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善恶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古往今来争论不休。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只有西汉的扬雄、东汉的王充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回答。扬雄在《修身》篇中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圣人，修其恶则为恶人。”王充在其《论衡·本性篇》中指出：“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密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与世子相出入，皆言有善有恶。”
（一）
荀子把人的恶性绝对化，把人的善性相对化，并把人的善之根安到圣王的身上。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点：（1）他可能是把圣王神化，把圣王的善性和权力视作神赐，代表上苍，教化人民。所以荀子认为礼义法度都是圣王所起所制。君权神授，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虽然没有宗教，却自古信神，并以“龙”作为中国人崇拜的图腾，视君主为真龙天子。汉高祖刘邦，本是草根出身，但太史公在写他的传记时却不吝笔墨，道出他诞生的秘密：其母在野外与神龙交合，得以怀孕，生下他便是龙的传人，命定帝位。江山一旦打下来，皇冠一旦戴上，无论他是流氓，还是乞丐（如朱元璋），他立马便不是凡人，而成为善的化身，成为黎民百姓效法的榜样，成为人人都要服从的绝对权威。中国皇权专制统治，由于上善下恶的极端伦理的精神奴役，一个很坏的结果是人民大众只有永远当奴隶的命运，而皇族世袭家规神圣不可侵犯。龙子龙孙，代代相传，成为一种磐石般坚不可摧的家族集权体制；（2）他不懂得（两千多年前的荀子不懂得并不奇怪，孟子也不懂得）人的天然的具有科学思维的大脑组织结构。人的善恶观念正是由此而生由此而起的。人性既善又恶的根源，除了知识一面的界定，还有情感、性格一面的界定。现代科学——生物学、生命学、神经学、心理学已经对此领域进行探索研究了。人有善恶基因，有善心有道德感的生理机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美国前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兼认知神经科学中心主任、现任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说：“要承认人的心理有专门的一部分作用于道德，就得认识到人们对事物的既定道德评价与他们对其他事物的成见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道德化就像一个开关，可开可关。当这种道德的开关被打开的时候，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便驾驭了我们的思考。这种思维模式，使我们将某些行为视作是不道德的……道德感的首要特征是，被援引为规则的道德信条，通常被视作是普适通用的，比如禁止强奸，禁止谋杀……”反之，人的道德开关一旦被打开，人们不但认识到某些行为是不道德的，而且也能认识到某些行为是高尚的、道德的，从而参与进去。因此，史蒂芬·平克进一步表明：“认为道德感是人的本性中天赋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并非牵强附会。人类学家布朗所收录的人类共性列表中，就包括了许多道德观念和人类感情。其中有是非观念，感同身受的悲悯，公平公正，对慷慨气度的赞赏，权利和义务，耻辱之心……”道德化是人性善的表现。然而，反道德的人性恶也存在于人的固有的基因之中。反道德的恶同样有一个可开可关的开关。除了常见的极端的自私作恶、贪婪作恶、嫉妒作恶，还有某些天生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或“心理变态”的恶性潜因。平克写道：“被确认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或心理变态的人，从小就有道德盲目的征兆。通常来说，这些孩子，不论家庭环境正常与否，从小就恐吓小朋友，虐待动物，习惯性撒谎，不知怜悯，也不懂悔过。这些孩子长大后，其中就有人会成为凶徒、恶棍。尽管心理变态可能是遗传倾向造成的，或者是由于脑额区受损造成的。”史蒂芬·平克的科学研究，为人性的揭谜提供了可贵的根据。
人的精神现象十分复杂。我们赞同人的灵性智慧，是由内在的大脑潜质产生的。恩斯特·卡西尔说：“人的本质不依赖于外部环境，而只依赖于人给他自身的价值。”据德国科学家研究发现，婴儿有助人为乐的善良天性。心理学家马克斯·鲁朗克在一群刚刚学会爬的儿童面前作简单的动作，比如用夹子挂毛巾，把书垒成垛。经过一段时间，他故意笨手笨脚，搞砸这些简单的任务，比如把夹子弄掉了，把书碰倒了。此时此刻，实验室里的二十多个婴儿，在几秒钟内，同时表现出要帮忙的意思。一个裹着尿布的婴儿率先手脚并用爬过去，抓起夹子，推到研究员的脚边。鲁朗克说：“婴儿十几个月，甚至更早便有了认知和亲社会的能力，善的基因，是婴儿先天带来的。”
（二）
人性有恶，肯定无疑。但绝不能因此否定人还具有善性。古今中外，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肯定人性善之存在的。苏格拉底说：“善即知识。”休谟说：“我认为人类除了对自己以外，对其他人和事物，也是怀有爱的。”休谟的话，与孔子的“泛爱众”的说法一致。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的是人性唯恶论者。从他们的著作中，我发现他们实际上主张人性二元论。他们并没有像加尔文那样说：“人性只有恶，没有任何善。”这两位先哲深刻地指出人性恶的弊端，严厉地批判性恶，并在强调了法律制恶的重要性后，都说到了人性的善。柏拉图指出，正义的表现就是为不公道主公道，为弱者鸣不平，这是“一种德性”，“一种责任”，“一种情操”。柏拉图的这种思想与中国的孟子不谋而合。孟子的“恻隐之心”、“怜悯同情”，就是人的“一种情感”，“一种责任”，“一种德性”。
与孟子的“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不谋而合的是两千年后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他说：“觉察缺点，是灵智存在物的本性。因此，大自然使我们有羞耻之心。这就是我们的缺点，觉得羞耻。”对于霍布斯“人与人像狼一样，天生利己”的理论，孟德斯鸠批评说：“人类感觉到软弱，又感觉到需要，所以自然法的另一条就是使他去寻找食物。我说过，畏惧使人逃跑，但是互相畏惧的表现，使人类互相亲近起来。……霍布斯认为人类最初的愿望是互相征服，这是不合理的。权力和统治的思想，是由许多其他思想所组成，并且是依赖于其他许多思想的。因此不会是人类最初的思想。”
亚里斯多德说过：“有人天生就是奴隶……而奴隶只是一种工具，并不是人。”从表面看，亚里斯多德的这种言论，绝对是主张人性恶的。其实不然。他在另一个地方却明确地说：“当人的善的本性，亦即理性超越统御恶的本性时，人才是高尚的人，伟大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类和世界的人。”
西方强调人性恶的学者较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基督教影响。他们以《圣经》为根据，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即“原罪”、“原恶”论。基督教的原罪论的好处是把人性之恶放在首位，要人们重视自己的罪恶，警惕罪恶的发生，从而去恶从善。其次，他们认为人自私自利，具有动物性的欲望，容易生恶（正是由于恶易善难，人们常常被一种现象所迷惑，把较易出现的恶认为是人的唯一的本质，而忽略了较难出现的人的善性一面）。因此，西方哲学突出人性恶，强调防恶、惩恶、止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创造出法律、制度等措施和理论以正人之恶性。英国民间有一谚语：“人行不义的本能，使民主成为必要；人行正义的本能，使民主成为可能。”
（三）
人性确实是生恶较易，行善较难。但难的东西，往往是好的东西。《罗马书》里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时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而不作；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这种身不由己的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恶易善难。人性善难恶易的原因有四：（1）善是理性，恶是利性。理性是要经过思考推理的过程，有时还必伴有情感的触动，方可决定；而利性呢，生活中的诱惑很多，恶行又可立竿见影，唾手可得，故多为贪婪者和年幼无知者所青睐。人在蒙昧状态下，利己第一。例如儿童见到好玩好吃的东西，不管是谁的，他就想据为己有；（2）善是付出，甚至是牺牲。不是血性方刚的性情中人，即使遇到紧急求救时，一般是不会干，或不会主动去干的；（3）恶是破坏，善是建设。摧毁一间房子很容易，搭盖一间房子难得多了。人有懒惰的天性，总是避难就易；（4）人的“恶”性启动较早，善性启动较迟，这是人生理发展的规律。人在原始幼年的蒙昧时期，有较多的动物本能。智慧知识的本能，只是掺和着伴行。因此可能恶较多，善较少。孟德斯鸠说：“当人在自然状态的时候，他最初的思想绝不是推理的思想，他应当是先想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人的善恶本性出现的迟早，并不排斥它们都是人的潜存的天然本性。就像双胞胎兄妹一样。先出生的哥哥和后出生的妹妹都具有人所具有的共同基因。人的恶性启动较早，只是权宜说法。有人说：“没有恶，也就没有善。善的概念只存在于恶的对比之中。”人的善性概念出现之前，没有恶的概念。只有人的善性诞生了，恶的概念才被界定。善和恶的认知，应该是同时出现的。
尽管人性善难恶易。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彰显的一条真理是，人的善性总在不断地向人的恶性挑战。人类如果不想自我毁灭，他们就必须理性，包容，公正，忍让，乐观，友好地和平共存。而尽量避免使用强力、暴力。人类是不会毁灭的，我确信。
（四）
人类总在知难而进。人类社会千万年来的历史进程已经表明了自身不断的文明进步。人类从刀耕火种，到机械化栽秧割稻；从牛车油灯，到霓虹灯、汽车；从烽火台、鸡毛信，到手机电脑、无线上网，以至宇宙飞船奔向火星。为了防止人性之恶的作祟，特别是防止权力恶性的出现，人类发明了宗教、道德、法律、制度、伦理、风俗、习惯等等对应之术。人性之恶曾使一些人误入歧途，作恶多端，但人性之善，让更多的人分清是非，弄懂真伪，远离邪说和不义之利，能理智、忍让地和谐生活。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漫谈太平洋》。他写道：“人类的理性已经提高，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人类在进化。”人的智慧思维和创造，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所产生的疑难问题，因为大家都要生存。事实证明，人性善不断地占据上风（优势），人性恶不断地走下坡路（劣势）。人类在文明的进程中即使会干些蠢事坏事，即使有长乐之战秦杀赵兵四十万，秦亡时项羽又坑杀秦俘卒二十万人；即使二十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即使大饥荒、大清洗在少数国家致使千万的无辜者丧生，人类文明却依然不可阻挡地继续前进。人类社会生活的和平时间仍然比战乱不安、灾难深重的时间要长。人不是愈来愈少，而是愈来愈多；生活不是愈来愈坏，而是愈来愈好。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干愚蠢的事会不断减少，对历史的悲剧会总结经验教训。二战后的六十多年，世界相对平静稳定。尽管美、苏严重对立，大的冷战，小的热战时有发生，尽管有预言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每二十年必有一场大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周有光说，苏联解体并没有扔原子弹。人的头脑毕竟是清醒冷静的。广袤大地硝烟味越来越少。虽然暴力与战争还存在，但它的范围小了，它的价值走向也不同了。
当然，止恶扬善不会一帆风顺。当人们为利益和认知发生冲突时，特别是双方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而争执不下时，怎么办？怎么解决矛盾？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邻里纠纷，这就需要尊重事实，信服真理，权衡利弊，互作忍让，善意妥协，不作争强好胜的莽汉，不作唯利是图的财迷。当今世界，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认知的纷争，大多已得到和平解决。虽然还有不少国家之间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俄国和日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日本和中国，韩国和日本……等等。但总的趋势是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那种像希特勒、东条英机公然向别的国家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事，恐怕是不大可能发生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任何问题，都要以协商、谈判的和平方式解决，不可以暴力战争的方式解决。冷静而不冲动，是人性善的最大亮点。
（五）
最后，对几个问题加以驳正。
一、荀子从人性唯恶论出发，说“好荣恶辱，君子小人之所同”，是片面的。由此得出结论人性只恶不善，更是错误的。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对荣辱利害的取舍有相同之处，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更多，是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的。某甲（名利小人），你给他一个科长位置，叫他扫厕所三天，给局长老婆打洗脚水，他可能立马行之；某乙（流氓小人），你给他两万元，叫他去把某人打残废或干掉，他可能也会动心。这种事落在一个正直、诚实的人身上，他恐怕是不会干的。中国历史不乏先例。伯喜丕贪婪，孟尝慷慨；易牙杀婴取宠，豫让斩衣之跃，都是小人与君子在荣辱利害关系上的天壤之别。石敬塘当儿皇帝，汪兆铭当汉奸；陶渊明宁可回家种田，也不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宁死不屈，留取丹心，你能说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吗？
二、有人说，欲望是人性恶的根源。虽然不错，但只对了一半。不能说人有欲望，其本性就只恶不善。人没有欲望是不可能的。损人利己（如侵犯、偷盗）实现欲望，恶才出现。人以自己的劳动、智慧，自耕自种、渔猎豢养，实现欲望，有什么恶呢？不但不恶，而且是善。只有不耕不种的懒汉，不劳而获，贪婪使坏去实现欲望，才是恶的表现。欲望还可分两种，正当的欲望和邪恶的欲望，也要分析。
三、近来美国有位名叫弗朗斯·德瓦尔的学者，写了一本书《黑猩猩的政治》。这本书也许是有趣和有用的，但他引用珍妮·古道尔的黑猩猩会利用工具的观点，来证明人与猿没有根本区别显然错了。他用移花接木的方式，把别人正确的结论，硬安到自己的错误结论上，更是荒谬绝伦。德瓦尔将低级的生物智慧与人类的高级智慧划归为同类项，其论据不堪一驳。他说黑猩猩不但会利用工具，还会审美，还有语言，因此和人是同一族类。多么别扭！黑猩猩有语言，鸟类也有语言；黑猩猩会审美，狗不但会站立行礼表演，还会算术；黑猩猩会利用工具，海獭也会用坚石砸碎果壳取肉吃……。人类到底是与猿类没有根本区别，还是与鸟类、狗类、海獭类没有根本区别呢？！
珍妮·古道尔说：“人类与猿类是根本不同的两股道上跑的车。”德瓦尔偷梁换柱，完全曲解了珍妮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