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郭店楚墓竹简》出土并整理发表以后，为学术界补写或改写先秦思想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思想资料。但学界对其中的儒家竹简（简称《郭店儒简》）分歧尤大。《郭店儒简》应定编为十一篇，可认定为子思学派之作，应命名为《郭店楚墓竹简·子思子》。其思想主旨是阐述了先秦儒家关于性与天道、王道与德治的思想主张，上承孔子的“德治”主义，下启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说，在中国思想史上起了从孔子过渡到孟子的桥梁作用。
[关键词]子思学派；性命；天常；五行；六德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032—05
孔子及其弟子在春秋末战国初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派——儒家学派。这个学派以孔子为领袖，以孔门七十子为学术骨干，而以号称“弟子三千”为基本学术群体。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同书《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同书《儒林列传》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可见当时孔门之盛，故后儒常称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够显赫的了，儒学之被称为“显学”是当之无愧的。该学派的主要骨干人物，据《论语·先进》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以“德行”见长者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见长者是宰我（宰予）、子贡，以“政事”见长者是冉有、季路（子路），以“文学”见长者是子游、子夏，此外，还有子张、曾参、澹台灭明（子羽）、宓不齐（子贱）、原宪、漆雕开、有若等人，是弟子中之佼佼者。孔子死后，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分化为许多支派，《韩非子·显学》便有所谓“儒分为八”之说，曰：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但在以往儒学史的研究中，由于文献的散佚和资料的缺乏，我们对战国时期儒家八派的了解并不全面，对其中一些重要环节的认识模糊不清，特别是对孔子、孟子之间的儒学发展脉络，存在着相当多的疑惑与学术上的空白难解之谜。如关于子思与思孟学派之说就语焉不详或存有许多争议。所幸的是，上世纪90年代，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的一座楚墓里，出土了大量记载先秦思想典籍的竹简，其中有十余篇可以断定为介乎孔、孟之间的儒家典籍，它为我们补写先秦儒学史并重新审视、研究先秦儒学的思想主旨和发展脉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思想资料。自从荆门市博物馆编辑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
《郭店楚墓竹简》，荆门市博物馆编，裘锡圭审订，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一书之后，众多专家学者发表了论文或专著，对楚简典籍的成书时代、作者归属、学派倾向及其思想内容进行了多角度的考辨与分析
学界有关“郭店楚简”的研究性专著主要有：郭沂著：《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廖名春著：《新出楚简试论》，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1年5月出版；梁涛著：《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王中江著：《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学术论文集有：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姜广辉主编：《郭店楚简研究》（即《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郭店简与儒学研究》（即《中国哲学》第21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此外，邢文主编的《国际简帛研究通讯》第一、二卷各期也刊载了一些研究论文，《中国哲学史》、《孔子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也发表了多篇论文。关于“郭店儒简”的研究，当以李学勤、庞朴、姜广辉、廖名春诸先生的论文较有代表性；关于“郭店道简”的研究，则以裘锡圭、许抗生、郭沂诸先生的论文较有代表性。，学者们一致承认“郭店楚简”对于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但还是存在诸多分歧没有解决。本文拟在辨析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具体探讨一下《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儒家典籍（以下简称为《郭店儒简》）的思想内容。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吴光：探讨性与天道《郭店儒简》的作者归属及其思想辨析
一《郭店儒简》的年代、篇数、篇名与
作者归属问题的辨析
关于《郭店楚墓竹简》的年代、篇名与作者归属诸问题，姜广辉、李学勤、廖明春、郭沂诸先生都一一作了考辨，但意见不一。现就本人理解并综合诸家考辨，对“郭店楚简”中有关儒家典籍的几个问题作一辨析：
第一，关于《郭店儒简》的成书年代，固然与郭店楚墓的墓葬年代有关，但最重要的判断依据是儒简的作者归属及其内容中记载的历史事件的下限。根据李学勤、姜广辉等人的考证，我们大致可以肯定，这批儒简是介于孔子与孟子之间的儒家典籍，基本上是孔子之孙孔伋（子思）及其学派的作品。众所周知，孔子的生卒年代为公元前551～479年，子思生卒年代为公元前483～402年，孟子生卒年代为公元前390～305年，而郭店楚墓的墓葬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以前，则我们可以把这批儒家典籍的成书时代定在战国早、中期即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350年之间。
第二，关于《郭店儒简》的篇数问题，是与各篇简文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的。现在，学者公认〈缁衣〉
为区分起见，本文关于郭店楚简的篇名均用单书名号标示。其他书名篇名则用双书名号《》标示。、〈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等八篇是儒家简。至于〈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或认为是儒家之作，或认为属纵横家言（如李学勤）。我认为，〈唐虞之道〉中的“禅让”说和“尚德”、“尊贤”论、〈忠信之道〉论“忠信”与“仁义”的关系，这明显属于儒家的政治学说。而所谓“纵横家”者，其思想必有所近，或近于儒，或近于道、墨、名、法，独立的“纵横”思想是不存在的，所以〈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二简，应属“儒简”无疑。
至于〈语丛〉，郭店简的整理、释文者依竹简的长短、编线略异而将它分为四篇，但在我看来，其实是不必分篇的。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各支竹简形制相同，长短相近（均属两端平齐的短简），字体的书法一致（为典型楚系文字）；二是各支竹简简文的体裁和语言风格是相同的，都是“格言”式的语录汇编体，而且许多文句上下对应，或者前后押韵；三是所辑语录反映的思想倾向大体一致，符合孔子思想，均属儒家之言
如：语丛一论仁、义、礼的多条语录，与《礼记》之坊记、表记诸篇所论如出一辙；语丛二称“小不忍，败大势”之语，与《论语·卫灵公》所记孔子之言“小不忍则乱大谋”相近；语丛三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与《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之言相同；语丛四称“善使其民者，若四时一遣一来，而民弗害也”与《论语·学而》所记孔子之言“使民以时”的思想吻合，故可判定语丛四篇均为传承孔子思想的儒家簡。
。很可能这整篇〈语丛〉的语录都源于一书，为一人之作。因此，我们将〈语丛〉视为一篇（如果细分，则可依其内容或文内标记分为若干章节）归入《郭店儒简》。加上前述十篇，整个《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一共是十一篇。
第三，关于《郭店儒简》的篇名问题，已有学者指出楚简整理者关于其中几篇的命名是有问题的，并作了辨正，但其原则未能一贯。我认为，《郭店儒简》的篇题命名，应依据两个原则，一是参照先秦著作的命名惯例（一般用篇头二、三字为篇名）来命名，二是提炼各篇简文的思想命题或主旨而定名。据此，我们可将《郭店楚简》中除〈语丛〉以外的十篇儒简定名为：
〈缁衣〉，本篇内容与《礼记》的〈缁衣〉篇相同，其首句为“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故名；
〈鲁穆公问子思〉（原定名〈鲁穆公问子思〉）：本篇首句为“鲁穆公问子思曰”，应取前三字（人名）而不必取全句，如《论语·颜渊》篇首句为“颜渊问仁”、但只取“颜渊”二字之例；
〈天人〉（原定名〈穷达以时〉）：本篇首句为“有天有人，天人有分”，故名；
〈五行〉，本篇内容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中〈五行〉篇之经文大体相同，其首句即为“五行”二字，故名；
〈唐虞之道〉，本篇首句为“唐虞之道，禅而不专”，故名。
〈忠信〉（原定名〈忠信之道〉），本篇所论主题为“忠信”之涵义，而无“忠信之道”文字，故宜名〈忠信〉，而不必添加“之道”二字；
〈天常〉（原定名〈成之闻之〉），本篇据郭沂考证，整理者排简有误，首句应为“天降大常，以理人伦”，甚是。但郭氏将篇名定为“天降大常”则不然。简文中本有“天常”一词，如“可以至顺天常矣”、“是故古君子慎六位以祀天常”等，且为本篇所论主题，故名；
姜广辉在《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载《中国哲学》第20辑）文中指出：〈成之闻之〉篇“错简严重，很难复原。依笔者拙见，此篇实为二篇，前二十简为一篇，后二十简为一篇。前者可名为求己篇，后者可名为天常篇。”此说虽有所见，但证据不够充分，难以定论。
〈尊德义〉，本篇首句为“尊德义”三字，故名；
〈性命〉（原定名〈性自命出〉），全篇所论主题为性与命的关系，首段文字有“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句，故名；
〈六德〉，本篇首句缺文，所见首句为“何谓‘六德’”，故名；
综上所说，《郭店儒简》的十一篇篇名，应定名为：〈缁衣〉、〈鲁穆公〉、〈天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天常〉、〈尊德义〉、〈性命〉、〈六德〉、〈语丛〉。
第四，关于《郭店儒简》的作者问题，可谓众说纷纭。大致有孔子、子游、子张、曾子、县成、公孙尼子、子思、子思学派、思孟学派诸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廖名春、李学勤、姜广辉、王葆玹之说。廖名春将《郭店儒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孔子之作，有三篇；第二类是孔子弟子子张、子游、县成之作，有四篇；第三类出于《子思子》，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有〈缁衣〉、〈五行〉、〈鲁穆公〉三篇。李学勤将《郭店儒简》分为两组（实际上是分三组），认为〈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共八篇属于儒家子思一派著作，可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两篇，则属纵横家之作。姜广辉在李学勤辨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考察郭店儒简是否是《子思子》的四条标准：一是以《荀子·非十二子》对子思、孟子的批评为标准；二是以〈中庸〉的思想命题为标准；三是以子思“求己”的学术主旨作标准；四是以子思刚风傲骨的思想性格为标准。由此考定〈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达以时〉、〈求己〉（即〈成之闻之〉前半篇）、〈鲁穆公问子思〉、〈六德〉等八篇系出子思之手或属于子思学派的作品，而对〈忠信之道〉、〈尊德义〉二篇未作辨析。
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三文均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王葆玹认为〈缁衣〉、〈鲁穆公〉、〈五行〉、〈性自命出〉、〈尊德义〉、〈成之闻之〉、〈唐虞之道〉、〈六德〉等八篇均为子思及其学派之作，但对〈穷达以时〉和〈忠信之道〉未作辨析。
王葆玹：《郭店楚简》的时代及其与子思学派的关系》，载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
对于上述种种歧见，笔者今作四点辨析，提出一个结论：第一，我认为，将《郭店儒简》的其中几篇作者归于孔子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孔子的风格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即便有作，也是类似《论语》那样由弟子所记之作，而《郭店儒简》的所有篇章与《论语》体裁、风格基本不同，故不能因为“儒简”简文中某篇引用了孔子之言或符合孔子思想而断定为孔子本人之作。第二，不能因为简文中出现若干条符合孔子弟子子游、子张、曾子、县成、公孙尼子等人思想的语录就据以断定某篇为某子之作，那样的考辨有可能把《郭店儒简》变成“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著，因而肢解了子思学派的思想。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等资料的记载，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其生卒年为公元前483～402年。孔子死时（前479）子思年仅五岁。相传他学于曾子（前505～436），而曾子是孔门最年轻的弟子之一，可知子思比一般孔子弟子至少要晚生20年，则其著作、语录中出现引用或符合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言论是不足为奇的，故不能因此断定《郭店儒简》分别是孔门诸弟子之作，反而可视为是承继了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一家一派之作。第三，《郭店儒简》中缁衣篇与《礼记·缁衣》的内容相同，而《礼记·缁衣》早由梁代的沈均考定为出自《子思子》，《郭店儒简》的鲁穆公篇又明确记载了鲁穆公与子思的问答之辞，由此可以断定《郭店儒简》中必有子思及其门人之作，再以此为参照分析比较其他简篇的语言风格和思想倾向，我们发现，《郭店儒简》的所有篇章在思想上都是相互联系、前后一贯的，都以仁义礼乐圣智忠信为基本德目，因此我们不应该将本来互有联系的一家一派之作割裂为多家多派之作。第四，上引李学勤、姜广辉、王葆玹三学者实际上已认定《郭店楚简》中的儒家竹简大都属于子思学派之作，但对其中〈忠信〉（原名〈忠信之道〉）篇尚未认定。其实，〈忠信〉篇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不伪不言，忠之至也；不弃弗智，信之至也”，文中定义“忠信”的含义是“至忠亡（无）伪，至信不背”，文末的结论称“忠，人之实也；信，义之期也”，即认为忠信之德的基本涵义是真实无妄、信守大义，“忠信”的归宿是“仁义”之道。这与《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与〈鲁穆公〉篇子思所谓的“忠臣”标准是“恒称其君之恶者”（真实无伪）也是吻合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郭店楚简》的〈忠信〉篇也是子思学派之作。
综上所述，我认为，《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可以肯定是子思学派之作，因此，可将它们总体命名为《郭店楚墓竹简·子思子》。
二《郭店儒简》的基本思想
（一）论性与天道
孔子的弟子子贡曾感叹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其实，并非孔子不言性与天道，而是因为其所言“性与天道”之义理精深，不容易被一般人所把握，故孔子讲得不多，其弟子中不太肯深入钻研如子贡者亦不甚了了。但是，也并非所有孔门弟子及其后学都不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为何物的，其中有的人就有不凡造诣。过去，我们主要从《中庸》和《孟子》了解到子思和孟子是认真探究了孔子之“性与天道”的奥秘并努力发挥其哲理的儒学大师，现在有了《郭店儒简·子思子》，我们就可以相互参照、具体而微地加以探讨了。
子思作为孔子之孙，他应当比一般弟子更了解乃祖之学。相传他受学于孔子的弟子曾参，并作《中庸》二篇和《子思子》二十三篇
《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著录云：“《子思子》二十三篇，《中庸》二篇。”过去，学者对“子思作《中庸》”的问题还有所存疑，自“郭店儒简”问世后，这一存疑可以完全消除了。。《中庸》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从哲学的高度提出并讨论了性与天命、性与人道及教化的关系问题。但“天命”为什么是“性”，“率性”为什么是“道”，“道”是天道还是人道呢？《中庸》本身的答案不很明确，而《郭店儒简·子思子》的〈性命〉、〈五行〉、〈天人〉、〈天常〉诸篇做了很明白的解说（以下凡引《郭店儒简·子思子》各篇只注篇名）。〈性命〉篇第一段即说：
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本节所引郭店简文，均据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个别释文略有不同。一下只注简文篇名，不注页码。
显然，这里的“性”是指随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人的情性，“命”指天赋之命，“道”是指与人的情性相关的人道。其间的关系是：性出于命，命由天定，有情性而后有人道。人道的喜、怒、哀、悲之性是先天赋予的。这与《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是一致的。
该篇又说：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习也者，有以习其性也。道者，群物之道。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诗、书、礼、乐，其始出生于人。……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
在子思派儒者看来，人性既出于天命，所以是普遍同一的，但后天的养性之“习”和长性之“道”是不同的，所以最终成就的人心人性就有差异了。所以，关键在于要把握人道，修习诗、书、礼、乐之“教”，才能成为有德之人。显然，这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及其仁道、德教思想的进一步阐发，也为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说做了理论的先导。
但子思所论之“道”，是有天道、人道之分的。如天人篇说：“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又说：“遇不遇，天也。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故君子惇于反己。”其中心思想是讲天道与人道既有相分的一面，又有相与的一面。
那么，在子思派儒者那里，天道与人道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五行篇说：
五行：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可见子思派儒者所谓的“五行”是指五种德行，即仁、义、礼、智、圣。“五行”之中，仁、义、礼、智四者总称为“善”，是“人道”；“圣”则是统率五行的“德”，是“天道”。人道源于天道而由天道主宰，这就是所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真谛所在。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孟子道性善”的“性善”字的涵义，并非通常所指是“性本善”，而是讲这个“善”是指作为人道的“仁义礼智”这“四善端”。
楚简五行篇篇末说：“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而畏者，好义者也。闻道而恭者，好礼者也。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这是具有总结性的论述，说明子思派儒者所讲的仁义礼乐等“德行”即来自于人的悦、畏、恭、乐等天命之性，换言之，后天的道德理性是由先天的天命之性决定的。这说明子思派儒者关于“性与天道”的基本思想，是上承孔子思想而下启孟子“性善”论的。
（二）论王道与德治
《郭店儒简》的思想内容，除了突出论述天命、性情、天道、人道的形成机制与相互关系之外，还重点探讨了仁义礼乐忠信等道德观念与为政治民的关系。如尊德义缁衣六德诸篇特别强调与阐发了孔子的德治主张。
尊德义指出，为君之道，必须“明乎民伦”（了解人民的伦常要求）、以“仁、义”引导人民、以“礼、乐”教化人民，才“可以为君”，才算真正懂得“圣人治民之道”。简文称：“（为君）不由其道不行。仁为可亲也，义为可尊也。圣人之治民，民之道也。”又称：“为政者……教以礼，则民果以轻；教以乐，则民用德……先以德，则民进善焉。”这些论述，深得孔子德治思想之真谛，阐明了道德教化对于治民理政的重要意义。
缁衣则说：“子曰：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欢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故慈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缁衣这一段“子曰”显然是从《论语·为政》篇“道之以政”一章演变而来，是子思传承并阐发孔子德治思想的明证。子思在这里明确指出，所谓“教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建立在爱民、守信、谦恭等道德之仁的基础之上的，这显然是孔子“仁本礼用”思想模式的具体说明。
六德篇说：“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圣与智戚（亲近）矣，仁与义戚矣，忠与信戚矣”。“作礼乐，制刑法，教此民而使之有向也，非圣智者莫之能也；亲父子，和大臣，归四邻□□，非仁义者莫之能也；聚人民，任土地，足此民而生死之用，非忠信者莫之能也”。这就充分肯定了圣、智、仁、义、忠、信这“六大基本道德”对于家庭和睦、人民归心、社会安定的重要功用，《六德》作者又以六德附会君臣、夫妇、父子三组伦理关系，说“义者，君德也”；“忠者，臣德也”；“智也者，夫德也”；“信也者，妇德也”；“圣也者，父德也”；“仁者，子德也”。主张君义、臣忠、夫智、妇信、父圣、子仁，各守其职，从而达到家庭和睦，国家大治的政治目的。而六德则增补了夫妇伦理，应是子思对孔子思想的发展。这个“六德”论述，似乎成了汉儒“三纲五常”说的雏形。
先秦儒家的王道政治理论，非常重视如何处理君臣、君民关系这个关乎民心向背国家治乱的重大政治问题。《郭店儒简》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
缁衣篇引孔子语论君民关系说：“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法，君以民亡。’”（今本末句作“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这是说，君是民的主心骨（领袖），民是君的统治基础，君喜欢的民亦喜欢，君有民作基础统治就能稳固，失去人民就会危亡。
然而，君要获得民的拥护，最重要的是靠什么呢？缁衣引孔子语曰：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争先。故长民者，章（彰）志以昭百姓，则民至行己以悦上。”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道。岂必尽仁。”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恶，不可不慎也，民之柬（今本作表）也。”
上引“子曰”三段话语，其意涵是一个，即：“仁道”是获得人民拥护的根本保障。在上位者（当政者）必须以实行仁道为己任。治理百姓，必须以身作则，克尽仁道，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服与拥护，才能收上行下效、教化百姓之功。
《郭店儒简》还从“忠信”的角度论述了君臣君民关系。如鲁穆公篇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忠臣”的标准。子思的“忠臣”标准是“恒称其君之恶者”，即敢于经常批评君主过失的人才算得上是忠臣。成孙弋又进一步阐明了子思的思想，认为真正的忠臣不是为取得爵禄而为君“杀其身”，而是为了正义而经常批评君主过失的人。
忠信篇则将“忠信”提高到“仁义”的高度，说：“不伪不害，忠之至也；不弃弗害，信之至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这是说，“忠信”的基本要求是不搞欺诈、取信于民。忠是仁道的落实，信是义德的预期。只要推行忠信之道就能得到人民的亲近与信任。
尊德义也说：“忠信日益而不知也。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这与《论语》所记孔子之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脉相承。这里的“道之”是“引导”之意，“不可使知之”者，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全句意谓：为政者的“忠信”之德日积月累，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取得人民的信任，人民是需要引导的，而不能强迫人民服从你，要使他日用其德而不知，你的政权就稳固了。
总之，《郭店儒简》所阐发的思想，主要是子思学派的儒家学说。其哲学思想，是强调“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即“人道源于天道”的“性命”哲学，其政治思想，则是以“仁、义、礼、乐、忠、信、圣、智”为核心价值观的儒家“王道”理论。其思想上承孔子的“德治”主义，而下启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起了从孔子过渡到孟子的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