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风格极为古拙的独特艺术风格，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关于其艺术风格的成因，一直众说纷纭，笔者赞同霍去病墓石刻的形成与西域艺术有紧密关系这一观点，认为汉武帝的个人意愿是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的关键性成因，汉武帝的有可能要求工匠使用西域艺术对霍去病墓石刻进行雕刻。
关键词：霍去病墓石刻；汉武帝
1 研究背景
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风格极为古拙，这与同时代的雕刻艺术风格大相径庭。因此在学界，霍去病墓石刻的特殊艺术风格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学者们的解释有很多种：沈琍在《霍去病墓及其石雕研究的回顾及思考》一文中对学术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回顾与思考。郑岩先生在《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一书中也对学术史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
长期以来，霍去病墓石刻被研究者当作早期中国雕塑较具独特性的作品，许多学者指出，这些作品风格古拙，多以形取材并不同程度地保留有石头的天然形态，动物的四肢间也不予以凿空，较多地保留了石块原有的形态。
关于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说法很多。首先，很多学者将其归因为“时代风格”。但是这种归纳是不够完善的，郑岩先生指出：学界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将这种风格简单地概括为“时代风格”。问题是，这里所说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准确的年代学术语，而是一种意义宽泛的措辞。在这样的基础上，对风格、形式的描述难以落到实处，所以大量的文章只能套用“深沉雄大”、“气势磅礴”等词汇敷衍。与这种做法不同，我倾向于把这些石刻看作与特定年代、地域、人物、事件相关的作品，试图将其风格放置在更为具体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解释，从而将关于作品主题、形式等内部元素的探讨，与社会、宗教等外部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1]
因此，将霍去病墓石刻进行具体地、细致地分析是必要的，泛泛而谈并不能揭示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的本质。关于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我们需要结合历史背景、作品主题与社会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笔者认為，研究霍去病石刻艺术风格的形成不应该忽视霍去病墓石刻与西域艺术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考证《史记》以及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结合《史记》一书的具体写作风格，尝试为这一观点提出可靠的依据。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立足于当时军事情况，汉朝在霍去病时期积极向外扩展，虽然匈奴是其打击的主要对象，但是与匈奴临近且关系密切的西域同样会受到統治者的密切关注，一方面，汉王朝出于战争需要，对匈奴与西域的关系会加以重视，汉王朝统治者长期以来将西域视作“匈奴右臂”；另一方面，汉王朝在击败匈奴后，下一步的扩张对象就是西域。无论是为当前的军事作战还是为日后的军事作战考虑，汉王朝与西域的这种联系不可忽视。第二，霍去病作为对外战争的主要将领，取得了显赫的作战成绩，却又英年早逝，没有进一步开疆扩土、扩大胜利成果。这在汉王朝统治者的心里一定会存有遗憾。正如《史记》记载，汉武帝在霍去病墓修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虽然《史记》没有具体说明汉武帝是否指挥了霍去病墓前石刻的艺术风格，但是结合历史背景与《史记》写作风格，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汉武帝的个人意愿是霍去病墓前石刻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这可以合理的解释霍去病墓石刻不采取传统的雕刻艺术而采取少数民族的雕刻艺术。当然这种雕刻艺术在情理上是与匈奴有着很大关系的，但是与西域有密切关系的可能性同样也存在着。据史料记载，霍去病墓“为冢象祁连山”，祁连山临近西域，这便与西域产生了直接的联系，汉朝统治者是否会以此为依据，要求将西域艺术融合在了霍去病墓石刻之中，以寄托他的遗憾之情，这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第三，同时代汉王朝与西域中是否还出现了类似的雕刻艺术，汉王朝工匠是否存在掌握了西域雕刻艺术的可能性，西域工匠是否已经来到了中原。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证实，同样会成为霍去病墓石刻与西域艺术有着联系的重要依据。
在学界，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较少，并没有学者以汉武帝的个人意愿为切入点对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进行细致地讨论，这是本文的讨论意义所在。
在学术史上，一些学者将霍去病墓石刻风格形成原因与西域艺术相联系。首先，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关注度比较大，但是因为时代较早，没有提出非常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一观点。随后，国内学者们在新出土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具体表现为丝绸之路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使得霍墓及其石雕研究所涉及的背景因素及相关问题呈现出了新的研究领域。考古学家林梅村运用考古学与文字学的研究方法，相继发表多篇论文，探讨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的关系[2]。又在之后的论著中[3]，以考古文献为依据，提出关于霍墓石雕艺术源流的新观点。
滕固认为，“霍去病墓上的石迹不是突然产生的，是经过若干层次的发展而有此形式的”。但同时也指出，石雕“已分明地显示出外来的影响”。雕刻风尚与中亚的习惯有共通之处，其艺术形式如斯基泰西伯利亚区域的石物。
林梅村根据新疆克尔木齐草原石人的调查，认为其石人早期属于中亚奥库涅夫文化，而黄河流域最早出现石人的是李家崖文化，与卡拉苏克晚期石雕相同，李家崖文化向南是陕西淳化甘泉山，出土文物与李家崖有同类器物。由此引申，霍氏墓前立石来自匈奴习俗，墓前150余块巨石花岗岩有可能是送葬南匈奴人所置。对此林通雁则持不同观点，指出霍墓石雕并非承袭匈奴的做法，其造型风格与长安宫殿、园林石雕一致。复合体造型如立马、人与熊、怪兽食羊等借鉴了北方草原艺术品的造型样式。
王志炜在《西域草原石刻对汉墓石雕的影响——以霍去病墓前石雕为例析》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不够详细深刻。笔者将围绕霍去病墓石刻与西域艺术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探讨的重点在以汉武帝的个人意愿对霍去病墓石刻可能产生的影响。
2 汉武帝与霍去病墓石刻
关于霍去病墓石刻的史料记载，《史记》与《汉书》是不尽相同的。《史记》记载：“骠骑将军自四年军后三年，元狩六年（前117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汉书》记载：“去病为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元狩六年薨，帝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以去病尝破匈奴于祁连也。”可见，以汉武帝为首的设计者们将陵墓形制与陵墓主人的历史功绩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从这两段记载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汉武帝的个人意愿是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的关键性成因，汉武帝的有可能要求工匠使用西域艺术对霍去病墓石刻进行雕刻。
首先，《史记》省略了汉武帝赋予霍去病墓的特殊含义，《汉书》提示了我们汉武帝赋予了霍去病墓较强的引申含义。《史记》与《汉书》都记载了汉武帝主持了霍去病墓的建造，使得霍去病墓“为冢象祁连山”。然而《汉书》记载了“以去病尝破匈奴于祁连也”的“为冢象祁连山”的特殊意义，《史记》对此只字未提。可见《史记》中关于霍去病墓的象征含义的记载是很简略的。从史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规定了霍去病墓的规格、形式，具体到了“象祁连山”，这样我们有了联想的空间，汉武帝既然对霍去病墓的形态如此关注，那么同样也可以霍去病墓的艺术风格进行进一步的规定。司马迁与汉武帝同一时代，所掌握的历史资料更加充分，然而他略去了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的成因，班固距离汉武帝时代较远，但仍然补充了一些霍去病墓的象征意义，但是由于史料不足，班固无法详细的解释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的成因了。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霍去病墓石刻的特殊艺术风格应该是有汉武帝的个人意愿在的，只不过是被司马迁刻意省略掉了，否则时代较晚的班固没有必要对其进行补充。
其次，笔者提出这个猜测的另一个依据在于，汉武帝对西域的野心、對霍去病墓赋予特殊含义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霍去病墓的雕刻工匠，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工匠还是负责建造的司空，都没有太大的可能性想到给予霍去病墓石刻如此独特的艺术风格，也不太可能主动地将欧亚草原风格融入霍去病墓石刻的雕刻中。因此，霍去病墓石刻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按照常理，霍去病墓石刻不应该出现迥异于当时的艺术风格，而这种变化的关键应当就是汉武帝个人愿望的介入。
最后，霍去病墓石刻古拙的雕刻风格也同样是粗糙的，汉武帝对霍去病离世的哀痛是很强烈的。很难想象汉武帝会同意这种粗糙的雕刻。因此，汉武帝同意这种古拙的雕刻方式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这种雕刻艺术有着它的引申含义。
所以根据以上三点，本文在讨论霍去病墓石刻的过程中要把汉武帝的意愿作为讨论的重点，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导致霍去病墓特殊艺术风格的关键性原因。
如果联系具体石刻，我们不妨大胆的假设，霍去病墓石刻中马这一石刻形象出现了三次，是霍去病墓石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动物形象。而据我们所知，汉武帝为了得到天马，不惜对大宛发动两次战争，可见汉武帝对马这一形象的特殊喜爱。如果是汉武帝亲自选定或是批准霍去病墓石刻的内容的话，那么马出现次数如此之多的现象就很好解释了。
同样，我们也不当忽视记载这一事件的史家——司马迁。司马迁对待霍去病的态度对这段论述是有着重要影响的。学界一般认为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评价比较低、对汉武帝的对外政策不够认同。确实，司马迁对待当时将军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司马迁对李广极为推崇，却对霍去病比较排斥。正如黄震在《黄氏日钞》中感叹：“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司马迁的此种态度使得其对霍去病墓的记载比较简略，没有像《汉书》那样记载霍去病墓像祁连山的原因所在，也没有讲到霍去病墓石刻的独特艺术风格的成因，这就不足为怪了。另一方面，司马迁反对汉武帝侵略扩张的行为，倾向于文景之治的司马迁并不想对汉武帝建造霍去病墓时反应的战争意图进行详细记载。因此，关于霍去病墓石刻反映了其与匈奴的关系这一问题，司马迁并没有进行记载，同样，司马迁也极有可能略去了汉武帝对控制西域的用意的记载。
因此我们不妨提出两个联想。第一，司马迁出于对霍去病的不欣赏，对霍去病墓的具体状况的记载是不够详细的，比如，司马迁并没有交代霍去病墓石刻的特殊艺术风格。这也导致了后世学者对待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的各执一词。第二，司马迁所省略的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的问题仍然可以从《汉书》中找到答案。班固记载汉武帝“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以去病尝破匈奴于祁连也”那么我们就不难猜测到霍去病墓石刻的艺术风格也是汉武帝刻意为之，祁连山有着破匈奴的意义，又何尝没有进一步控制西域的意义？正如后来历史所显示的，汉武帝通西域，攻打乌孙、大宛，实际上汉武帝对西域的心思在霍去病墓的制作过程中已经体现了。马踏匈奴的石像雕刻中固然含有着打败匈奴的意义，又何尝没含有着攻打西域的野心呢？
联系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从时间上霍去病墓刻建造时汉王朝是有可能掌握了西域雕刻艺术的。
史书记载，在汉武帝时期，张骞以郎应募前往，路经匈奴，给匈奴人留住一年多。张骞逃到大宛。大宛派个翻译，送他到康居，康居再送他到大月氏。这时候，大月氏得了“沃土”，殊无“报胡之心”。张骞留了一年多，不得要领而归。[4]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回国的时间在元朔三年，早于元狩六年，在时间上，汉王朝在修建霍去病墓时是有可能掌握西域文化、西域雕刻艺术的。
无论是起初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还是后来汉武帝对西域地区发动的多次战争，都表明了汉武帝对于控制西域是很感兴趣的，霍去病这样优秀的指导人才的损失无疑对控制西域制造了巨大的遗憾。后来李广利的战斗失利更是证实了失去霍去病这样的军事人才的不良后果。汉武帝修建霍去病墓状如祁连山，《汉书》记载是为了纪念霍去病在祁连山对抗匈奴取得的战役胜利，可是汉武帝又何尝不怀有控制临近祁连山的西域的愿望呢？
参考文献
[1]郑岩：《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版，第20頁。
[2]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版。
[3]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99-158页。
[4]吕思勉：《中华史记》上，当代世界出版社，2014.01，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