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怀戚，男，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多部中篇小说获《当代》文学奖，著有长篇小说《经典关系》，广受好评。
符号及其由来
在长江的上游，在白沙码头这个镇子里，慢慢地长大了一群孤儿。
一切大致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有关；“自然灾害”这个说法后来有些更正，变成了“三年困难时期”。饥饿、疾病，诸如此类吧，有一些人死去了，有一些人留下来了。
这些孩子来自四面八方，出身也是五花八门——有码头工人的、郊区农民的、职业盗贼的，也有教师的、医生的、小有名气的艺术家的。
民政局为什么要把周边的孤儿往这里安排，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好像这个码头镇子的人们从来也没有追问理由的习惯。但是他们愿意领养这些孤儿。他们当了这些孤儿的爸爸、妈妈、爷爷、婆婆。
孤儿们明白自己是孤儿。他们喜欢呆在一起。
居民们渐渐注意到，安排在这个镇子里的，都是男孤儿。为什么不搭配一些女孤儿呢？有一个叫老不退火的水手问道。他周围的人都笑起来。
我怎么知道呢？工作人员说，眼睛也没抬，我们只负责安排。
后来，人们猜测，可能是让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好就近在这码头上或者船上工作。当然这也只是猜测。
但是，后来，还是有一些女孤儿给安排了来。她们的符号是另一种风格。譬如有一个漂亮白皮肤的，叫公主；一个黑瘦的，叫猴妹；而那个长得像一条泥鳅的，就叫她鳅鳅。
现在要说一下男孩子们的符号。不知道在哪一次安排的过程中，一个工作人员——她是个很生动且富有幽默感的胖大嫂——抓住一个个头较大也很粗壮的小家伙，叫道哎呀大师兄你给我过来嘛。另外的人大笑起来。后来人们就叫这个孩子“大师兄”。
后来就有了二师兄、三师兄……十七、十八师兄。当然也有就叫老三、老四，或者九弟、小二十之类的。
没有任何地方只把符号当姓名的。但白沙码头是。
众师兄弟从小就听惯了一句话：你们的命是捡来的。到后来他们自己也说惯了一句话：我们的命是捡来的。
这些人自小就喜欢打架。打架总往死里整。不惜命。好像反正这条命是捡来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好像命同钱一样，是身外之物。
开始是内部打架。“大师兄”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师兄。这以后大师兄就不准内部相殴了，转而成了同别的镇子打。打架没有真正的目的，纯粹是看哪个打得赢。
在经过了一些岁月之后，长江两岸上下几十里形成了共识：白沙码头最凶。
从白沙码头上岸，往里走一段，就进了镇子。镇子就叫白沙镇。
镇子的前头是长江，后头是铁路，跨过铁路就是一长溜石壁。重庆到处都是这种石壁。好像上帝造这块地方时，老打盹，因此地貌不连贯，中间那些结巴就是石壁。这些石壁给人的美学印象，大致可以分为两派：疤痕派和水墨派。疤痕派说它们像人头上的癞疮疤；水墨派说它们像水墨画，大泼墨，而且是上等宣纸。宣纸上有一些线条是黄葛树的根，像蟒蛇，又像毛泽东的草书。以前大师兄他们要上向家湾，进入闹市区，常常不去绕那漫长的石级，而是抓扯着那些树根，像壁虎一样地蹿上去。
这一溜石壁，后来成了悬棺式公墓，成为白沙码头的标志。这在重庆主城区是独一无二的。
把这处石壁弄成悬棺式的公墓的，正是大师兄本人。那天一伙人从江里水淋淋地上岸，往坡上慢慢走。大师兄抬头看见了这块石壁，仿佛第一次发现，歪起头很是看了一阵，微笑着说，嘿，以后这块地方才好埋人呢，打个洞，骨灰装进去，一把水泥糊个天衣无缝。大家也都说真是的呢，现在就来画格子，把各自的铺位定下来。
这处石壁其实是有个名字的，叫天梯。不要以为这个很文化的名字是七师兄之类后来的学者给取的，这块地方产生什么名号不可能如此正儿八经。正儿八经地宣布什么在这里是要被嘲笑的，更不可能得以流传。当时好像是，老不退火即二十五师兄的爷爷，人问他孙子哪去了，老东西一仰头说那不是，在天梯上挂起的。原来他孙子跟着大孩子爬石壁，正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八师兄的小提琴
八师兄还没有被排序为八师兄的时候，是一个用功学琴的学龄前儿童。他的学琴，是被一个“右派”教授发现了才华。
这个“右派”教授，一般人并不知道他的根底。只知道几年前他才在这里落了户，两口子靠给重钢（重庆钢铁总公司）加工石棉线为生。石棉隔热，这东西虽是一种矿物质，但因柔韧，可搓成线绳。炼钢工人需穿石棉鞋。白沙镇有半数人家以此为生。
有一天下午，八师兄从这个镇子最外边的小屋旁边路过，听见里面传来叮叮咚咚的琴声，非常好听。不觉就站定了门外，听。一直到天黑，那琴不弹了，他还不甘心，垫起脚往里张望。
门开了，一个胖胖的小老头出来，把他叫了进去。
小老头说：你还能够听这么久噢，不简单。
八师兄问是你弹的吗？你再弹来我听听。小老头就把刚才弹的那把琴拿了起来。那琴像个瓢，上面有很多弦。
八师兄又问这是什么乐器？
小老头说嘿，你还知道问——乐器。这个叫曼陀铃琴。
是外国的吧？小家伙问。
对。你怎么知道是外国的呢？
我猜的。
小老头很高兴，说你这个小孩很聪明噢。我来测试你一下。我弹一句，看你能不能把它哼出来。他拿起拨片，拨出一串音。
八师兄立刻哼了出来：多——米——索——多。
小老头大吃一惊。你还哼得出唱名来！不得了不得了！你跟谁学过吗？
没有。他如实回答。
小老头又弹了一句。这一句比刚才的复杂一点，但八师兄还是准确无误地哼了出来。
小老头很激动，把头低下了，嘀咕着：你这种小孩子，不学音乐，太可惜了！然后问他，愿不愿意跟着他学乐器？
八师兄说愿意。如此一来，八师兄的一生就这样开始了。
开始八师兄以为小老头要教自己学曼陀铃，但小老头说，这种乐器在中国派不上多少用场，就让他学了小提琴。
小老头还是先拉了小提琴，问他喜不喜欢听这种乐器。八师兄说我早就喜欢，这是小提琴，上面军工厂的文工团有很多人拉，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你拉得好。
小老头笑了起来，说我原来就是专门教这个的呀！你为什么觉得我比他们拉得好呢？
你拉出来的声音好听些嘛！
你能不能说得出他们拉的同我拉的，有什么不同？
八师兄大大地睁圆儿童晶莹的眼睛，半晌，说：他们拉出的声音，没有你拉出的干净。停了停，又补了一句：你拉出的声音，一颗一颗的，像浸在江水中的鹅卵石。
小老头弯下腰，将还没有上小学的孩子举向半空，又放到地上。一言不发，眼里噙满泪水。
慢慢地，八师兄知道了小老头的一些情况。他是上海人，抗战期间迁来重庆。他后来成了上海音乐学院教小提琴的教授。再后来给打成了“右派”，又回到重庆。
“右派”教授用正规的方法，用正规的教材，培养这个不知道生父生母是何许人的江边顽童。他常常对老伴说这个孩子比学院里的那些强多了，这应该是有遗传的。他应该是个音乐世家的后代。
在其后的几年里，早熟的八师兄渐渐地明白了更深的事理。有一天他问他的音乐老师，为什么要住在下面，不住在上面。他这么问，是他听说上面有一些单位愿意要这个“右派”。
上面、下面，都是码头上的说法。重庆是山城，码头的位置就比主城区低得多。这一点，同下游的武汉、南京和上海就不一样。在重庆，从码头上进城去，就是一直爬大坡。客观上形成了码头仰视主城区。码头同主城区，各方面都没法比。那低人一等的感觉，容不得你内心的不情愿。最明显的就是在学校里，校方对码头上的学生实际上是另眼相看的。
上海音乐学院的前教授笑眯眯地说：我住在这里，就好像一块鹅卵石躺在江边的石滩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