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记忆中，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报刊上登载的，一般是从浩劫中归来的文学作品和文章。饱经沧桑的人们，准备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新的时代，是当时普遍的心态。近日读1978年至1983年的《新文学史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一道长长的“死魂灵”的历史的影子，似乎在“回忆录”和“悼念”等栏目中挥之不去。它们把我拉回到那个不愿意再回去的年代，让沉重哀歌重新啃噬着我已经安稳下来的心灵。这个文学史边角料，是我在过去了的38年生活中不曾想到的。
堆放在我书桌上的史料，从1978年创刊的第一期，到1983年第3期，总共15本。a它们已经陈旧破损，有几期缺页，还有一期刊物的封底被人撕去一半。大多落满了灰尘，纸张发黄、变脆，翻看时稍不小心，就有掉落和破碎的危险。如果是在图书馆，估计大概要仔细存放在“馆藏部”，只能经过允许到里面查阅。我之所以得到这套《新文学史料》，是拜托一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从一间堆放多余书籍的房屋中觅得。所缺的刊物，又在孔夫子网上购得几期，还有一些至今未能搜齐。我当时只是想保存一套，偶尔做资料用，没有想到还会以写文章的方式与它重逢。
这本杂志第一个栏目是“回忆录”，发表与本文有关的追忆文章有数十篇。最后一个栏目“悼念”，登载了46位作家、批评家和各类文艺家故世的消息，以及追悼会报道等。b大部分悼词中有“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字眼，一部分没有。逝者年纪最大的是郭沫若（86岁）和茅盾（85岁），年纪最小才50出头，是死于“文革”的缘故。他们出生年月多在清末民初。一些人可能确实是迫害致死，例如老舍、傅雷和邵荃麟等，另一些人是心灵上受到伤害，因心情压抑和身体有病而亡故，例如魏金枝等。有些则是正常死亡。清末民初出生的人，到这个时候也有六七十岁了。当时人的正常寿命应在六十岁左右，不像今天可以通过药物将死亡时间推迟到八九十岁。那个年代只有郭沫若、茅盾享受的医疗条件能做到这点。所以，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被残酷迫害致死”。死在新时期最初几年，是这些逝者共同的命运，令人遗憾。选择几个个案，是想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
一、老舍的故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出生在北京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是普通的满族护军士兵，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战死；全家靠母亲给人洗衣服，缝缝补补，在小学里当勤杂工维持生计。因为这个缘故，老舍衷心热爱新社会。建国后，他是作家中最受政府信任的人。他女儿舒济说：“毛主席生前曾多次亲切地接见过他，亲自观看和听他写的话剧和相声，邀请他出席历次最高国务会议。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多次给他点题，观看他写的话剧彩排，给他讲解党的政策。”c要讲，这种人生经历和背景不应该成为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对象。
1966年8月23日早上8点多，老舍到北京文联上班。文联的人都很惊奇，因为他身体不好正在住院。有人问他，老舍淡淡地回答：“这是一个运动，康生告诉我了，这是个大运动，应该去参加，感受感受，所以我就来了。”当时文联和社会上已经非常混乱。下午2点多钟，天安门旁边北京第28中的一批中学生冲到文联，把萧军、老舍等人揪上汽车，老舍眼镜被人打掉。這群人被拉到文庙，脖子上挂着牌子，跪了两个多小时。老舍头还被中学生砸破，血流到衬衣上面。文联革委会的人怕出事，借故把老舍弄回家。第二天，老舍在新街口豁口外太平湖公园坐了整整一天，午夜投湖自杀。根据当时逻辑，他应该是“安全系数”最高的社会名人，不致有这种结局。“他大概以为不大会揪他的，他闹不清咋回事，他表现的很沉静”。“他自己以为自己是爱国的，也是无党派，也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当权的，他是个作家”。d联系前后种种迹象，老舍之死大概是一个意外。
这个故事的引子很值得注意，就是老舍身边的文联办公室主任曹菲亚刚才说的那段话：他大概以为不会揪他，自己爱国，是无党派，又非当权的走资派。他进一步强调说：“老舍先生很大一个长处和优点就是，他是个非常善良、非常豁达的这么一个老人。”e实际不仅是上述史料，1949年以前的“老舍故事”，也在加强印证着他这种“安全系数”很高的印象。
例如，曾在武汉时期跟着老舍办协会、编杂志的作家楼适夷回忆说：抗战爆发后，老舍立即离开山东齐鲁大学教授的职务，将家人留在济南，只身一人来到武汉。他说：“在一向的印象中”，老舍是“平时不大习惯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先生”，这次抱着爱国热情，答应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务主任，主编《抗战文艺》。国民党很想把这个力量收罗门下，为它所用。为此，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摆了宴席，可出席者寥寥。只有老舍和冯乃超等少数人参加。老舍有自己的理由：“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1938年3月文协成立时，原先答应承担经费的国民党，又变卦了。“尽管先生一次次跑腿坐索，结果还是一个钱也不发。协会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要开会也租不起一个会场。但是这并没有难倒名为协会总务部长而实际是主持人的老舍先生，他亲自掏腰包，四处奔走，联络文艺界的朋友，向冯玉祥、向邵力子等抗战中的闲员，还有张道藩和陈立夫等，凭着自己的面子去借款，而且利用他们阔气的公馆，一次一次当作理事会的会场。”f作家锡金当时是一个22岁的小青年，最初见到名作家老舍时有点紧张，可他在别人说话时插上一两句笑话，引起满座哄堂大笑后，自己的顾虑马上就消除了。他是老舍的另一个助手。他记得：“老舍建议，由我、适夷、姚蓬子三人直接处理编务。”“我当时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属于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文艺小组，老舍也许可能有些知道，所以他坚决推举我。适夷当时出狱不久，组织关系尚未恢复”，因此他和老舍一样“算‘无党无派’”。《抗战文艺》刚开始是三日刊，封面由梁白波绘制，刊头字是丰子恺所写。“编三日刊很忙，要组稿、看稿、编稿、校稿，印出来以后要发行，还要结算账目。所以老舍总是跟我们滚在一起”。他自己写稿，署名“总务部”。“我们只管编、校，其他的杂务都是老舍，他干得井井有条，一点也不杂乱。往往在我们想到还有什么事要干时，他已经干掉了；有的稿子约定了未送来，有时就是他去跑。”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