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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民居传统雕刻题材“郭子仪上寿”在不同区域民居中呈现不同的形式，本文重点列举了福建民国民居的杰出代表永春“李家大院”福兴堂中的两幅作品、安徽承志堂后厅梁枋的“郭子仪上寿”图案及广东省博物馆馆藏“郭子仪上寿”木雕花板等四幅图例加以分析比较，解读其中的图案语言与象征意义。
【关键词】 郭子仪上寿；雕刻艺术；文化形象
[中图分类号]J3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木结构，在千百年来的演变中，它们形成了与木结构相适应的外观形式与平面装饰。各地的能工巧匠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利用木构建筑的空间形态对其进行了巧妙的艺术加工，制造了千姿百态的花纹样式，极大地美化了各类建筑，丰富了建筑的精神文化内涵，增强了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艺术表现力。不同地域间的建筑装饰形态存在着共性与差异，在装饰的艺术风格、表现方法与技艺特点等方面各具特色。
本文选取民国闽南建筑永春李家大院“福兴堂”建筑中的“郭子仪拜寿”题材的石雕与木雕装饰图案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将它们与徽派建筑和潮汕建筑中相同内容和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探讨在建筑装饰中“郭子仪拜寿”题材的变化和差异，以求管窥闽南、潮汕、徽州这三地建筑装饰的技艺特色。
一
著名史臣裴垍对郭子仪有着“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舍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的极高赞誉。郭子仪一生长寿，历经武则天、中、睿、玄、肃、代、德七朝，名满天下。为臣，忠心无二，尽职尽责；治军，恩威并施，颇受爱戴；护国，收复两京，平定安史；当家，夫妇和睦，子孙品端；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堪称福贵寿考史上第一完人。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郭子仪这一人物形象从史书里脱颖而出，成为戏曲、绘画等艺术创作中不可多得的完美题材，成为民间认同的福、禄、寿、喜、财完美统一的象征形象，与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结下了深厚的关系。由于这一形象包含着家庭世代平安吉祥、积善行德、吉人天佑、多子多福、夫妻和睦、子孙品端等寓意，他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民居传统雕刻题材的传统视觉象征符号之一。
“郭子仪拜寿”这一传统题材之所以能传承上千年不变，体现了民间对中国文化吉瑞内涵的共同认识。汉宝德先生说过：在中国的文化里，建筑并没有客观存在的价值；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完成主人的使命。除了居住的功能外，建筑是一些符号，代表了生命的期望。[1]27先不判断这段话是否偏颇，但说建筑反映了人类对生命的期望是毋容置疑的。可以说，国人对建筑风水的重视从古至今不曾衰弱，他们研发了复杂繁琐的风水理论，指导着建筑的选址、朝向、布局、动工等等。在建筑本体的建造上，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寄托于种种晦涩玄虚的风水理论和扑朔迷离的风水秘术，而表现到建筑的外在，这份强烈的期望就演变为建筑的装饰。中国人喜欢幸福，喜欢圆满长寿，这和西方的悲剧色彩是截然不同的。中国人不仅珍惜万物生命，而且更加讲求延续自己的生命，并且还要福禄双全，于是在这种“好生恶死”的文化大背景里诞生了特有的建筑理念。这里，“福禄寿”的体现实在是轻忽不得的。如何体现？最显著的就是通过建筑的装饰来表达，通过装饰这种语言，建筑才能在除开遮风挡雨的功能外熠熠生辉地获得永恒的生命。
“郭子仪拜寿”这一题材表现的是郭子仪夫妻七十双寿诞中合府欢腾的场面。而这种情景场面的背后，是著名典故“打金枝”——郭子仪七子八婿个个为官，都前来为二老庆寿，惟六媳自恃公主身份，不来拜寿。六子郭暖回宫斥妻，怒打公主一巴掌。公主大恼而告唐皇。唐皇为教训女儿，假意要斩驸马，令公主后悔莫及。郭子仪闻报绑子上殿请罪。唐皇为抚慰良臣，非但不降罪郭暖，反为其加冠三级，把郭子仪感动得涕泪交流。由于父教有方，小夫妻俩重归于好，并携手同往汾阳府拜寿赔礼，郭家合府上下欢腾。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善始善终，唐皇的判断，郭子仪的举措，让整个故事在庆寿的喜乐气氛里还多了些教育与警醒的意义。
二
（一）安徽承志堂后厅梁枋的“郭子仪上寿”图案
安徽的承志堂，建于1855年前后，为清末盐商汪定贵住宅。其富丽堂皇、精雕细作的建筑装饰的艺术价值在皖南古村落中首屈一指，堪为徽州雕刻文化的杰出代表。
此幅木雕图案位于承志堂后厅梁坊，整根横梁只在中段用弧线圈画出雕刻区域，两端保持木材本色而无雕饰，通体大气、洗练。中段雕刻部分在构图上采取中景，范围较宽，画面中人物及其活动交代得清晰明了，这样的构图形式，加深了画面的纵深感，对场景的叙述有条不紊。整个图案的布局直奔主题，用一种开门见山的手法抓住代表性人物及事件的主要特征，通过简约的手法勾画了“七子八婿”浩浩荡荡地给郭子仪拜寿的重大事件，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艺术感受。整个画面的装饰效果虚实结合，上半部深实下半部浅虚，侧面呈外弧内斜状与外部浮雕契合，上下深浅对应形成一种特别强烈的光影效果。观者的视线一下子就能被上半部的深雕中的主题人物吸引，而下半部的浅雕中人物的衣袍底则在较弱明暗对比中显得轻盈流动。
（二）广东省博物馆馆藏“郭子仪上寿”
木雕花板在广东一带是一门源远流长的民间手工技艺，由于大多施以金漆，所以也称“金漆木雕”。
这幅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清代潮汕木雕“郭子仪上寿”花板刀法细腻，采用了多层镂空的雕刻技术，在一块木板上刻画了前、中、后景，显出了多层次的效果。其构图安排巧妙，穿插合理，缜密不乱。作品依据楼阁分为三层，借用中国画构图中特有的散点透视原理进行了巧妙的布局——第一层为主题部分，着力表现了主人公郭子仪夫妇安坐府中受拜的欢乐场面；第二层刻画了往来王府庆贺的众人，骑马的、鸣锣的、开道的，最边角还有放炮嬉戏的孩童等等，热闹非凡；第三层为马上传捷报的府衙及悠然劳作的樵夫，人物神态各异，惟妙惟肖。全幅画面穿插草木枝丫等配衬景物，使得三组画面连续流畅、排径生动，使原本没有太多关系的不同人事融进一幅作品而不显得突兀。
（三）永春李家大院的雕刻《郭子仪拜寿》
李家大院的这两幅雕刻作品，其中一幅是位于李家大院入口正门门额上方门楣处的石雕。由于石材加工雕刻的难度所限，这幅构图简洁明了，仿佛只摄取了一个中景镜头——人物虽少，但神态动作等无不栩栩如生。另一幅是位于李家大院正厅左柱梁枋处的木雕，其场面宏大，如同一幅全景画——人物繁多且构图顺序等稀疏有致。二者分别体现了福建惠安石雕工艺大气干练和永春木雕工艺的精益求精。
门额石雕一改传统端庄气度，夸张地将场景门楼化为大幅度的圆弧状，形成一种鱼眼镜头的吸纳效果，在这方寸间巧妙交代了汾阳府的规模，这样的手法在以往的“郭子仪上寿”题材中还是前所未见的。画面中，郭子仪也非端坐正中，而是豪迈地侧向捋须，动作神态无不体现着为李唐王朝马上立功的大将风范。全幅画面人物分布及配景、背景左右对称，一共雕刻人物十三人，他们动态自然、衣袂飘然，虽和同题材作品比较人数较少，但其刻画细致入微，连侍女手中羽扇的塑造都纤毫毕现，人物的衣着头冠等更为精细。
枋上圆光木雕以长卷式平列铺陈，三段式刻画故事场景，居中为故事情节中心，郭子仪夫妇坐于汾阳府中接受众人拜贺，左右两端场面人物和楼宇比例较之中段渐变，视觉上形成“疏——紧——疏”的关系。整幅作品人物众多、仪仗繁复、道具杂陈，与潮州工艺相似处在于都用花木穿插其间连续画面。其工匠浅浮雕、高浮雕和透雕的手法综合到一起使用，在画面上营造多个纵深层次，形成深浅明暗不一的光影视觉效果。在这幅作品中不同层次活动的人物情节、人物的服饰和彼此间的相互关系，都很容易让人想象到汾阳府中冠盖云集、气氛热闹的场面。该作品纷繁复杂，勾勒纤细，层次丰富，形象逼真，充分体现永春木雕工艺精雕细作的传统与华丽辉煌的艺术特色，是一幅难得的民国工艺精品。
这几幅“郭子仪上寿”题材的建筑装饰雕刻作品，不论是石刻、木雕，还是绘画以及其他形式的表现手法，都以写实为主，并做到主题明确、造型生动、精致入微、精彩绝伦，具有极高的建筑审美价值。虽然南北风格不同、表现手法有异，但它们都与当地建筑风格极为协调，并成为建筑中体现人文精神的典型。
结 语
以上三组“郭子仪上寿”题材的建筑装饰雕刻作品，其产生年代相差不过百年，以安徽承志堂建筑年代1855年为最早，永春李家大院1942年为最晚。可见“郭子仪上寿”这一题材还是得到了蓬勃发展的，并且从北到南其表现形式及构图组合都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烙印。而李家大院的工匠们，在民国末年战乱的岁月里，继承传统雕刻风格并结合自身深厚的传统技艺，在福建的深山之中使其迸发出新的光辉。传统的装饰题材活跃在闽南建筑的各个部分，其丰富的艺术内涵和表现手法对当今的环境艺术设计等依然具有很高的启发和参考价值。“郭子仪上寿”的题材在中国古典建筑装饰中产生了很大的衍生和变化，其漫长的历史让人很难再去深究源头，但其对世代平安、积善行德、吉人天佑、多子多福、夫妻和睦、子孙品端的祈求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其古老的意义内涵和各种完美的构图方式成为中国文化甚至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汉宝德.国建筑文化讲座[M].上海：三联书店，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