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沈阳市大东区大东路138号的沈阳造币厂，是东北第一家机器工厂，也是中国现有历史最悠久的造币厂，始建于1896年，开创了近代沈阳机械工业的先河，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沈阳”。
因缺钱而“生”钱
沈阳造币厂成立之初，是因缺钱。
19世纪末，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鹰洋和龙洋等为代表的外国银元大量流入奉天，时任盛京将军的依克唐·阿上奏《奉天拟购机设局铸造银元》，称“奉天省钱法流弊最多，向因鼓铸未兴，民间缺钱，只得互出凭贴，而辽南各州县已使用外国银元，民间感到方便，拟购机设局，铸造银元”。
得到批复后，依克唐·阿派员到广东、湖北考察机器局章程及设计制造银元的范文、成色，并选定奉天东关门外大东边门里的奉天旧营房为局址，开工兴建奉天机器局。建成后的奉天机器局不仅成为东北第一家机器工厂，开创近代沈阳机械工业的先河，还在1898年，随着1元、5角、2角、1角银币的正式生产，拉开了中国银元制的序幕。
然而拥有辉煌开端的造币厂，却经历着多舛的命运。
1900年，奉天机器局扩建略具规模，开始机铸当十带孔的紫铜元，结果同年10月，就面临沙俄军队攻陷省城奉天，奉天机器局被俄军占据捣毁，生产停滞的局面。两年后，经盛京将军增祺向俄方交涉，奉天机器局才得以收回。收回后，增祺将机器局与造币厂分开，设立“奉天制造银元总局”，对残损机器重新修复，7月正式恢复生产，开始制造正规龙洋。
时至1917年，刚刚上任一年督理奉天军务兼省长的张作霖为加强统治地位，开始实行币制改革，训令取缔中行、交行小洋票在奉天省的流通，将小洋制改为大洋制。又于两年后，借口向中央财政部索取奉天造币厂（奉天机器局）房基，将其裁撤，并入奉天省管辖的军械厂，继续铸造银圆和铜圆。
在张作霖的治理下，奉天经济开始有了起色。但历经两次直奉军阀战争后，奉系军阀集团军费开支急剧膨胀，奉天地区货币贬值严重，市场萧条，通货紧缺。为摆脱财政危机，奉系银行团与东三省兵工厂协商，决定由银行团出资，东三省官银号与兵工厂共同管辖造币厂，在原址恢复银币生产。张学良主政后，将造币厂定名为辽宁造币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占领东北，修建了新的造币厂（即现在沈阳造币厂厂址），并改进了制模工艺。“日本人将原来的手雕模具改为机雕工艺，原来焦炭炉热处理改为电炉和重柴油炉热处理，并用高温计掌握温度，原来用人力手扳压力机翻压模具，改为电动摩擦压力机……”1943年，小学毕业、13岁的宋津民子承父业进入造币厂，成为雕刻系的一名童工。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走过跌宕岁月的造币厂方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开始抒写共和国的造币华歌。
刮目相看的机械化
岁月有时像落叶一样，带着曾经的过往，飘逝在迢迢的人生旅途上，留下无尽的温暖和力量。在沈阳解放后的第四天，宋怀林受解放军代表邀请，加入彼时名为东北银行工业处的沈阳造币厂，在制模组任技术员、组长，制作生产银圆币。
“父亲刚到沈阳那会儿，造币厂在现在厂址以西，一处灰色小楼。”宋家第二代造币人、1930年出生于河南的宋津民，在回忆父辈跟其讲述初到沈阳造币的情景时，说：“那时钢模所的设备很简陋，压力机是四人手动操作，热处理是用焦炭炉加热，雕刻原模是用手雕制作。父亲有美术功底，在雕刻制模中很受上司的赏识，工作不久便被重用，并在雕刻车间先后任大工匠、工长、技术员等职，先后参与制作了大清龙双角铜币、袁世凯正脸纪念银币、飞龙纪念币等模种。”
从踏上辽沈大地那一刻起，宋怀林的造币足迹，仿佛一组神奇的代码，串起了沈阳造币百余年历史的“前世今生”。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手工雕刻制币工艺奠基的一代造币人，搭乘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春风，则开启了用机器制模的时代。
1953年11月17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筹备发行流通硬币，责成沈阳造币厂开始恢复金属硬币的生产，承担新中国第一套流通硬币的雕刻、可用合金试验、硬币规格研究等项任务的生产筹备和试生产工作，并明确指示工厂“主要任务为复旦硬币制造，试制工作要专人负责，严格保密，摸索出一套规律。”
“我们厂接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寄来的密件，是第一套壹、贰、伍分硬币的画稿。据当时的厂长说，此画稿是541厂（北京印钞厂）工程师按印制局的指示，参照苏联硬币的模式绘制的。”宋津民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下达的硬币生产任务，印制局非常重视，局长贺晓初亲自到厂子里来做指导。
为体现中华民族的特点，画稿是直径约为100毫米的黑白水墨画照片，背面画面是麦穗、面额和年号，正面是由国务院借来的国徽阳文石膏型，直径约为300毫米，“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是参照北京新华门两侧標语仿宋体字设计的。
回忆当年，如今已90高龄的高级工艺美术师宋津民依然记忆犹新。以前工厂造币模具制造主要依靠手工雕刻，日伪统治时期，正值全世界工业大发展时期，侵略者由法国引进雕刻机2台，将手工雕刻硬币模具改为机雕原模。“按照上级指示，试制雕刻原模由沈阳厂和上海厂竞选取其优者。上海厂派来手雕法造诣很高颇有名气的技师操作，沈阳厂则组织了十几名印模制作技术人员，成立了‘七九’车间，父亲负责组织、指导工作，具体由我用机法操作。”得益于幼时的童工经历，宋津民操刀机器制模。
通过一个多月夜以继日的设计制作，第一套壹分币原模制作完毕。“两厂产品对比时，我们厂用油土型经过机雕的效果很理想，局长贺晓初满意地批准了沈阳厂的原模样品。”此次“过招”给上海厂不小的震动，上海厂的技师表示从未想到雕刻还能机械化。
就这样，沈阳造币厂凭借机械技法获得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枚硬币的制作权。宋家父子齐上阵共同制造国币的经历，也成为沈阳造币厂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荣誉之后却是险阻
荣誉有时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你至高荣耀的同时，也隐藏着鲜为人知的艰难险阻。
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年代，造币也不例外。“分币正面图案国徽设计中，苏联专家提出国徽是平的，不好，要改成弧形的，为保证分币正面国徽的效果，印制管理局从国务院借来了直径300毫米的国徽阳文石膏型与国徽的标准图稿。近一个月的设计雕刻后，问题又出现了，翻压产品印模时出现了图文高的地方印不足，图文低的地方露了地，这在硬币产品大批量生产中是绝对不允许的。”对此，宋津民十分感慨：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受的时候。
“当时没有制作经验，就知道越立体效果越好，只注意效果却忽视了工艺，和工艺不吻合就只能返工，如何确定图文高度，如何确定模具压印弧度，在模具设计制作中都是至关重要的，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反复调整，问题才得到解决。”
可以顺利制作硬币模型，全厂都很振奋，但没想到的是，正式开始做分币产品时，却出现了接二连三的问题。“电镀得用直流电，而我们生活中都是交流电。最开始我们尝试用1号电池，但电流不稳定且使用时间短。后来又改用市面上的直流发电机，效果也不理想，电流不稳还经常停电。直到后来北京出现了‘硅整流’，电的事儿才成了。”
解决了电的问题，接下来就进入到雕刻子模的环节。“前期制作的是硬币原模，是一个类似餐盘大小的镀镍铜型。正式生产时，要将这个盘子大小的铜型放到雕刻机，按照一定比例由雕刻机制作缩小成适合发行大小的子模。”让宋津民没想到的是，这时出现的问题更棘手。“最开始我们用的是含碳量1%的钢刀，可雕刻机1分钟转3000转以上，一个子模得40多个小时能雕刻完，一般的刀根本承受不了这个强度。有时还没雕刻完，刀就被磨圆了、卷刃了。”含碳量1%的刀不行，宋津民又尝试了高速钢、钻头钢、白钢等，直到后来无意间购买了英国进口刀，才解决了难题。
子模终于完成，大批量生產后产品又出现宽窄规格不统一的尴尬。“同样生产100枚硬币，捆起来却出现每摞高矮不一致的现象……”经历了无数次的返工和打磨，1957年12月1日，壹分硬币终于正式在全国发行。
在壹分币发行后的数年间，全厂职工仍在不断地学习和研究，不断地修改硬币模型，直到达到标准制作出完美的产品。那时候形成的这套完整的生产工艺，至今仍被沿用。
推开国际的大门
壹分币获得成功后，硬币生产便一发不可收。紧接着，沈阳造币厂又试制了贰分币和伍分币。虽然上海厂也年年试制硬币，但竞选时仍是沈阳造币厂的样品占优势。
已成为沈阳造币厂机械制模造币领军人的宋津民，又带领雕刻团队，为外国制作流通硬币，同时大力开展了角币、元币、纪念币章的生产。
1957年至1973年，沈阳造币厂先后承担蒙古国、越南、几内亚、阿尔巴尼亚4个国家的外币生产任务，开启了中国造币走向国际钱币制造市场的大门。
至此，新中国硬币制造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
沈阳造币厂于1993年建设铜币生产车间，1996年完成铜带材生产车间建设，成为中国铜合金硬币生产基地;2002年在菲律宾中央银行硬币国际招标会上，沈阳造币厂取得了25分硬币H65铜合金坯饼的生产权，实现中国硬币坯饼走向世界的新突破;2004年，企业再次中标菲律宾5比索3亿枚坯饼出口订单;2015年，凭借雄厚技术和生产实力，企业折桂马来西亚总计8亿枚的不锈钢坯饼生产权，标志着沈阳造币厂的硬币坯饼制作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得到国际造币行业的认可。
如今，作为印制行业涉及开发和生产流通币与普通纪念币的主战场，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指引下，沈阳造币厂以全新的姿态挺 进国际造币大市场，不锈钢硬币110亿枚、普通纪念币10亿枚、金银纪念币500万盎司的巨大产能，已成为企业设计实力、科研实力最有力的转换剂，推动这艘百年巨舰迈向创新型国际一流造币企业的新高度。
“造币故事的精彩篇章才刚刚拉开序幕。”宋家第三代造币人，宋津民的小女儿宋煜感慨，更庆幸自己成了沈阳造币厂黄金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感谢沈阳造币有限公司对本次采访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