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尧先生，湖南省衡东县人，原湖南师范学院地理教学法教师，曾任中国地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1956年，正值“地理教学法”被人们忽视之际，杨尧先生欣然承担本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且一干30年，直到1986年退休。
杨先生治学严谨，对本学科的理论研究尤为深入。他所撰写的论文均为上乘佳作。如“试论地理教育学”、“地理教材的分析”、“地理教学中正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均被同行专家评定为“理论佳作”、“立论上有创新精神”、“对提高地理教学质量和理论水平都有指导作用”等。首都师范大学著名教授褚亚平先生更作出如下评价：其论点是精慎的，作者有自己的见解和风格，并实属站在地理教学法科学高度上的佳作。杨先生对本学科的功绩突出，贡献甚多，本文仅就以下四方面略作阐述。
一、首提“地理教育学”
1904年1月13日，清朝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当时，本学科定名为“地理教授法”。1922年起“地理教授法”与其它各科“教授法”一道更名，称之为“地理教学法（中学地理教学法）”，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60年代，由于对学科教学法研究对象错误的认识，人们将各科教学法改名为“教材教法”，如“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中学数学教材教法”、“中学地理教材教法”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虽然上述名称只是课程名称，但实际中，本学科则出现了“中学地理教学法”、“中学地理教材教法”两个名称并存的局面。“十年动乱”结束后，地理教育进入振兴与发展的新时期。许多专家、学者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了较深入的研究，认识到“地理教材教法”这一名称并不确切。因而，本学科名称仍称之为“地理教学法”。
1978年12月，北京市地理学会召集部分高等师范院校地理教学法教师和有关专家，在北京通县召开座谈会[1]。在这次会议上，时任湖南师范学院地理教学法教师的杨先生首次提出将本学科定名为“地理教育学”[2]，并进一步指出“地理教育学”作为本学科的最高层次，其下一层次则为“地理教学论”。在我国，“地理教育学”、“地理教学论”两个名称首见于此。杨先生的上述提法，受到与会者一致高度赞赏。虽然，1986年之后，在国家教育部指令下，全国范围内大多将“地理教学法”更名为“地理教育学”或“地理教学论”，但在我国最早提出“地理教育学”这一概念的杨先生当属第一人。
不仅如此，后来笔者问及杨先生，为何要把“地理教学法”改名为“地理教育学”时，他指出以下三点：①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需要，使学科本身与其名称一致，做到名实相符。②为了与国际接轨，除苏联（当时还称为苏联）称学科教学法之外，欧、美、日本均为学科教育学。③“地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地理教育；“地理教学论”的研究对象是地理教学。但是，如果称“地理教学法”，其研究对象容易产生误解，如有人误将其视为地理教学方法。现在这一名称则可避免误解。
二、独著《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3]
一百多年来，我国中小学地理教育遗产非常丰富，但旧中国文献资料星散各处，搜求与收集不易。为撰写《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一书，杨先生除在湖南省图书馆、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收集有关资料之外，还两次去北京，并先后去武汉、南京、上海、重庆、山东等地图书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其中，尤以第一次去北京，既经历艰辛，又收获颇丰。
1984年，杨老先生已是66岁高龄。为著述《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他不顾年事已高，冒着酷暑，克服重重困难，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收集资料。当时，他住在北大防空洞的招待所，美其名曰图凉快，实则为单位节省出差经费，因为每天只需5元住宿费。他吃在学生食堂，早餐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中餐又吃两个馒头外加一杯白开水。他说，这样既省钱、又节时，中午可以不回宿舍，就在图书馆继续抄资料。1984年已有复印机，但是为了节约，他从不复印，而是整天抄写，整整抄了两个多月。他带回长沙两麻袋资料中，除个人掏钱买的，就是手抄的。从北京回长沙时，先生为了节省出差经费，不但不坐卧铺，甚至行李都不托运，自己用根粗扁担挑着两大麻袋沉重的资料，去挤公交、坐硬座。虽然已是8月底，长沙天气仍很炎热，当笔者去火车站接他时，只见他挑着两大麻袋资料，大汗淋漓、步履艰难地走来，笔者当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共55.9万字，分上、下两册，计6章，并有4个附章。作者在收集我国1840—1992年海量地理教育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整理，撰写成篇。该书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所叙述的均为历史事实，内容翔实，真实可信。所有分析、议论都有理有据，中肯、深刻。
1987年，杨先生应邀到首都师范大学，给我国至今惟一的“地理教学法助教进修班”讲学时，就是以《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一书的初稿为基础讲课。此书现已作为全国许多高师地理教育专业地理教学论研究生课程的教学用书。《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不仅填补了1840—1992年这一期间我国地理教育发展历史的空白，也为当时及后人研究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的地理教育提供了翔实、丰富的史料以及可靠的研究依据。笔者在参与多本《地理教育学》教材撰写中关于地理教育发展史的编写时，主要就是参照这一巨著。
1933年鲁迅先生说过：“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正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4]
三、倡导中学地理教材的微观分析
20世纪初，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一次全国性关于中学地理教学的研讨会上，笔者曾经作过大会发言。发言内容是交流备课时，教师要对这一课时的地理教材进行深入的微观分析，最主要是从教材的知识类型、内在联系、重难点、文字传统、图像系统、作业系统、智能因素、德育因素八个方面分析。后来，又将此内容纳入自己主编的《地理教学论》[2]。其实，这些都是继承和发扬杨先生的思想、理论。1982—1984年，本人是杨先生的助教。这段时间内，每当讲课，杨先生必来听课。课后，他必定把笔者叫到他家中小书房内，仔细评课，与其交谈。杨先生对学生讲课要求很高、很严，重点又在对教材分析方面。交谈内容几乎涉及到地理教育的各个领域，其中，多次特别讲到备课，一定要深入分析地理教材。他认为，对教材的分析，应当是中学地理教师重要的基本功。1984年，杨先生编写的《地理教学法补充教材》（油印稿）中，就要求从地理教材的知识类型、内在联系、重难点、特殊组合、图文结构、段落和层次关系六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四、注重乡土地理教学
1990年，全国地理教学研究会在福建厦门召开了关于开展乡土地理教学的研讨会。会后，笔者向杨先生汇报了会议精神。他很赞同会议的一些决定，并深入分析了三点。
第一，关于乡土地理的概念。他指出，乡土地理概念的外延就是要以县为单位。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如果以省为单位，范围太大，我国一个省级行政单位面积可达几十万平方千米，一个新疆就比欧洲10多个国家还大。范围太大，学生很难亲自考察，也缺乏亲切感。当然过小也不好。因为范围太小，很多地理要素都难以包含在内。第二，关于开展乡土地理教学的意义。他归纳了三个方面，一是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爱家乡、爱祖国的爱国主义情操；二是可以从多方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三是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有利于学生地理知识的学习。第三，关于开展乡土地理教学的途径。他指出，乡土地理教学应尽可能不少于12课时，要多开展乡土地理考察等实践活动。正是在杨先生的指导下，从1991年起按照厦门会议精神，在湖南省全省范围内开展多项乡土地理教学活动，如对全省乡土地理教学情况进行调查、要求各地编写乡土地理教材（后来全省共编90多本）、进行教材评优、乡土地理教学论文评优、督促落实乡土地理教学12课时、组织有条件学校开展乡土地理考察活动等。一段时期内，湖南省中学乡土地理教学活动开展得相当活跃。这些当然都得益于杨先生的指引。
今天，杨先生驾鹤仙去已近10年。他30年如一日地进行本学科的教学、研究工作，为我国地理教育事业所立下的突出功绩不可磨灭。杨先生的为人、做事，都是后辈永远学习的楷模。
参考文献：
[1] 湖南师范大学.《师范弦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2] 杨新主编.《地理教学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3] 杨尧编著.《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4] 鲁迅著.《淮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