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写道：“周组建的精干的袭击队把他们的行动命名为‘伍豪之剑’。而伍豪的剑是十分锋利的。”“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伍豪之剑”是指周恩来创建与领导的中央特科的“红色行动”。中央特科是10年内战前期中共中央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构。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与南昌起义部队离散后绕道香港辗转至沪，自此至1931年离沪去中央苏区，除两去苏联历时一年外，在隐蔽战线的主战场上海共战斗生活了3年左右。在险恶的秘密斗争环境中，周恩来率领中央特科与敌斗智斗勇，为保卫中共中央安全和发展中共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特科“内情”】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陆续迁到上海。当时，在上海，租界里的巡捕和侦探，往往同华界的国民党军警宪特合伙镇压共产党；遍布社会各个角落的三教九流的黑社会势力则无恶不作；而来自中共内部的叛卖逆流，更成为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暗敌。为了确保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成员的安全，1927年11月，周恩来受命组建了中共中央专职的情报和保卫机构——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成立后，周恩来陆续为其设了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通讯科。
总务科也称特一科，主要职责是替中央机关租房子，为负责人安排住处，以及租家具、找铺保、做生意、购买和储存武器、布置会场、组织营救、料理牺牲者后事及家属生活等。
情报科也称特二科，主要职责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通过“打进去”或“拉出来”等多种办法，建立秘密情报网。
行动科也称特三科，习称“红队”，主要职责是镇压内奸敌特，营救被捕人员。
通讯科也称特四科，设立于1928年11月，主要负责制造、设置和保卫电台，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苏区、白区中共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
以上四科各有专职，又相互联系、通力合作。各科紧密配合，构成有机统一的战斗堡垒。
为了防止中央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周恩来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周恩来曾多次严厉批评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忽视秘密工作原则，热衷单纯恐怖活动的倾向，并坚决制止了他试图炸毁“包打听”开会的场所一品香饭店等恐怖计划。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如规定各自所有活动的内容绝对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
【机关“社会化”、“家庭化”】
周恩来要求党中央各机关，要“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实现“机关社会化”、“机关家庭化”。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总务科，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上海开设了多种店铺，诸如电器行、照相馆、布店、古玩店、诊所、木器店等，以此作为党中央的秘密机关。他还指导总务科租赁花园洋房，暂充中共中央机关的活动场所和联络地点。如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均是在租赁的公馆或洋房召开的。
在“机关社会化”的同时，周恩来要求一些机关“家庭化”。1928年夏天，周恩来把曾是熊瑾玎学生的朱端绶从汉口互济会调到上海，与党中央会计熊瑾玎假扮夫妻，住守位于四马路天蟾舞台隔壁“生黎医院”楼上的“福兴字庄”（实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随着爱神的降临，1928年中秋时节两人结为夫妻，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党中央许多机关都以“家庭”面目出现在社会上。
中央机关的“社会化”和“家庭化”，有效地掩护了中共中央的活动。周恩来把这一成功经验推介到白区各地党组织，要求它们“改变以前的方式，很迅速的重新建设党的各种机关，并以绝对秘密为原则”。
【周恩来、邓小平“经营”古玩店、香烟店】
周恩来强调，在隐蔽战线上，中共党员不能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他指出：“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如果“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联系的党，怎样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他要求“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间也应互相介绍职业”。党的干部也不能整日围绕在机关中：“党只需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担负日常的党务”，“决不能人人都派作党部工作”。他要求白区各级党组织，“凡是下层组织没有工作，或是破坏之后，主要的路线应是领导同志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
随着白区斗争形势的不断恶化，周恩来提出党中央领导人也要职业化。1931年4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的组织和工作方式时指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不要在家中办公，家中不放文件。
为了实现干部职业化，周恩来领导总务科为一些领导干部开设了店铺。如曾为以古玩商为公开身份的周恩来在黄浦江边开设过“松柏斋古玩号”；为曾以商店经理为公开身份的邓小平在浙江路清河坊开设过一家纸烟店（其楼上即为中共中央某机关）；为曾以古董商为公开身份的总书记向忠发在爱文义路开设过一家古玩店；为顾顺章在斜桥路22号开设过“奇星魔术社”等。
党员和干部的职业化，既有助于联系群众，也有效地保护了自己。
【“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
周恩来在领导实现机关“社会化”、“家庭化”，党员和干部职业化的同时，规定了一套秘密活动的准则——
都用化名。邓颖超在接见《周恩来传》的主编金冲及时回忆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同志间谁也不叫谁的名字，都用别名。别名多啦，一个时期换一个”，“每住一处，改用一个名字。名字随我们起，二房东只要给钱就行”。
经常搬家。在一地居住时间太久容易暴露真实身份，所以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经常迁居。邓颖超回忆说：我们“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行踪保密。周恩来规定，对领导干部的住址不要知道得太多。邓颖超回忆说：“在上海，我们一个人最多只能知道五个地方，这样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我可以知道五个地方？因为我是中央机关党总支书记，要参加小组会。其他人最多知道有工作关系的两三个地方。恩来同志可能知道得比我多。”
会外留人。在白色恐怖下召开党的会议是非常危险的。周恩来提出开会时要在会外余留一部分人。1928年10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湖北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规定了秘密党工作的六条原则，其中第三条规定，“开会人数要少，时间减短，开会时尽量的余留一部分人在外”。1929年9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建议改变政治局工作方式，每周开一次会，变更开会时间，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人保留在外。
【刺探敌情，打入敌营，策反敌方人员】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如不采取进攻策略，积极了解敌人情况，就难以有效保护自己。
周恩来对情报工作非常重视，中央特科成立不久，他便为其设立了情报科，并亲自为情报科选调精干人员，任命陈赓为科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情报科成员机智勇敢，屡次成功完成任务。主要策略有——
变换身份刺探敌情。为接触各种关系，从中获取情报，情报科成员经常改变身份和职业。陈赓化名“王庸”，“时而西装革履，像似租界里惯见的西崽；时而全副武装，又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时身穿短装，头戴鸭舌帽，充当敌特捕房的‘蟹脚’；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又是巨商大贾的模样。”陈赓以其多重身份，掌握了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某些特务头目，可随时出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或租界巡捕房。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也以各种身份，出入于国民党军警宪特、租界捕房及流氓帮会之中，“利用关系办了许多很难办的事。”董健吾以牧师身份搜集情报，陈养山和刘大汉以记者身份刺探消息。吴先清或盛装艳服进出上层社会，或粗衣布鞋活跃在工人居住地区，或扮成朴素农妇出现在乡间村落。她通过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的“密切”交往，“设法从其周围的重要人物中，获得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秘密和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对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了解得一清二楚”。
“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周恩来强调，对这些特情关系，要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按照这一指示精神，情报科把国民党在上海的警特机关和外国租界的侦探机关基本控制在自己手中。如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杨登瀛），即是情报科“拉出来”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1928年到1931年的3年中，鲍君甫为中共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帮助中共中央特科惩处了出卖罗亦农、彭湃等同志的叛徒，也营救保护了任弼时、关向应等中共要员。在公共租界，陈赓也拉出来一个特情关系，此人系某巡捕房帮办，身处巡捕房政治部的要害部门，经常给情报科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这个关系是通过金钱维持的，每月送他500元生活费，数目由陈赓决定。
“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侦探机关，直至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动向。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即是情报科“打进”国民党调查科的优秀情报人员，三人机智勇敢，出色完成了把国民党调查科“拿过来”的任务。周恩来在1949年7月说过：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可以说是“后三杰”。
情报科还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打入了情报人员，在三教九流的帮派势力中也建立了情报网点。
中共中央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中信息灵通，全靠情报科在诸多关键时刻为苏区提供的准确情报。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和第二次“围剿”时，钱壮飞均事先截获了有关情报，派地下交通员赴沪将情报送交李克农，再由周恩来设法转中央根据地。这些情报，对红军反“围剿”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李克农代表中共中央特科同莫雄建立了统战关系。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围剿”计划。时任江西德安区专员兼保安剿共司令的莫雄出席了会议，会后他把“铁桶围剿”计划交给中央特科成员。尽管撤离苏区是中共中央久已考虑的战略转移计划，但中央特科的这一重大情报，无疑催生了立即转移的决策。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赶在蒋介石“铁桶围剿”之前，渡过于都河，跳出“铁桶”，踏上了长征之路。
【救难锄奸，保卫中央安全】
党内叛变，使中共损失巨大：“八七会议以来，机关被破获极多，负责同志牺牲极重。”如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韩步先的叛变出卖，导致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代理书记赵世炎先后惨死在敌人乱刀之下。半年之后，又是由于叛徒唐瑞林的出卖，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领导人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多人被捕被杀。“四一二”政变后，因叛徒出卖而牺牲的中共人士不计其数。
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央特科行动科在情报科等默契配合下，开展了有效的保卫工作。
营救同志。行动科营救被捕人员的办法大致有四种：
一是律师辩护。该办法只适用于租界范围，在以党治国的华界行不通。行动科同许多律师建立了密切联系，对押在公共租界未暴露真实身份者，主要聘请潘振亚和费国禧律师辩护营救。对押在法租界的被捕者，则往往聘请与租界巡捕房和法院有特殊关系的陈志皋律师（曾与在特科工作的妻子黄慕兰一起奔走营救关向应。两人还曾于第一时间将向忠发叛变的消息传给中央，使周恩来等人免遭逮捕——编者注）出庭辩护。
二是“行贿买通”。如1930年恽代英被捕后，周恩来亲自组织营救。他回忆说：党曾想尽办法营救之，花过很多钱打通了上下关节。只因顾顺章叛变指认，营救工作才毁于一旦。
三是利用“内线”。即利用在各种反动机关、组织中建立的特情关系，根据情况相机解救。
四是武装劫持。即利用敌人将被捕者引渡或转解的机会，途中劫持。如1929年彭湃等人被捕，当得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把彭等转解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后，周恩来果断决定劫车救人。他亲率中央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员，装扮成枪战片演员，埋伏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但因准备不周，未获成功。
镇压叛徒。鉴于叛徒的严重危害，中共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要求各地党组织：“对自首而反攻的叛徒，号召党内外群众共起处以死刑。”周恩来在1929年8月23日为党中央起草的致山东临委的信中也指出：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最不得已的办法。
周恩来领导行动科对叛徒的严厉镇压，极大地震慑了叛卖行为，消除了众多隐患。与此同时，周恩来强调肉体消灭不能根除叛变现象，指出：党员叛变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
剪除特大灾难。1931年4月，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一举粉碎了顾顺章出卖中共中央的罪恶阴谋，终于抢在敌人之前完成了转移任务，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
创设电台，实现电信联络。中共“六大”以后，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以及白区中共组织的恢复，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建立无线电台，以通过电波及时迅速地传达指示精神，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联系与领导。适应这一需要，周恩来亲自筹划，担负起领导创建中共电信事业的重任。
一是组织第一支专业队伍。周恩来是中共最先认识到无线电技术重要性的领导人，他从莫斯科和上海两地为中共组织起第一支电信队伍。1928年初夏，周恩来利用出席中共六大的机会，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起，向共产国际提出由“国际无线电训练班”代培无线电技术人员的要求，得到积极回应，遂从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推荐10名学员，经考试录取了涂作潮、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沈侃夫（陈宝礼）、李元杰和程祖怡6位。
1928年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后，当月便为中央特科设立了通讯科，由李强任科长（后为陈寿昌）。周恩来要求李强和中共法租界党支部书记张沈川设法掌握电信技术。此后，他又不断物色政治上可靠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充实电信队伍。在莫斯科的学员掌握了无线电通讯技术的本领后，也先后回国，参加了中央特科通讯科的工作。毛齐华回忆，他是1930年初冬回国至沪，在三马路（今汉口路）与顾顺章和李强接上关系。通信科成员是周恩来为中共造就的第一批电讯人才。
二是领导建立第一部电台。1929年10月，通信科成员终于试制成功首部收发报机。这套收发报机主要是李强和张沈川制造的。周恩来深为这第一部电台的诞生而兴奋，他同张沈川反复推敲，编制了两套简易密码。一套是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系统；一套是英文字母变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系统。这是中共无线电通讯史上最早的密码系统，被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称为“豪密”（“伍豪密码”）。从此，由白区发出的红色电波飞传各地。
三是指挥实现党内电信沟通。在首部电台诞生后，周恩来立即指示通信科成员奔赴各地设立分台，以尽快实现党内电信沟通。到1932年，全国各中共根据地都设立了无线电台，各地电台同上海的中央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通讯体系，实现了无线电沟通。
【国民党特务首领的扼腕之叹】
10年内战时期周恩来开辟和领导的隐蔽战线工作，是中共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条隐蔽战线上，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与敌特内奸顽强周旋，为保卫中共中央和领导人的安全、为推进中共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当年拘捕顾顺章的国民党特务首领蔡孟坚，晚年曾叹息道：“顾顺章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之打击。”
国民党特务的扼腕之叹，也恰从反面反映了周恩来领导的隐蔽战线工作的功绩与威力。
（作者系文史学者、河北大学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