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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社会的文化活动实质是人生命状态的外显形式，是人类与自然环境以及人类之间互动关系的总和；交流、融合、相互吸纳是文化得以延续的基本方式。泉州宗教和俗信石刻是泉州作为“世界宗教大花园”极为重要的实物证据，它在精神层面上深刻体现出“和谐互融，多元并存”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对当今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和谐世界”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泉州；宗教和俗信石刻；和谐互融；多元并存
中图分类号：K92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1)06—0172—05
文化生态学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某个特殊自然与人文地带上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替而产生的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的综合体。它是这个地区人的思想、行为与活动产品的总和，也是人们研究和理解这一区域各种人文现象的前提。自然环境，通常是指环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包括地形、气候、土壤、河流山川、动植物、矿产资源等。它们是人类存在的自然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必要的物质条件。“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句民谚一语道破了传统中国人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对其文化艺术、整体民族性格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学者王宁宇认为，每一种文化的生态系统，都是由有生命的部分和非生命的部分组合而成的：有生命的部分可以被理解为具体的人；而非生命的部分，就不仅仅是阳光、空气、水分、土壤等自然原生态的东西了，它包括许多更为复杂的其他因素，譬如这种文化所依存的地理环境(山林、原野、农村、城市、内陆、海岛等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游牧、农耕、商业、大工业生产等经济运行方式的不同特点。
美术作为人类文明和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视觉样式风格的衍化、融合必然会受到由自然环境所规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在其中不断嬗变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的影响。例如，在黄河流域不断有大量史前彩陶被发现，但却很少有纪实性岩画的发现。其原因就在于厚厚的黄土层为制作陶器提供了先天的物质基础，且与制陶工艺密切相关的北方史前文化也因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稳定性而形成了深厚积累，并对人们的民族性格和审美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史前陶器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稳重、忍耐、谨慎、不偏不倚的中庸心态。与中原陶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多元宗教并存的文化生态影响下而促成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泉州宗教石刻艺术，其多元并存的风格样式不仅是该地区民众宗教信仰变迁历史的反映，也是当地不同宗教族群人们和谐互融、开放进取的民族性格在石刻艺术上的反映。
关于泉州宗教石刻的研究，泉州地方史学者吴文良先生苦心孤诣著成的《泉州宗教石刻》一书，汇集了他数十年关于泉州宗教石刻研究的成果；其后又有陈达生、陈恩明编译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增补了有关伊斯兰教石刻的新发现。这两本专著为研究泉州宗教石刻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了进一步明晰泉州宗教石刻样式风格的形成及其与当地自然环境、人文生态环境的联系，本文试从文化生态学视角对影响泉州宗教石刻样式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取向予以探析。
一、泉州宗教、俗信石刻多元风格样式形成原因
泉州宗教、俗信石刻数量众多，题材丰富。这些石刻为探讨泉州唐、宋、元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泉州港在国内外所处的地位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泉州宗教石刻主要有伊斯兰墓碑石刻、祈风岩壁石刻、寺庙建筑装饰石刻等种类。但各种类型石刻在图案、文字、形制上不断突破原本严格的教规，大胆融合借鉴，最终形成具有泉州本地特色的石刻艺术样式。
泉州石刻艺术独特的美学品格形成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人文和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古代闽南人生活态度与审美意识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庶的反映。例如，今天闽南南派的石狮大都以泉州本地所产的质地较韧、便于精雕细琢的灰绿岩、青岗石为材，在造型上所呈现出的温顺、喜庆面目即是一例(胸前披彩，足抱彩球，体态轻盈，嘴巴张开，表情或温顺或啼笑)，由其原本的威武、凶猛一变而为和蔼可亲，因而被人称为“笑狮”，这完全与当地人民开放、乐观和富足的生命、生活状态相呼应!而与其有显著区别的中原北派石狮则多取材于质地较硬、不易雕琢的白花岗岩；其造型姿态多呈蹲伏状，或体量巨大、昂首挺胸，象征皇权的威武和震慑力(以唐陵石狮最富代表性)，或体量较小、造型憨拙，兼有装饰和实用价值(例如陕西的炕头石狮，装饰和防止小孩坠地的作用兼具)，仿佛能使人感受到当地“水深土厚”的生存环境和艰涩的生活状况。由此可见，任何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审美取向都可通过石刻艺术样式得到具体的反映。
负山跨海、遍地石材的自然地理环境无疑为泉州宗教和俗信石刻形成奠定了先天的物质基础。但如果我们突破这一立足点，再从“人文生态”的角度加以探析就会发现，泉州宗教、俗信石刻艺术样式及文化价值取向更重要的来源应是在这里长期交汇的诸多中外宗教和俗信文化。多种宗教盛行的情形在泉州持续了唐、宋、元三个朝代，超过700年，这些外来宗教在传播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与当地主流宗教融合的现象。泉州土著居民的人数很少，大多是历代移民的后裔，也有一部分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以泉州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必然的。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信徒，在泉州都可自由信仰、自由传道。各种宗教和平共处，既各自发展，又相互交融。诸多宗教和泉州本土民间宗教交相辉映，形成泉州独特的宗教文化特点。泉州是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曾有“东方第一大港”美誉。“由于在商品贸易中渐渐养成的开放性格，使人们形成了开放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异域民族带来了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含天主教)、犹太教、婆罗门教(印度教)，就连影响较小的波斯摩尼教也在泉州找到了立足点。外来宗教与长期流传于泉州的本土道教、儒家文化以及其他民间俗信和平共处，使泉州成为一个“世界宗教历史博物馆”。“不过总的来说，传教的影响远不如贸易(的影响)来的大”。长期稳定的贸易关系使各个宗教族群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也促使他们在宗教信仰、价值追求等方面互相包容、和谐共存；另外，所有的宗教都有着济世救人行善的主张，这也是它们能在古泉州求同存异、和谐相处的原因。这些无疑是泉州宗教和俗信石刻艺术在样式上多样、多元且和谐并存的重要原因。
二、泉州地域自然环境与历史人文生态对泉州宗教与俗信石刻的影响
泉州宗教石刻的多元性与开放性与闽南的地域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地理意义上的泉州地区位于闽浙丘陵南部，是闽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境内地形结构复杂，山岭逶迤，丘陵连绵起伏，河谷、盆地错落其间；山地丘陵
面积占全地区总面积的80％。由于“负山跨海”的自然地理特征，闽南文化在长期的传承、演变历程中不断向泉州以外的东南沿海更大范围传播，包括台湾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山海经》记载的“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即是指远古的闽越民族生活在海洋的环境之中，自然就以渔猎为其主要生存方式。闽式民居建筑与台湾传统的民居建筑，其平面格局多半以“三合天井”型或“四合中庭”型为主，建筑材料也主要以红砖和白石为主、木构材料为辅(其主要功用是用于防御沿海地区的惊涛骇浪)，形成闽台民居建筑所特有的红墙白石构造样式，显著有别于“晋中大院”的低层建筑样式。此外，闽台两地的民间木雕、石刻、皮影、庙画等常常将与海洋相关的生活题材纳入，因此传统绘画中山青水秀、莺歌燕舞的宜人场面并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妈祖传说”、“临水夫人”以及“东游记”等内容。
负山跨海、少平原的地形特点使历史上泉州的农业生产无法和中原地区的先进农业文明相提并论。故地方志称泉州“跷确之地，钱镈镩难施”。人们只能依靠山海优势发展多种手工业。泉州各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石矿资源，青岗、灰绿、白岗、花岗等都是石雕的上等材料。其中花岗岩出露面积广阔、储量巨大，并由于耐酸碱、石质坚挺、纹理清秀而闻名中外；云母、石英质地均匀，易于散热，不易沾染、变色、风蚀，易于加工，更是非常优良的雕刻材料。这些丰富优质的石资源为泉州石雕、石材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人们很早就充分利用裸露的遍地岩石发展石雕工艺，泉州地区流行的古谚语“险礁难过，石头难凿”就是对这里居民生产、生活状况的形象说明，同时也说明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有石匠对石材进行开采加工。另外，闽南地区多雨、潮湿，年平均雨日达107—167天，且暑季炎热，所以自古以来在建筑中常常以石代木，而且多以白石或青石为建筑材料(白石在梅雨季节不返潮，雨后易干，在盛夏则散热快；青石颗粒较细，一般使用在建筑的台基、台阶、柱子、柱础、门框、窗框等)。在泉州境内，现在可以查证的最早石雕作品是闽南惠安涂岭九龙岗的晋代晋安郡王、开闽始祖林禄墓；其墓“前有石冠石笏，后有石羊石马”。石雕带有浓重的魏晋雕刻风格，被公认为闽南石雕的源头之作。另有泉州惠安盘龙山唐末威武节度使王潮墓室(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仍保存较为完整)，其石雕兼有文官、武士、马、虎、羊、华表等圆雕和莲花浮雕，是石雕艺术和石材建筑的完美结合。
三、泉州宗教和俗信石刻艺术蕴含的多元和谐文化价值取向
外来宗教与本地人们宗教信仰的互相融合使泉州宗教石刻最终形成多种风格并存的艺术面貌。最初，各种教派按照各自教门和民族的文化特点兴修教堂、寺院，营造邸宅，修建坟墓等，但在宽容和谐的氛围中不同宗教族群的人们在商贸、文化、日常生活上长期相互影响、协作甚至依赖，其宗教、艺术、生活习俗等也不断交汇和融合，因而在宗教建筑、日用装饰，尤其是在寺庙、陵墓的石刻的样式上，不断突破原来的教规而逐渐互相借鉴和融合，形成众多彼此认同的艺术样式。现今诸多被发掘的宗教石刻即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始建于唐代的泉州开元寺建筑雕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该寺许多石雕都是毁殁于元末明初泉州的“番教寺”(中国迄今发现的惟一印度教寺庙)遗物。其大雄宝殿近百支造型风格多样的石柱、殿前月台的须弥座式台座、中部及东西两侧汲取印度雕刻工艺而成的72幅狮身人面青石浮雕等，都是中国和印度建筑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开元寺石雕佛教神话故事图的内容多源自印度教，但其人物装束及周围环境的布置却已全部汉化，且表现方式多为中国绘画雕刻的传统手法，颇有宋代雕刻的艺术风格，堪称中西合璧(见图1)。
该寺里的东、西两塔全用本地所产花岗岩石料做成，塔身花岗岩佛像雕刻共计160尊，姿态如生，百相纷呈，所讲述的既有彰显仙佛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宗教故事，又有颂扬传统忠孝节义伦理观念的民间传说或传闻轶事；画面传统图式和外来因素兼具，尤其是其浮雕在平面内注重通过线条来组织画面，使线条发挥了极强的表现力，从而形成了“气韵生动”的画面效果。雕刻在大雄宝殿后廊的两根青石柱(元代被毁的“番教寺”遗物)也很能体现出中外融合的艺术风格：四边形柱面上既刻有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地流传的印度教神话故事，也配有中国的传统图案花纹，两者相得益彰。令许多人讶异的是，在开元寺大殿梁上的木雕既有佛教的“飞天乐伎”，也有基督教的天使“安琪儿”。此外，泉州晋江丁氏穆斯林宗祠是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丁氏穆斯林元末避乱迁居晋江，开创基业。他们与汉人和睦相处并接受汉文化影响而确立了祖先崇拜的观念建造宗祠(宗祠是汉族传统宗法制度的载体)，并采用回汉融合的建筑布局和装饰，充分体现两种文化并行不悖、和谐并存的特色。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的200多方印度教寺的石刻构件，图案也均来源于印度教的经典，如大象与蜘蛛争斗的故事、毗湿奴骑金翅鸟现身救象的故事、湿婆妻子化身护卫“林加”的故事等等，内容神奇而丰富。这些石雕的内容和风格与公元13世纪南印度及锡兰的波罗那艺术几乎完全相同。印度学者曾对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镇馆之宝“毗湿奴造像”与印度摩杜罗博物馆的神像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者竞如出一辙，以至于印度著名学者库玛拉斯瓦米怀疑泉州的毗湿奴造像源自印度。其实这些印度教雕刻杰作的题材和形式多为侨居于泉州的外国僧侣授意，然后由泉州的地方工匠雕刻而成的。
陈列于泉州海外交通历史博物馆的一方伊斯兰教墓盖石底部的须弥座造型和线条与泉州开元寺双塔底部的须弥座造型、线条相似，明显地揉合了多种宗教和中国传统艺术图案的成份：另一方名为“莲花天使图”的基督教墓碑上清晰可见带有耳环装饰、络腮胡须的蒙古人造型，但却被工匠塑造为圣经中披着轻柔的罩袍在十字架与华盖的两侧的天使形象。莲花天使图的图形模式来源于波斯，是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从波斯传人东方的，明显带有萨珊艺术风格，且经过伊斯兰教的艺术改造而发展为一种具有东方化的雕刻图案样式。
泉州宗教石刻艺术是外来宗教、本土宗教和俗信文化相互融合而发展形成的极具地域特色的艺术形式，这也已被保藏于泉州的其他地方的许多石刻遗存所证实。20世纪30年代以来，吴文良先生从被拆的泉州古城墙发现、搜集了22方“刺桐十字架”石刻。那些头戴王冠、身着僧服，或飞翔、或振翅的天使形象，既有西方古典雕刻手法的流韵，又具有叙利亚、波斯或亚力山大学派的艺术风格；天使的趺坐姿势、夸张的垂耳又分明是中国佛像雕刻上的常见造型，而围绕其四周的瑞云、海水、火焰及莲花座等则充斥着中国佛教与道教的文化符号。另外出土的数百方伊斯兰教石刻和墓盖石上都雕刻着各种图案，除了云月图案、几何图案为伊斯兰教所特有以外，其它如花卉、枝叶等与在当地发现的古基督教、
印度教、佛教、摩尼教等石刻图案几乎完全一致；石刻的文字以阿拉伯文为主，部分为波斯文和突厥文，有的}昆杂着汉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于同一碑中(见图2)。
四、结论
闽南是大陆传统“黄色文明”向海洋“蓝色文明”的过渡地区。历史上“衣冠南渡”带来的中原文化，在与闽南海洋环境中发育成长起来的多种海洋文化碰撞、交汇和融合而呈现出新的特色。这种特色赋予了今天闽南文化宽容、博大、进取的“海洋性格”，并深深浸透到闽南社会的角角落落。明代泉州人李光缙认为儒家与佛教、儒家与伊斯兰教有相近的地方，如果从佛教、伊斯兰教中学习好的、有用的东西，那么都会有所得，反之，则得不到提高。正是这种宽容、包容的心态使许多外国商人、旅行家、僧侣荟集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荣景象。泉州宗教石刻看似各随己意构成，而无全面的刻意设计，形式没有统一的规格，但却深刻积淀着人们开放、宽容、和谐的文化价值取向。当代闽南人敢于打拼、进取、冒险的精神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人文渊源的。
作者认为，在文化生态学意义上，不同的宗教文化间固然存在竞争、对立和排斥，但更重要的一面是与之并行不辍的相互借鉴、吸纳和融合；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会使不同类型的文化“协同进化”，形成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新格局，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存状况、经济生活方式上的相互认同，原初各方互相斗争的副作用会趋于减弱，协同进化的能动性和精细性会愈加深刻。泉州露天的“世界宗教博物馆”跨越时空表现出一种超越宗教、注重生命存在状态的文化性格，这是一种作用于所有人的“宗教”，它并不借助于宗派的力量而能惠及社会各个阶层。泉州宗教、俗信石刻艺术在样式和风格上的融合发展，既是泉州诸多宗教族群在生活方式上相互认同状态的反映，也更是从文化到精神、道德、价值取向上趋于和谐互融的一个映射。这无疑对我们在当前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参考文献：
[1]王宁宇，从文化生态学漫议陕西民间美术[C]／／王宁宇，美术学文萃，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47。
[2]苏朝晖，古代泉州开放性文化形成的地理历史渊源[c]／／．许在全，泉州文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54。
[3]许在全，泉州民族与海上丝绸之路[c]／／林祖乙，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83。
[4]泉州府志[M]，乾隆版。
[5]朱家骏，宋光宇，闽南音乐与工艺美术[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340。
[6]杨钦章，泉州印度教雕刻渊源考[c]／／林祖乙，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