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先秦说理散文从《尚书》、《国语》历史记言文发轫，虽然这些记言文还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其说理文字已具备论点、论据、论证等基本要素。春秋末年，说理散文作者由商周史官变为孔子师徒，著述模式由商周王侯卿士发表思想言论、史官执笔记载，变为孔子口述、七十子载之简帛，散文内容由政治评论变为阐述礼学，散文形式则逐步去掉叙事因素，纯粹的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正式成型，七十子后学散文因此成为上承历史记言文下启诸子散文的枢纽。战国两百多年，诸子百家巩固并发展了七十子后学散文成果，对语录体、对话记事体和专题论文各种散文形式都有较大的变革和创新，到战国中后期，以孟、庄、荀、韩文集为标志，说理散文从成熟走向辉煌，成为中国封建时代说理散文的典范。
[关键词]历史记言文 七十子后学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28-10
此前文学史家讲先秦散文，多将其分为历史记叙散文和诸子说理散文两大部分，而对诸子说理散文，又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论语》、《老子》、《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为第三阶段。在阅读先秦散文的过程中，我感到上述划分与史实不尽相符。现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资料，提出以七十子后学散文为枢纽的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并以此重新梳理先秦散文的历史沿革。
一、说理散文在上古历史记言文中萌芽成长
文献表明，中国上古作家并不是等到充分地发展了记叙、描写等感性能力之后才去写作说理散文的，恰恰相反，中国上古自有文字记载起，散文中的说理内容就远远多于记叙、描写的成份。说理散文起步较早，是中国上古散文创作的一大特点。
中国说理散文的最早源头要追溯到有考古依据的商代。现存的商代文献有甲骨文、金文和《尚书·商书》，甲骨文和金文因受书写工具和文体的限制，不能反映商代散文的真实水平，代表商代散文水平的是《尚书·商书》。《尚书》的典诰誓命文体应该在商代形成，《虞书》、《夏书》是后代史官仿照《商书》典诰文体而追记，《周书》也是周人模仿《商书》写成的。商周散文写作模式是，王侯卿士围绕帝王政治问题发表思想言论，史官执笔记载。这些记言文一般都有一个介绍人物言论来龙去脉的叙事框架，容易被看做是叙事文章，其实它的主体部分是人物言论，这些人物言论就是早期的说理散文。
《盘庚》、《洪范》、《无逸》是《尚书》中最优秀的说理散文。《盘庚》上中下三篇是商代说理散文的代表作。文章围绕迁都主旨，从天命神意和现实生存需求角度，阐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既有威慑性的训斥和恐吓，又有温和的劝勉和抚慰性的忠告。盘庚在演讲中运用了许多浅显、形象的比喻，诸如“若颠木之有由蘖”，“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等等，这表明盘庚已经刻意讲究说理技巧。《洪范》、《无逸》是《周书》中的篇章。《洪范》堪称是《尚书》中概括水平最高、最有条理性的文章。开头有两句叙事文字，用来交待背景。在灭商的第二年，周武王拜访殷朝遗老箕子，向他咨询治国安邦的方略，箕子向周武王讲述了上天赐给夏禹治理天下的“洪范九畴”，先用一节文字提挈全文，以下九段逐层阐述“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全文集中凝炼，没有旁逸侧出者。如果删除开头那两句叙事文字，那么《洪范》就是完全成熟的说理散文。《无逸》分为三层：首层揭示无逸主题，提出君子要“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第二层通过回顾殷代兴亡和文王辛勤治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无逸的重要性；最后一层回应开头，周公殷勤告诫成王和其后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做到以史为鉴，文章在语重心长的叮咛中结束。全文三个部分环环相扣，使主题得到步步深化。
《尚书》中还有一批可圈可点的说理散文。《高宗肜日》载祖已训导商王不要因为雊雉事件而产生心理恐慌。《大诰》载周公为东征而告谕天下，以统一王朝内部对东征的分歧。《康诰》、《酒诰》、《梓材》载周公以摄政王名义训诫卫君康叔，三篇各有侧重，主旨都很突出：《康诰》说明执政之要在于明德慎罚，任贤爱民；《酒诰》要求康叔在卫国严厉戒酒；《梓材》以梓人治材为喻，说明为政之道在于明德。《召诰》载召公告诫成王，从夏商的历史教训谈到周王朝的现实隐忧，最后落脚到居安思危，敬德保民，给人以清晰的层次感。《多士》、《多方》载周公以天命训导迁殷遗民，说明迁殷民于洛邑是天意所归，劝勉殷民安居乐业，服从新朝统治。《君奭》提出周召二人戮力同心，共同担负起文武的未竟事业。《立政》阐述设官用人之道，以勿用憸人为一篇之骨。《吕刑》论载周朝的刑律和断案的方法原则。
《尚书》中有一些对话体文章，如《皋陶谟》记载了皋陶与禹、舜与禹、舜与夔及皋陶的三段对话，《洛诰》记载周公与成王围绕营建洛邑、还政成王等问题展开的几轮对话，《微子》载微子与父师、少师的问答，《西伯戡黎》载祖伊劝谏殷纣王等。这些文章都是每人各说一段，看不出孰为宾主，谈话主题也时常发生转换，尽管如此，这些中国最早的对话体散文仍有重要价值，因为它们为春秋战国说理散文开启了一种有意义的形式。
《甘誓》、《汤誓》、《牧誓》、《费誓》、《秦誓》五篇文章是特殊的说理文体——誓词。由于要指陈敌方罪状，申述征讨理由，鼓舞大军士气，所以誓词理由要充分，文锋要特别犀利。这种声讨性质的说理文字是此后檄移的先驱，对战国诸子的批驳辩难文章也有一定影响。
《尚书》之后，代表西周春秋说理散文成就的是《国语》。①《国语》之“语”，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种记载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君臣治国之语的文体。与《尚书》相比，《国语》说理散文有多方面进展。这首先体现在文章主题和条理性方面，《国语》记言文都是先提出论点，再围绕主题展开论述，一席言论往往就是一篇主题突出、结构紧凑的说理散文。如《周语上》首篇“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祭公先提出“先王耀德不观兵”作为说辞的灵魂，然后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证，全篇文字都紧扣“耀德不观兵”的主题。其他如《周语上》“邵公谏厉王弭谤”、“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等，都是主题鲜明、条理分明的文章。其次，《国语》继《尚书》之后发展了对话体，初步形成了主客问答的形式格局，问句提出问题，而答语是文章的主要说理部分。如《郑语》载史伯对郑桓公，郑桓公向史伯提出了“其何所可以逃死”等六个问题，史伯从天道赏善罚恶角度立论，对未来周王室不可避免的衰落和齐、晋、秦、楚的崛起大势作出预测。《国语》往往通过问句将论题层层引向深入，如《齐语》载齐桓公问管仲：“成民之事若何？”“处士、农、工、商若何？”“定民之居若何？”“安国若何？”……这一系列的问语不仅区分层次，而且将文章一步步引向深入，使管仲得以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改革思路。第三，《国语》说理文章的论据较《尚书》有重大变化。《尚书》多从天命神意立论，而《国语》的论据则多取材于《诗》、《书》等文献古籍、古今名言和典章制度，并多从历史、人生中提炼出政治道理。文章论据的变化，显示出西周春秋人们理性精神的发展和说理能力的增强。第四，《国语》抽象概括能力较《尚书》有明显提高。如《周语上》载伯阳父论三川地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地震发生原因。《郑语》载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史伯此论是由周幽王远君子亲小人现象而发，他超越了经验层次，从对立统一的哲理高度来讨论朝廷用人问题。即使是讨论铸币，单穆公也从中概括出在不同情况下实施“母权子”、“子权母”（《周语下》）政策的金融理论。第五，《国语》说理散文往往运用比喻、用典、层递、排比、讽刺等表现手法，加强了说理的力量。第六，《国语》中出现了一些言短意长、意味隽永的文章，如《晋语四》“文公学读书于臼季”等，这些小文章充满机锋与智慧，颇似后来的语录体散文。最后，《国语》的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比《尚书》艰涩的语言要平易得多，此后说理散文的语言其实是顺着《国语》走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