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死魂灵”

工作报告 |

时间:

2021-10-13 09: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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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记忆中,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报刊上登载的,一般是从浩劫中归来的文学作品和文章。饱经沧桑的人们,准备以满腔热情投身于新的时代,是当时普遍的心态。近日读1978年至1983年的《新文学史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一道长长的“死魂灵”的历史的影子,似乎在“回忆录”和“悼念”等栏目中挥之不去。它们把我拉回到那个不愿意再回去的年代,让沉重哀歌重新啃噬着我已经安稳下来的心灵。这个文学史边角料,是我在过去了的38年生活中不曾想到的。

堆放在我书桌上的史料,从1978年创刊的第一期,到1983年第3期,总共15本。a它们已经陈旧破损,有几期缺页,还有一期刊物的封底被人撕去一半。大多落满了灰尘,纸张发黄、变脆,翻看时稍不小心,就有掉落和破碎的危险。如果是在图书馆,估计大概要仔细存放在“馆藏部”,只能经过允许到里面查阅。我之所以得到这套《新文学史料》,是拜托一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从一间堆放多余书籍的房屋中觅得。所缺的刊物,又在孔夫子网上购得几期,还有一些至今未能搜齐。我当时只是想保存一套,偶尔做资料用,没有想到还会以写文章的方式与它重逢。

这本杂志第一个栏目是“回忆录”,发表与本文有关的追忆文章有数十篇。最后一个栏目“悼念”,登载了46位作家、批评家和各类文艺家故世的消息,以及追悼会报道等。b大部分悼词中有“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字眼,一部分没有。逝者年纪最大的是郭沫若(86岁)和茅盾(85岁),年纪最小才50出头,是死于“文革”的缘故。他们出生年月多在清末民初。一些人可能确实是迫害致死,例如老舍、傅雷和邵荃麟等,另一些人是心灵上受到伤害,因心情压抑和身体有病而亡故,例如魏金枝等。有些则是正常死亡。清末民初出生的人,到这个时候也有六七十岁了。当时人的正常寿命应在六十岁左右,不像今天可以通过药物将死亡时间推迟到八九十岁。那个年代只有郭沫若、茅盾享受的医疗条件能做到这点。所以,不能说所有人都是“被残酷迫害致死”。死在新时期最初几年,是这些逝者共同的命运,令人遗憾。选择几个个案,是想了解一下真实的情况。

一、老舍的故事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出生在北京一个贫寒的家庭。父亲是普通的满族护军士兵,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战死;全家靠母亲给人洗衣服,缝缝补补,在小学里当勤杂工维持生计。因为这个缘故,老舍衷心热爱新社会。建国后,他是作家中最受政府信任的人。他女儿舒济说:“毛主席生前曾多次亲切地接见过他,亲自观看和听他写的话剧和相声,邀请他出席历次最高国务会议。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多次给他点题,观看他写的话剧彩排,给他讲解党的政策。”c要讲,这种人生经历和背景不应该成为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对象。

1966年8月23日早上8点多,老舍到北京文联上班。文联的人都很惊奇,因为他身体不好正在住院。有人问他,老舍淡淡地回答:“这是一个运动,康生告诉我了,这是个大运动,应该去参加,感受感受,所以我就来了。”当时文联和社会上已经非常混乱。下午2点多钟,天安门旁边北京第28中的一批中学生冲到文联,把萧军、老舍等人揪上汽车,老舍眼镜被人打掉。這群人被拉到文庙,脖子上挂着牌子,跪了两个多小时。老舍头还被中学生砸破,血流到衬衣上面。文联革委会的人怕出事,借故把老舍弄回家。第二天,老舍在新街口豁口外太平湖公园坐了整整一天,午夜投湖自杀。根据当时逻辑,他应该是“安全系数”最高的社会名人,不致有这种结局。“他大概以为不大会揪他的,他闹不清咋回事,他表现的很沉静”。“他自己以为自己是爱国的,也是无党派,也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当权的,他是个作家”。d联系前后种种迹象,老舍之死大概是一个意外。

这个故事的引子很值得注意,就是老舍身边的文联办公室主任曹菲亚刚才说的那段话:他大概以为不会揪他,自己爱国,是无党派,又非当权的走资派。他进一步强调说:“老舍先生很大一个长处和优点就是,他是个非常善良、非常豁达的这么一个老人。”e实际不仅是上述史料,1949年以前的“老舍故事”,也在加强印证着他这种“安全系数”很高的印象。

例如,曾在武汉时期跟着老舍办协会、编杂志的作家楼适夷回忆说:抗战爆发后,老舍立即离开山东齐鲁大学教授的职务,将家人留在济南,只身一人来到武汉。他说:“在一向的印象中”,老舍是“平时不大习惯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先生”,这次抱着爱国热情,答应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务主任,主编《抗战文艺》。国民党很想把这个力量收罗门下,为它所用。为此,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摆了宴席,可出席者寥寥。只有老舍和冯乃超等少数人参加。老舍有自己的理由:“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1938年3月文协成立时,原先答应承担经费的国民党,又变卦了。“尽管先生一次次跑腿坐索,结果还是一个钱也不发。协会付不出房租,发不出工作人员的生活津贴,要开会也租不起一个会场。但是这并没有难倒名为协会总务部长而实际是主持人的老舍先生,他亲自掏腰包,四处奔走,联络文艺界的朋友,向冯玉祥、向邵力子等抗战中的闲员,还有张道藩和陈立夫等,凭着自己的面子去借款,而且利用他们阔气的公馆,一次一次当作理事会的会场。”f作家锡金当时是一个22岁的小青年,最初见到名作家老舍时有点紧张,可他在别人说话时插上一两句笑话,引起满座哄堂大笑后,自己的顾虑马上就消除了。他是老舍的另一个助手。他记得:“老舍建议,由我、适夷、姚蓬子三人直接处理编务。”“我当时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属于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文艺小组,老舍也许可能有些知道,所以他坚决推举我。适夷当时出狱不久,组织关系尚未恢复”,因此他和老舍一样“算‘无党无派’”。《抗战文艺》刚开始是三日刊,封面由梁白波绘制,刊头字是丰子恺所写。“编三日刊很忙,要组稿、看稿、编稿、校稿,印出来以后要发行,还要结算账目。所以老舍总是跟我们滚在一起”。他自己写稿,署名“总务部”。“我们只管编、校,其他的杂务都是老舍,他干得井井有条,一点也不杂乱。往往在我们想到还有什么事要干时,他已经干掉了;有的稿子约定了未送来,有时就是他去跑。”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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