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音乐家吴伯超在“陪都”重庆度过了6年多。在此期间，他曾担任励志社管弦乐队、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指挥、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合唱团指挥，他是重庆早期具有官方性质音乐活动中的代表指挥家；他参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等机构，参与了国民政府组织的乐典工作，这使他与国民政府的音乐时政密切关联；作为音乐教育者，他先后担任了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副班主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国民政府最高乐府——国立音乐院院长等职务，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抗战期间；吴伯超；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活动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4.01.008
作者简介：李莉（1976～），女，文学硕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13级博士生，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南宁 530022）；田可文（1955～），男，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60）。
收稿日期：20130308
1940年2月，吴伯超由桂抵渝，到达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他在重庆度过了6年多的时光，这是他音乐事业最重要的阶段。关于赴渝缘由，曾跟随父亲左右的吴漪曼女士回忆：“1939年的深秋，施鼎莹先生从重庆专程来到桂林，邀请父亲主持并担任励志社交响乐团指挥。”[1]；另据1939年4月《战歌》第二卷第二期《乐坛报导》：“近闻内政部有恢复典乐委员会之意，仍请原有负责人主持。如成事实，吴伯超先生或将来渝一行。”[2]；此外，1939年12月25日，由国民政府中央社会部出面在重庆组织了“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教育部长陈立夫为名誉会长，1940年1月14日在国民党重庆党部会议室召开的常年大会上，远在桂林的吴伯超已被选入理事；1月18日在该会举行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同在1940年春，陈立夫短期兼任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伯超时任教委会主任委员兼编订主任（5月辞职）[3]。正如当代音乐史学家戴鹏海指出：“可见吴去重庆的原因不仅是任励志社乐队指挥。”[4]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时文化发展的中心也随之转移至陪都重庆，在动荡的抗战岁月里，重庆却建起两所音乐院，三个交响乐团，十多个建制完整的军乐团，上百个大学职工合唱团……[5]而在这样的政府音乐教育发展与文化建构中必然是需要更多的领导良材，如杨仲子、唐学咏、郑颖荪、马思聪等众多中国音乐界名家齐聚重庆①，因此，吴伯超由桂转蜀乃是应历史之大潮，必然之结果。吴伯超在重庆期的音乐生涯，可以1943年为临界，其作为指挥家、教师、政府机构幕僚，各种身份的不断变化，之后专心经营管理国民政府最高乐府——青木关“国立音乐院”。
一、吴伯超在重庆的指挥活动
作为指挥家，吴伯超先后任励志社管弦乐队、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指挥、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音干班”）合唱团指挥，他是“陪都”重庆具有官方性质音乐活动中的代表指挥家。
励志社管弦乐队由南京内迁重庆，1940年3月15-16日，在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为响应“伤兵之友”运动，假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的“春季联合音乐大会”上，吴伯超指挥励志社乐队演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等作品以指挥家身份首次登台；之后，励志社管弦乐队因故解散，重组为中华交响乐团指挥，指挥由马思聪、吴伯超担任[6]。
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前身为1938年冬成立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弦乐队，由发起人之一的金律声担任队长。1940年2月27日，教育部召集国际广播电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商讨合组国立试验管弦乐团事宜，1940年3月1日教育部以名义上接管，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成立后，于1940年10月正式划归为音乐院，其间先后由教育部次长顾毓秀任团长，金律声任副团长，吴伯超担任指挥。吴伯超带领乐团于9月7日下午假实验剧院首次公开演出。至1941年6-8月，因团址遭敌机轰炸，乐团损失严重，无法正常运转而于11月正式离职。1942年12月，乐团重新运转，由金律声主持。1943年4月，吴伯超开始掌务国立音乐院，及担任院长期间，重新担任乐团指挥工作。直至1945年7月乐团正式解散[7]。
抗战时期重庆的音乐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作为指挥家，吴伯超参与了陪都的许多重要的音乐会，如1941年“三大管弦乐团联合演奏大会”、“夫子池千人大合唱”，以及黄自清唱剧《长恨歌》的上演等。“三大管弦乐团联合演奏大会”、“夫子池千人大合唱”，这两次音乐会均是由国民政府官方组织的大型音乐活动[8]。
“三大管弦乐团联合演奏大会”，由教育部音教委联合中华交响乐团、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及国立实验剧院联合举办，于1941年3月5至6日8点，假国泰大戏院演出，由吴伯超及马思聪、郑志声分别担任指挥。此次演出厅座售票，楼座为教育部招待参议员、重庆文化界及国外大学毕业生之用。演出前还举行了文化界国民月会，由教育部长陈立夫主持并讲话。演出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华交响乐，曲目为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马思聪《思乡曲》和《塞外舞曲》，由马思聪指挥；第二部分为国立实验剧院，曲目为韦伯《自由射手》、莫扎特《丘比特》、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由郑志声指挥；第三部分为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曲目为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和法雅的《小巫师》，由吴伯超指挥；压轴曲目是戴粹伦担任独奏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节目一直持续到晚11时，“每节演完，均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中央摄影场及中国电影制片厂拍了纪录片，中央广播电台作了现场演出直播[9]。演出，无论从乐队首席、团队成员和规模、曲目选择和指挥，可谓体现了当时中国交响乐的最高水平。三位指挥家不同风格的指挥艺术也给听众印象深刻，音乐会获得很大成功，在当时的大后方引起了广泛的影响，“马思聪、吴伯超、郑志声被誉为大后方的三大指挥家。”[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