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碑刻发展脉络，从书法艺术、补史证史、保存文献等诸多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碑刻在当今时代的主要功用。
关键词：碑碣；书法艺术；补史证史；保存文献
碑又称碑碣，原来是立在宫庙前观日影的竖石，通过日影的位置而知阴阳的方向。还有一种立在庙门内的供祭祀者入庙拴牲畜用的石头也称碑，这种碑石都是不刻字的，后来，碑石上出现了刻文，成了庙内记事的一种形式了。如寺庙的内容，修庙的经过，以及创建以后的兴衰史，有的还刻有为建寺庙出钱出力的人名等等。这种办法自汉代就已流行，所以后来就把寺门供记事的石块称为碑，凡较大规模或历史悠久的寺庙几乎都有此类碑碣，少则几块，多则数块，这种碑在寺庙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种建筑小品了。另外在宫殿建筑和陵墓等处也多设立此类碑石，如立于墓穴旁，则用作引绳下棺。《札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注云：“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於间为辘轳，下棺以绰绕。天子六绰四碑。前后各重辘轳也。斫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谓之桓。诸侯四绰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绰二碑，士二绰无碑。”这说明古代棺木下葬人墓穴时，墓坑上部四隅或两侧植原木以缠绕绳索，使棺木缓缓而下，此原木称之为碑。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凤翔南郊清理秦公大墓时，发现了这种用来下葬棺椁的原木，年代约当春秋晚期，这证明了文献记载不妄。 用于引绳下棺的碑早期实为木质，至后再以石碑代替。
石碑从产生以来，至当今时代，在文化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书法艺术
自从石碑具有了记事记人的功用后，它不再限于寺庙内寺门记载修庙经过的碑记，而成为广泛范围记事的一种形式了。它更留下了历代书法家的真迹。在书法艺术的发展中，观摩、临摹，研究前代名家之笔成了重要的内容。前代书法的保留唯石刻能够保存得最长久，所以石碑上的刻文无形中成了历代书法大家真迹的集中场所。篆、隶、真、草无论从章法，结构，乃至点划，都充分显示出各名家独特的艺术风采。历代名家李斯、李阳冰、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智永、李隆基、以及米芾、蔡京、赵佶、苏轼、董其昌、林则徐等人的墨迹在西安和岱庙的碑林中都能寻找得到。再次，石碑还记录了历代的石雕艺术。碑额、碑身、碑座都有石雕做装饰，它们有高雕、浅雕等各种手法，有龙、狮等动物和植物花卉的多种装饰内容，成为研究雕刻艺术发展的绝好资料。所以可以说，石碑是一部石头的史书，它浑身上下都是宝，且具有历史和艺术的多重价值。
我国石刻文字肇始于商、周，起初阶段略如摩崖岩画，只是在崖面上刻字而已。形成碑刻体例、刻石记事者，至迟秦、汉时期已臻成熟。
秦始皇二十八年（-219年），始皇东巡所到之处多立石刻碑，以宣扬他的统一业绩。李斯为之书《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和《峄山刻石》。刻石为标准体，孙过庭《书谱》说“篆尚婉而通”。李斯被人们视为“小篆极则”。王澍评其书法“笔法敦古，于简易中正有浑朴之气，不许人以轻心掉之。”清杨守敬跋《琅琊台刻石》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故颇为世重。
群臣上寿刻石，制于西汉文帝后元六年（-158年），亦称“赵王摩崖刻石”，是现存发现汉篆中最早者。群臣上寿刻石为汉赵王遂的属下为他献寿的刻石，篆书，释文为“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寿此石北”。用笔圆而转折方，与秦汉古隶相融洽，书法古拙自然，仪态朴茂雄深。由此可窥篆隶间嬗变的端倪。清陆增祥语“以笔势审之，似与秦篆差异，丙寅二字，转笔方折，全是隶意。”
四川成都武侯祠内有一块武侯祠堂碑，称为武候祠三绝碑。记载了诸葛亮的一生功德，由唐宰相斐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著名工匠鲁建刻字，明代四川巡抚按华荣于碑上题跋曰：“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斐、柳之文字，其相与垂字不朽也”。这是赞美诸葛亮本身的功绩和斐度的文章与柳公绰的书法，并称“三绝”。
2 补史证史
南北朝以来，记事碑刻大量增多，记事范围颇广，涉及到历史事件（唐太宗幸太原、明李自成起义、清康熙和乾隆幸五台山等）、历史人物（尧、舜、禹、孔子、关羽、元好问、杨继业等）、城池兴衰宗教信仰、寺庙建置、桥梁营造、关隘葺补，以及地震、灾荒、水文等。有些是历史文献中遗漏的内容，通过石刻碑记得到补充。碑刻记事，多是当时当地撰写而就，详实确切，无中途变化和辗转传抄之误，较文献记述更为可靠。正由于如此，碑刻成为我国古代文化和历史文明的重要载体。
毌丘俭记功碑为曹魏安邑侯平定高句丽反叛纪功碑，毌丘俭，魏明帝时官至尚书郎，后任荆州刺史、幽州刺史，因平定公孙渊反叛有功，封安邑侯。正始五年（244年）率军伐高句丽，大胜而归，为夸其战功而刻。发现时只残余全碑之左上角，汉字阴刻，其字体为隶书，遒劲古朴凿刻工拙。毌丘俭纪功碑的发现，证明《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记正始五年毌丘俭讨高句丽是确有其事的，而与同书毌丘俭传记载的“六年，复征之”实为同一事件的继续，应依碑文改正为正始五年出兵，六年班师。它书转抄之误亦因此得以明了。
无字碑，碑额刻八条螭首尾相交，碑侧线雕大云龙纹。初立时，未刻一字。自宋金以后，始有人题字。最著名的是，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用女真文字刻的，旁有汉文翻译的“金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女真文字已绝迹，这些字是研究女真文字和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
南诏德化碑，据《大理行记》载：碑建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碑文中叙事正是截至赞普钟十四年（765年）为止，可见是可信的。此碑是研究南诏史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以下三点尤为重要：一，碑阴题名所见职衔，如“清平官”、“大军将”、“客曹长”等均与《蛮书》卷九所述南诏官制相合；“法曹长”、“大总管”虽不见于《蛮书》，但见于《新唐书·职官志》。二，此碑所反映出南诏初年的一些社会情况，如梯田的开凿和水利的兴修、 城镇的修筑和温泉的利用、养马业和丝织业的发展以及金银矿的开采。这些都足以显示在阁罗凤时期，云南的农业、手工业确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三，碑文所提供的情况，对于研究南诏社会制度、地理区划与吐番及其他边境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交通，都提供了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