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地质学专家。在建立岩体工程地质力学理论与方法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刘东生，著名地质学家。我国环境地质研究的开创人之一，中国黄土研究的先驱；
顾知微，著名地层古生物学专家。长期从事地层古生物学研究，在国内首先开展了侏罗系和白垩系的综合研究；
马杏垣，著名地质学家。在区域地质、构造地质以及地震地质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卓有建树；
陈梦熊，著名水文地质学家。我国水文地质事业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士谔，知名生物化学家、肿瘤学研究专家。主要从事酶学、肿瘤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以上名录只是1942年西南联大理学院毕业生中的部分佼佼者。笔者初略统计，类似李士谔这样知名的专家大致还有四五十名。值得一提的是，钮经义与李约瑟有过间接联系。人类第一次成功合成牛胰岛素，是由北京大学的两位科学家钮经义和王应睐于1958至1965年间进行的科学突破。这项研究成果曾获得李约瑟的极大关注。据有关资料记载，李约瑟曾将王应睐称为“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90名毕业生中有一半以上成为知名的科技专家，其中有获诺贝尔物理奖的殊荣者，有12人（含1名外籍院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毕业生中产生12位院士，这意味着每7个半人中就有1人成为院士。这组数字摆在世人面前，人们也许会有这样的认同感：这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创下了独一无二的奇迹。
为何称之“独一无二”？因为历史不可能复制，抗战期间极其恶劣的环境，也不可能复制。那时的西南联大，无论是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恶劣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可想像的。据杨振宁先生的回忆：“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帽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雨打铁皮顶的响声，虽对学生听课有干扰，但日本敌机的空袭，有时一天多达五六次，为躲避敌机空袭，上课经常是断断续续，这对教学影响的严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在生活方面，困难更多。多数学生是清苦的，尤其是来自敌战区的流亡学生，完全靠“贷金”生活，生活十分艰苦。据当年联大学生赵瑞蕻先生回忆：“头几年大家成天穿着黄色校服，因日晒雨打，逐渐褪色，变成灰色了；冷天披件黑棉衣（这都是长沙临时大学搬家时学校发给学生的），一路穿到蒙自穿到昆明，换洗的衣服少得可怜，这是当年流亡学生的标志。”
吃的方面，多数学生一天只能吃两顿，干稀搭配，根本谈不上温饱。教授们也如此。由于教授的薪俸跟不上物价的上涨，经常达不到温饱程度。笔者曾询问江泽涵先生（时任联大算学系系主任）的三公子江丕栋教授有关抗战期间的生活状况，他说：“由于物价上涨，联大教授靠仅有的工资很难养家糊口。我家兄弟三人，我最小，不懂事，经常嚷吃不饱，父亲不忍孩子们挨饿，只得变卖从国外带回的高级照相机来补贴生活。”笔者还曾询问过北大法律系资深教授芮沐老师的夫人有关联大的生活情况，师母说：“当时联大的生活很艰苦，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很好。为贴补家用，我和其他一些教授夫人作丝绸绣花手帕卖，每块手帕可卖到1美元。战后，我留下两块，现已捐给北大校史馆作纪念，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忘记那段国难家仇的日子。”
在理科教学方面，由于缺乏经费，无力购置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实在是太难为教授们了。据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曾任联大理学院院长）回忆：“那时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在简陋的实验室做实验，在缺少图书资料条件下写论文，然而却培养出一大批知识精英。联大校友柴如金先生在《校庆忆旧》一文中写道：“我不能忘记这所大学，它确实既不得了，又了不得（林语堂曾说：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它是20世纪中国的骄傲”。由此，言之“独一无二”，实不为过。
在西南联大出现奇迹，绝非偶然。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已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把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的责任紧密联系在一起，倡导和树立了“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从而创下了中国高教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精神，对于当今中国高校的建设与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联大的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不仅要继承，更应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