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抽调学员去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
周恩来等人向共产国际推荐了10名“劳大”学员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经考试录取了6位。他们是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和程祖怡。1928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发布命令,批准涂作潮等6人在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后,便设立了无线电通讯科,任命李强为通讯科科长。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重组中央特科。原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云、原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赵容(康生)、原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等3人被挑选担任了特科的第一、二、三把手。
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等主持。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陈绍禹)、康生的来信,将上海中央局和特科人员分批撤离,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1935年11月,特科上海办事处再次被破坏,办事处负责人丘吉夫被捕,特科组织从上海消失了。
中共中央特科的职责和任务
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可见,中央特科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
为了牢牢把握好政治斗争的方向,防止中央特科走上恐怖活动的歧路,周恩来从中央特科成立之日起,便为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纪律。他给中央特科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在具体的工作中,特科的4个科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是替中央机关找房子,为中央领导人安排住处、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购买和储存武器,布置中央开会的会场,组织营救被捕的负责人,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简单点说,总务科的主要职责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场、组织营救。
情报科的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建立秘密情报网。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3种: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广泛建立情报网络。二是“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反动侦探机关,直至向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即是情报科“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优秀情报人员。三是“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对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人员,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拢,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除了上述搜集情报的几种主要方式外,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实际是灵活多样的,一切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结交社会贤达,从中获取机密,也是情报科所重视的一种方法。
行动科的主要职责是镇压内奸敌特,营救被捕领导人,保卫中共中央和中央负责人以及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的安全。
通讯科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员组成
中央特科成立时,由周恩来(化名伍豪、周少山)直接领导,顾顺章(化名黎明)任特科负责人,陈赓(化名王庸)协助顾顺章负责特科日常工作。总务科长洪扬生、情报科长陈赓(兼)、行动科长顾顺章(兼)、通讯科长李强。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特科进行改组重建。陈云、康生、潘汉年成为中央特科第一、二、三号负责人,陈云兼任总务科科长,潘汉年兼任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通讯科科长仍由李强担任(1932年改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刘仲华、王世英等相继主持,1935年8月,根据中央指示,特科撤销。
总务科首任科长是洪扬生(在长征时叛变,20世纪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顾顺章叛变后,由陈云兼任总务科科长,1932年12月陈云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总务科主要成员:
阚思颖(女,又名甘棠,1927年至1930年任特科交通员,建国后曾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邹志淑(宋再生的妻子,浙江嘉兴人,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陈家康(广东人,中央特科专职医生)、张杏华(顾顺章的妻子,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张阿桃(顾顺章岳父)、张陆氏(顾顺章岳母)、张爱宝(顾顺章的妻妹)、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吴韵兰(顾维桢之妻,做掩护和交通工作)、吴克昌(吴韵兰胞弟,做掩护工作)、吴克昌之妻(姓名不详,做掩护工作)、朱胜(化名,湖南人,古玩店老板)、戴荣鑫(浙江余姚人,木器店店员)、阿四(化名,广东人,总务科司机)、张克诚(化名,北方人,木器店老板)、松江阿姨(名字不详,在木器店烧饭)、周青(四川人)。
从上面的这个名单中,我们不难看出,顾顺章在特科成立不久,就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众多亲戚都安排进了特科,这是严重违背秘密工作纪律的。几年之后,由于顾顺章的被捕叛变,导致了他的众多亲属被杀。
情报科首任科长是陈赓,顾顺章叛变后,由潘汉年接任情报科科长。1933年5月14日,左翼文化人士潘梓年、丁玲被捕,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危,上海中央局决定把潘汉年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同时,指定王世英代理情报科工作,直到1935年8月特科撤销。
情报科的主要成员有:李克农(化名李泽田,安徽巢县人,建国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钱壮飞(又名钱潮,浙江湖州人)、胡底(又名胡北风,安徽舒城人)、刘鼎(原名阚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建国后曾任重工业部副部长)、陈养山、陈寿昌(1928年初奉调到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后转任交通科科长)、柯麟(化名柯达文,医生)、贺诚(化名贺雨生)、宋再生(原名宋启华,浙江诸暨人,人称“老宋”)、宋荣华(宋再生胞弟,人称“小宋”)、欧阳新、李一氓(又名李民治,四川彭县人,建国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李一超(原名李坤泰,后改名赵一曼,四川宜宾人)、赵一敏、陈彭年(苏北人)、陈立年(陈彭年胞弟)、项与年、刘大汉(外号“大块头”)、董健吾(牧师)、吴先清(刘鼎的夫人)、安娥(张红惠,田汉夫人)、连德生(1928年6月从苏联学习特工回国后进入特科二科)、王强等。
行动科成立之初由顾顺章兼任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以后,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1933年7月康生偕妻子曹轶欧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龚昌荣(化名邝惠安)接任行动科负责人。1934年11月,龚昌荣被捕,由王世英担任行动科负责人,直到1935年8月特科解散。
行动科主要成员有:谭忠余(据说曾担任过“红队”队长)、蔡飞(又名余德富,曾与顾顺章一起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做铜匠,据说曾担任过“红队”队长)、龚昌荣(化名邝惠安、邝福安,人称“邝哥子”)、王世德(代号“老先生”)、邵达夫(邵扶民,绰号“张麻子”)、王德明、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李士英(康生担任行动科科长后从北方局调入特科,任行动科第一小组组长,曾在闹市区击毙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王云、张嵩生、孟华庭、赵轩、陈玉明、陈杰明等。
通讯科(交通科)科长李强、陈寿昌。主要成员有:张沈川、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蔡叔厚、黄尚英、王子纲(建国后曾任邮电部部长)、伍云甫(又名吴晋生,建国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前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之父)、曾三(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克坚、程祖怡、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于昆、喻杰生、陈寿昌(浙江镇海人,与陈赓、陈养山一起被人们称为“特科三陈”)、王有才、邱德、宋濂、乐少华、王平、孙巨芳、夏明、李志超、李云(电台报务员)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面的特科工作人员名单很不全面,甚至还有错误,还有待于进一步搜集补充和考证。在那个风云变换、大浪淘沙的年代,特科中的人,有的为革命壮烈牺牲,有的坚持下来并成为建国栋梁,有的叛变革命成为无耻的叛徒,但是更多的是在历史中“失踪”,无迹可寻,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