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陈独秀和崇古斋的特殊关系
崇古斋是光绪三十年（1904）开设在西琉璃厂中间路北的一家不是太大、也不太出名的古玩铺。它存在了52年，掌柜的是张鸿瑞，东家用的是堂号：“述善堂”；一直到1956年张鸿瑞的小徒弟李延琦当掌柜时的公私合营。
这个堂号是曾做过清朝奉天新民知府陈昔凡的。旧时，有一定身份、财产的人，大多有堂号。这个堂号甚至有一定的法人资格，可以置买、经营、出售、继承、处理各种产业。陈昔凡是安徽怀宁人，举人出身，京师会试录取为贡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清廷派任奉天新民府五品二堂，即副知府，携眷上任。他年近四旬，无子，其兄让他带长侄去新民，一来此子屡试不中，心中郁闷，可借此略为舒散，也见见世面；二来兄弟身边有个人也可照顾一二。还把次子陈干生过继给陈昔凡，留在家乡读书。
那时张鸿瑞还做“包袱斋”的古玩生意，经人介绍远赴新民给陈昔凡送了点古玩，一来二去，成为熟友。光绪三十年陈升为知府。张再赴新民祝贺，并送了几件字画瓷器以为贺礼，陈很喜欢，收下却照价付款。二人遂成为挚友，都欣赏彼此的老实诚恳憨厚和为人和善没官僚架子，相处很亲密。张建议陈投资在琉璃厂开个古玩铺，限于现任官员不许经商的规定，“您可用堂号为东，我给您经营着。琉璃厂可是个好地方，将来您致仕离任，住在那里，读书绘画，欣赏文玩奇珍，与文人朋友交往，其乐无穷。”陈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拿出他多年的宦囊积蓄，开起了崇古斋。后来宣统二年（1910）又在沈阳开了分号，这就恐怕与正在腾旺发达的张作霖不无关系。
陈昔凡做新民知府二堂时，收编曾是“马贼”的张作霖，任新民府马队管带。张见陈大人待下属差人和气宽厚，不摆官谱训斥人，终日手不释卷，教侄子读书。张此时已二十七八岁，闯荡了一阵江湖后，想学点文化知识谋个正路。他请求陈大人收他为义子，教他读书。对前者，陈感到有所不便；后者倒可一为，就让他跟陈的侄子一起读书，从而陈张之间有师生之谊。张很感念师恩，后来坐镇沈阳，他的师弟（陈之侄）到崇古斋分号，专门到督军府拜访师兄。张作霖非常客气，十分怀念老师陈昔凡：“全靠令叔大人对我的栽培，他老人家身体可好？”知道他在北京琉璃厂安享晚年，很高兴。还到崇古斋回拜，给了这位陈大侄少爷一个肥差，可是他没这个命，没多少日子就得暴病死了。
陈昔凡辛亥革命后卸任为民，回到安徽怀宁老家。夫人逝世，跟前还有个过继儿子陈干生，即后来的大革命家、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父亲生活平淡，儿子奔走革命，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陈昔凡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住进琉璃厂崇古斋的安静雅致的后院，过起张掌柜给他安排的养静悠闲、与世无争的生活。后来他又结了婚，续弦是一位名门闺秀谢氏，夫妻相得，从不过问铺子的经营盈亏和生活琐事，与他在北京大学极为活跃投身革命的继子陈独秀，和几次进京、后来执掌北方军阀政府大权的学生张作霖也不来往，安心过悠闲日子。
1926年陈昔凡逝世，所有财产、古玩书画和北京、沈阳的两个崇古斋，都归陈的续弦夫人谢氏继承。开始她不与陈独秀住在一起，却很关心他。陈独秀一直尊称谢氏为母，很孝敬。1932年陈独秀被南京政府逮捕，谢氏曾派人去探望。1937年陈独秀被释放，后去了四川。谢氏夫人也从北京辗转去了四川江津县，与陈独秀母子生活在一起。崇古斋张老掌柜去世后，谢夫人从大后方捎来信，请一桌上等燕翅席给老掌柜上祭，指派张的大弟子牛在如经营北京、沈阳两家崇古斋。后，牛不断把铺子的利润捎给他们母子以为生活费。牛在如病逝后，崇古斋给在四川的东家去信请示机宜。不想陈独秀母子也已逝世，陈独秀幼子陈松年给张掌柜的小徒弟李延琦（字卓卿）写了长信，委托他继续掌管经营北京、沈阳的崇古斋，落款是“守制人陈松年”。
这封信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曾给公方代表过目，据说，今还保留在李家。公私合营后，崇古斋撤销，可惜那块晚清状元、宣统帝师、大书法家陆润庠所题的六个大字的匾额，也就毁而不见了。而这个小小的古玩铺竟与两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人物有着不平常的密切关系。
崇古斋还做了一件协助抢救国宝的好事：那是日本投降后，溥仪从长春伪宫逃跑，一路上散失了好多从北京清宫带走的珍宝。琉璃厂玉池山房的掌柜马霁川去东北以低价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密藏起来，等待时机高价卖给外国人，其中就有我国保存的最古老的一幅国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文物收藏家张伯驹闻讯后，怒冲冲地去找马霁川，指责他不应该只为赚钱让国宝流失到国外（此前马已把一些名画卖给了外国人），坚决表示要收藏这幅画。马只好答应卖，却开出800两黄金的天价。张与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商议，故宫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发动琉璃厂的古玩界，以他的威望请各古玩铺，谁也不许帮助马霁川把此画贩卖出境。又托崇古斋的李卓卿和墨宝斋的马宝山出面，与藏有此画待价而沽的马霁川周旋，晓以利害，大力压价，最后压到240两黄金。张伯驹积极筹款，卖掉一座13亩地大的精美的宅邸（原李莲英的旧墅：似园），得款220两黄金，夫人潘素拿出自己的首饰当卖，几乎倾家荡产才凑成240两黄金，将这幅国宝级的历史名画购回。南京政府的张群，闻讯愿以500两黄金，请张“割爱”，被张拒绝。建国后，作为爱国者的张伯驹先生，先后把展子虔的《游春图》，连同他以前以巨资收藏的珍贵文物：1700多年前的陆机的《平复帖》，范仲淹手书的《道福赞》，杜牧的一幅《赠张好好诗》等若干毁家收藏、难以计值的珍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还帮助国家以重金把已被原藏者押在香港银行中的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中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赎回，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重新聚合一起。这是张伯驹先生的爱国勋业，又何尝没有琉璃厂像李卓卿这样的古玩商的襄助！
宝古斋古玩铺兴起前后的故事
以前听到有关琉璃厂宝古斋古玩铺的几个小故事：邱震生从宣武门小市的一堆破烂中发现一个明成化官窑斗彩鸡缸杯，花100块钱把这堆破烂全买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成化鸡缸杯，卖了它，开了一个大古玩铺宝古斋；宝古斋的匾是翁同龢题的。
当时我没有分辨能力，都信以为真。后来又看了点书，觉得头一事就有疑点：那时这个明成化斗彩鸡缸杯能卖多少钱？够开一个那么大的宝古斋的吗？再看了陈重远先生的《文物话春秋》一书，对此事道之甚详，不仅解我疑惑，对大家也不无启发。兹简录如下：
邱震生生于1907年，16岁进京学徒，是笔彩斋第三代门人杜华亭当经理的虹光阁古玩铺的大徒弟，算笔彩斋的第四代门人。他在古玩行摔打磨炼、潜心研学了20年，长了能耐、经验、眼力，交了不少朋友，有些师长辈的人给了他很多帮助，他是“点水之恩，永志不忘”。1944年开了规模不小的宝古斋。后来成了古玩业的头面人物，建国后唯一的北京古玩业中的民主建国会会员，北京工商联成员，北京市文物业公会主任委员。他于1957年古玩业被错划的“右派”中，身份最高的，下乡劳改18年，1979年“改正”落实政策，年逾古稀才回到北京安度晚年。
关于他捡漏在一堆破烂中买到一个成化官窑的青花杯，赚了大钱，开了宝古斋的事，是《北京日报》的一篇短文《琉璃厂元老邱震生》中捅出去的。实际上与事实有出入。1944年他确实在天津劝业场以300元买了一堆旧货，其中有这件杯子，捡了漏，这个成化杯卖了12000元伪币“准备票”，用在宝古斋开张请客各种开销上了。一个成化杯怎么能开一家大古玩铺！这是邱震生先生对陈重远先生说的话。
宝古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是十人集资开的，他们是张叔诚、魏仲衡、杨缉成、黄叔伟、王绍贤（盐业银行副经理，日伪时的名人）、陈景雷（金城银行副经理）、赵紫辰、李青苹、陶北溟等各界名人，邱震生是股东兼经理。1944年开张。
再就是那个翁同龢题写的“宝古斋”匾额问题，因为翁已在40年前的1904年就过世了。怎么可能再给宝古斋题匾呢？邱震生这样解释：光绪初年琉璃厂开了一家赏古斋古玩铺，是请翁同龢题写的匾额，1943年赏古斋歇业，他把这块匾买过来了，就是为将来宝古斋使用。繁体字“赏”和“宝”字，上下相同，只中间有别，赏字中间是“口”，宝字中间是“王”加“尔”，只改中间是很方便的。此匾由宝古斋的股东、著名书法家陶北溟把赏字改写为繁体宝字，不动上下，只变中间，“赏”成了“宝”，就成为已故去的翁同龢为40年后开张的宝古斋专门“题写”的匾额了。今天此匾仍挂在琉璃厂，已是一块著名的文物性匾额了。
关于邱震生晚年买石鲁的画上当的事，据说是有的，而且他因此心里窝了一把火，致使他在1989年82岁时故世。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拿来一幅近代画家石鲁的作品请他欣赏，他留了下来，却又被人匀走。这是先用真画和谦诚赚取信任，再施展伎俩。后来这个人又拿来傅抱石、石鲁的画，邱老先生轻易地相信了他，没仔细看，就花钱买下了，结果上了当。他非常懊悔：做了一辈子书画鉴定和买卖，老了却被人骗了。古玩商买了打眼货，事关名誉，而他所以出了这个过去不大可能出的错，就在于他忽略了《论语》上孔子讲的“君子三戒”中的“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至理名言。
抗战胜利后，宝古斋以几十两黄金的高价，买进了一幅本为清宫内珍藏的《苏东坡真迹》。这是溥仪离宫时带出的一批珍宝中的一件。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十分混乱，溥仪出逃时散落了不少宫内珍宝，这幅苏东坡书法真迹流落在东北古玩商手中，辗转卖到琉璃厂，价格以黄金计。邱买下后，请行内名家共赏共鉴。对这幅先是宋人题字，元人序言，乾隆亲笔的考证和赞赏短文；后面是一连串宋、元、明、清的一些皇帝、书法家、鉴定收藏家的朱印；之后才是苏东坡的墨宝，全是一方寸大小的行草，潇洒雄劲；再后是文征明、倪云林的题跋和众多的红色名家印记。这是皇家珍宝，大家没有异议。但在仔细鉴定时却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这不是原写真迹，不像一笔流畅地写下，而似照描，即原作真迹已被揭走，这幅是原作纸绢的第二层，照印痕再临摹描绘的。那就不是真品了，而是“打眼货”。几十两黄金，损失不小，又绝不能声张，有人问之，他言不及义，此作秘藏10年，绝不示人。
1956年公私合营时，此件核资定产时，邱震生如实禀告，作赝品处理，作价较低。据说，此件很快被故宫博物院调走。同年，著名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真迹》一文，说琉璃厂的“珍古阁”一裘姓古玩商收购到此件国宝的种种。但琉璃厂没有珍古阁，也没有姓裘的古玩商。与此事有关的只有宝古斋邱震生一人，裘、邱同音，珍、宝同义，此文所述蹊跷。而且此件在公私合营核资定产时是按赝品定的。笔者有幸看到，在前二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放的《秘境追踪》栏目的“千年书法”专题中，谈到宋代书法时，列举的书法精品中，就有这幅《苏东坡真迹》，一切与陈重远先生所述毫无二致，并告此件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是镇馆之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邱震生上交的真是勾描的赝品，那文章所述、电视所展，如确是原作被揭去的第一层，那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收回的？至今没见一个字介绍，倒成了一个谜了。
“捡漏”买珍宝 全在好眼力
前面说过，宝古斋邱震生，1944年在天津劝业场以300元买了一堆旧货，里面有个明成化青花杯，这一件就卖了12000元。这是机遇，赶上了；更重要的是有眼力，能看出是人家没当回事的好东西。这样“捡漏”的事在琉璃厂古玩行中还真有不少。
那是“九一八”之前，新开张不久的雅文斋古玩铺的经理萧书农，应朋友之托请，到北京鼓楼东的锣鼓巷的一个老宅门王家，去鉴定一个“法花罐”。王老太太老规矩老礼，非常客气。说这个罐是“我们老爷从山西带回来的，他生前非常喜欢，说罐的釉色好，孔雀绿透亮像玻璃”。
萧书农仔细看，这罐一尺二高，胎是陶的，法花釉，是山西烧制的，不是明朝的，也不够清代，是民国初年仿的，虽好看，却不值什么钱。但是不能在主人面前直言是仿的，婉转地说：“好，好。既然是您家老爷喜欢的东西，还是留着吧，做个念想，传给子孙。”老太太大概也明白了，没再问是真是假。萧起身告辞。老太太还是大家子规矩，送客，双脚不迈出门槛。萧从上房出来，边往外走，边跟老太太客气，眼一扫，见廊子角上堆着不少花盆、瓶瓶罐罐破烂，其中有一件宋哥窑的海棠式笔洗，灵机一动，回头看站在门槛里的老太太笑了笑说：“您这堆东西卖不卖？堆在廊子上不大雅观。”“这些都是没用的破烂，没人帮我收拾。你要是愿意要，就全弄走。”“那我给您五块钱，替您给清理走。”“那就劳您驾了。”老太太的脚，始终没出门槛，说完，转身进里屋了。
萧书农找了个“打鼓的”———挑着两个竹筐，手打羊皮小鼓，串街走胡同，吆喝着：“有破烂我买！”专收旧物杂货，再到小市上卖，一般没什么太值钱的好东西，偶有漏货，流出来好东西，买的卖的都是无心的，绝不会把知道是值钱的老东西卖给“打鼓的”。萧书农把这堆东西卖给他，只留下那个哥窑笔洗。临走时把五块现洋搁在窗台上，言语了一声。老太太还直道谢。
一个前门大街挂货铺的掌柜，到山东农村中收东西，顺便回趟老家。他在黄县城里走街串巷闲转，见一位大嫂坐在门道里梳头，旁边小凳子上放着盛皂角水的杯子，色彩艳丽，像是好东西。这位用当地话跟大嫂攀谈，说这个杯子好看，想仔细看看。人家答应了，他拿过来一瞧，是斗彩，釉细彩艳，松鼠偷葡萄的图案，漂亮。再举起杯子看底，有“大明成化年制”青色双蓝楷书款。心中一喜：这可是值钱的东西，即使是后来康熙、雍正、乾隆的官窑仿制的“官仿官”，那也稀罕。他进一步与大嫂聊，问这个杯子的来历？“当家的外面捡的，我就搁了皂角子了。”听说这个掌柜的想买这个杯子，大嫂想以要高价把他吓走，就要了一块现洋。在小地方的人看，这可不是小数：一块现洋可换460个铜子，能买230套烧饼麻花。哪知这个人没还价，掏出一块现洋，拿走了杯子。大嫂暗喜，认为占了便宜。
这个松鼠葡萄杯，果然是明成化官窑斗彩的精品。三次交易：头一轮以800元卖出，净赚799元；第二轮卖到上海，4000元，净赚3200元；第三轮卖到美国纽约，就到了10000美元。
还有一件更有趣。那是清末，一个古玩商搬家到骡马市四川营住。热天，他出四川营到了骡马市大街上，对面果子巷口有个鲜货摊正吆喝着卖西瓜、酸梅汤。他买了一碗酸梅汤。这酸梅汤的质量当然没法与琉璃厂信远斋的比，但人家给的多：满满的一大海碗，准解渴。他一见这个海碗，眼睛不由一亮，这大海碗是云龙为主的图案，配以海水江崖，青花五彩细瓷，很像明代官窑瓷器。怎么拿这么珍贵的东西盛酸梅汤？大概摊主不懂行。要设法把这个碗弄过来，又不能明白说要买，那没准把事情弄糟了，他一边喝着，一边想主意。这时那边过来一行大殡，他计上心来，就以这个出殡说事：我差点儿误了，好几个朋友在送殡队伍中等着呢，天热都渴，您把酸梅汤给添满了，我给他们端去，我这里有二两银子搁你这儿，这碗是押是卖听您的，要是押，我一会儿回来给您送碗。二两银子那时可不是小数，摊主顺水推舟：“您就别回来了，跟着送殡去吧，碗连带卖给您了。”
这位一溜烟似的进了四川营，把酸梅汤泼了，翻过碗底一看，有“大明万历年制”双蓝圈六字楷书的款。没错，是典型的明万历官窑五彩青花！兴奋地几乎跑回琉璃厂。
那时官窑瓷器流落到民间的还很少，大家对其历史和艺术价值认识的还不够，价格也不算太高，比不了青铜器。这个明万历官窑五彩青花大海碗，可能是从宫中流失出来的御膳餐具。他以500块现洋卖给了李鸿章的后人。后来就不知流落到何方。今天，这个明五彩青花大海碗若还存世，可称是重要文物了，要拍卖，价格可能过千万！
在古玩行中，这全叫“捡漏”。这要靠机会、眼力，特别是大脑的迅速反应。今天，虽然爱好文物收藏的日多，好东西、真东西却越来越少，价格飞速盘升，大量近仿的充斥于市，也许像本文叙述的三个小故事中捡大漏的巧事要少多了，但还是有捡漏的机会，那就看您的机遇和本事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石刻木雕好手冉忠祥
琉璃厂有个石刻木雕好手冉忠祥，各古玩铺经常请他给修理石刻木雕文物，做出的活儿非常漂亮。
1920年左右，岳彬听说日本和西方的收藏家很欣赏中国古代的造像石刻木雕，十分注意搜集。岳彬动起了脑筋，他听说一个古玩铺中压了七个石雕佛头10年没卖出去，他找上门，以66元一个，全收过来。日本山中商会经理高田看到，一开口就给了600元一个。岳彬要1000元，而且只卖一个，其余自己收藏。最后800元成交。这样一来，国内外古玩商都知道他手中还有六个佛头。外国人不断来买，他陆陆续续卖了十来年，也没卖完。同行感到奇怪。原来他是找冉忠祥照样仿制的。不仅仿制石佛头，还仿造宋木刻佛像，冒充为北魏石雕和宋朝木刻，卖给外国人，真东西他并未出手。
这一仿制卖出成功，使岳彬动起了盗卖洛阳龙门和大同云岗珍贵石雕的念头，小冉（当时他年轻，大家这么称呼）成了他这方面的帮手。1933年，岳彬出钱让小冉去云岗石窟临摹石雕造像，拓下一尊可以在室内陈设的小型佛像，还拍了照片，按照原型进行复制。小冉用了一年多时间复制好。他的雕刻手艺好，复制出的北魏佛像，造型、刀工、神态跟原品一模一样。岳彬以三万美元卖给了美国石油大王。后来对方发现原像还在云冈，电报抗议。岳彬买通当地军队，把佛像炸毁，抗议只好不了了之。此件可称是小冉早期的石雕作品。
岳彬盗卖洛阳龙门石窟的《帝后礼佛图》，整块凿下，把一堆石头运到北京再拼接，这么大的活儿，后面就有“小古铜张”和小冉当“技术顾问”。还有说法：一边拼，一边小冉照样复制，得出了两套《帝后礼佛图》，把复制的卖给了美国人。
小冉的出色手艺不断为古玩奸商所用，十分可惜。新中国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冉忠祥和魏长青以及荣宝斋的徐之谦等琉璃厂的雕刻书法大家，被聘请参加了设计雕刻和书写文字的工作，他的一身技艺才发挥了正当用途。
修理再制唐三彩的李德祥
琉璃厂著名的修理唐三彩等瓦器的李德祥，本来是一家古玩铺的少掌柜。清末民初，他不到20岁不幸丧母，父亲续弦，他与继母不合，分居另过。他只身去洛阳，买回的唐三彩瓦器，有破有碎。这些都是随葬品，埋葬后再出土，瓦器很易破碎，回来就自己琢磨如何修复它。经过多年整修唐三彩，学到了手艺积累了经验，后来自己设窑复制唐三彩的瓦人瓦马。他心灵手巧，无论是给人修活儿，还是自己复制，都惟妙惟肖，很为精到。他给大古玩商岳彬、夏锡忠做的活儿最多，主要是复制品。小古玩商的修理瓦器的活儿也离不开他，尤其前洛阳县长高少木开的大泉山房，卖唐三彩各种瓦器多，经常找他修理活儿。他为人正直，是非分明，人缘好，博闻强记，知道琉璃厂的老事多，又爱聊，在聊天中不仅给青年人介绍了历史知识，还讲这些故事阐明是非善恶，不要学岳彬等人只认钱不认祖国和祖宗。
可是他也不能摆脱岳彬等人的控制，还要给他们做活。岳彬收了一个西域人骑骆驼的唐三彩，找李德祥照样复制两个。李做胎挂釉入窑烧，反复试制，终于成功，做得足可乱真。他觉得能做到这样不容易，就多做了一个，一共三个，一并拿给岳彬。岳很不高兴：“我就要俩，谁让你做仨了？”说着就拿起一个随手摔在地上，粉碎得没法再修。多留一个，那两个就不值钱了。他还是老规矩：留真品，把仿品当真的卖，给的手工费也不多，200元一个。这让李德祥心里冰凉，岳彬真是认钱不认人，对我们给他卖命干活的手艺人忒不当人了。李德祥出色地复制唐三彩西域人骑骆驼，可称为艺术精品，但都被岳彬卖给外国人了，国内无存。从此事之后，李德祥也不爱给岳彬做活了。因岳彬后来出事被判刑，财产全部没收，真品下落也不清楚。
仿制精美古瓷的能人
瓷器主要看时代和是否原来官窑的，还是仿的；这仿也要看仿的时代，是官仿还是民仿。总之官窑亦即御窑，由于集中了最好的材料和技术力量，出品求精不在多，而且不计成本，就是仿前朝的精品，质地也与近代民窑仿古仿官有所不同。琉璃厂也有一些烧小窑专做仿品的手艺人，小窑有的设在景德镇，有的就设在北京琉璃厂附近。由于手艺出色而仿出了精美的“官窑古瓷”，闯过一道道目光锐利的古瓷鉴定家收购者的关隘，几十年人们不知端的。
1939年，岳彬通过呼玉衡的手，以2000元买了他从雅文斋100元“搂”来的明永乐甜白高足杯。此杯胎薄，似透明又非透明，刻画的花纹细腻柔和，白釉似玉，篆书暗款的笔画细如“铁线”。岳和在座的古玩名家徐震伯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货，2000元，值。此杯后来送到上海，被卖出5000元。后来此杯流入香港，拍卖时评价和价格都很高。
60年后，原本出身古玩行的、《古玩谈旧闻》的作者陈重远先生，向其师叔范歧周老人询问，范老先生爽直而答：“回家问你四叔去。这是从他的同泰祥出来的货，他仿的他知道，古玩行里知道这事的很少。”陈先生赶紧回通州故乡，请教时已85岁高龄的陈建侯老先生。陈老坦然承认此杯是自己仿的，又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仿制过程。仿制甜白瓷最重要的是选料，瓷土中要增加高岭土，用细筛子筛，再用水淘，细得要胜过面粉。做胎是用模子灌浆，胎子才薄。釉料要精选加工，刻绘出自景德镇名师之手。焙烧要掌握火候，温度高了要爆，低了不熟。这一只仿明永乐甜白高足杯，就出自琉璃厂这些有鉴定眼光的大古玩商身边，几十年来谁也没看出来，闯入了国际市场。要不是仿制者自己坦然说破，这个谜可能永远被埋在地下了。这里说明了两点：一是当代照样有杰出的制瓷大艺术家，像陈建侯先生就有这样的绝世技艺，谁说民仿官、今仿古不能造出令人拍案叫绝的精品！二是像范歧周老人这样在古玩界中以攫取利润为第一的行业，仍能恪守职业道德，面对绝世之品，真的就是真的，仿的就是仿的，不在价格上耍花活。
（选自《百年琉璃厂》/胡金兆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