太过头了一点，还真把诺贝尔奖当成什么权杖似的了?有它就腰杆硬，没它就做人不起。却没人关心诺奖的本真科学含义：它是对人类好奇心的最高奖赏!
所以真心希望，我们的科学家能够赢得一次搞笑诺贝尔奖。因为那将标志着我国的科研环境不再那么过于功利化，开始适应现代科学本身的规律性需要，给研究者的好奇心以自然生长的空间，给他们以资金支持与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不是把这些决策权都交在那些急于出“政绩”的科技行政管理官员手上。而这，显然要比赢得一两次诺贝尔奖重要得多。
【原载2006年lO月12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